第5章 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的欧洲

在社会的某个部门，当商业法则表现出最糟糕的情形时，集体行动和公众积极参与精神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免费医疗服务的建立就是一种成功的范例。

——奥纳林·贝文

我们希望诺基亚公司的员工感觉到，我们都是合伙人，而不是老板和雇主。也许这只是一种欧洲式的工作方式，但对于我们来说，它确实管用。

——约玛·奥利拉（诺基亚总裁）

欧洲人想要保证将来的生活没有风险，他们已经吃过了太多这样的苦头。

——阿尔封斯·凡尔普拉茨（比利时国家银行行长），1996年

当你还年轻，还是单身的时候，你适合去美国。

但当你上了一定的年纪，你还是应该回到欧洲。

——对匈牙利商人的民意调查，2004年

如果不带热诚或愤怒的情绪来观察，那么可以说，现代社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雷蒙·阿隆

20世纪末，欧洲形势迅速变得复杂多样：其地缘、国家和联盟组成的格局瞬息万变，欧洲大陆的两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前景和心态对比鲜明，欧洲大陆内外通讯和交流的发展速度突飞猛进，五花八门的错误划分使得原本清晰的民族或社会分野变得模糊不清，对过去的评判和对未来的预测仍无定论。这些都让人们更加难以认清何为集体经验。20世纪末的欧洲缺乏19世纪末所具有的同质性，这一点我们从人们对上一个世纪末充满自信的叙述中可以清楚看到。

虽然如此，但在各行各业仍能察觉到，一种显著的欧洲特征在形成。对于高雅文化尤其是表演艺术，国家依然积极扶持，至少西欧国家是这样的。每个国家的博物馆、画廊、歌剧院、乐团和芭蕾舞团每年的开支都完全来自于公共基金的慷慨拨款。“后撒切尔”时期的英国被误认为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例外，它通过国家发行的彩票减缓了财政部在文化扶持方面的一些经济负担。发行彩票只不过是另一种募集公共资金的方式，和传统的资金征收方式相比，甚至从社会意义上来讲是一种倒退。

这方面（所需）的公共基金数额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不禁怀疑国家是否有能力无限制地支付这样庞大的开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德国，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对这样一大笔的开支心存疑虑，因为通常一座德国影院或剧院支出的80%以上都来自公共补贴。然而，这一水平上的文化又代表各个地区所处的地位和门面，事关重大，所以柏林尽管经济停止不前，财政亏空，但仍不惜重金资助三座专用的歌剧院：德国歌剧院（前西德歌剧院）、国家歌剧院（前东德歌剧院）和喜剧歌剧院，其他还有柏林室内乐团及交响乐团。这些歌剧院和乐团都耗资巨大。法兰克福、慕尼黑、斯图加特、汉堡、杜塞尔多夫、德累斯顿、弗莱堡维尔茨堡以及其他许多城市也都一直在扶持许多国际一流的芭蕾或歌剧团，每年都承担着演职人员们的薪水、各类保险金和国家津贴。截至2003年底，德国总共有61.5万人被国家认定为全职的文艺工作者。

法国也一样，就连偏远的城镇，艺术（尤其是剧院艺术）都很盛行。这里主要是得益于文化部提供的政府基金，这些基金分配到地方直接对艺术进行资助。密特朗总统除了建造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和其他一些博物馆之外，对卢浮宫、巴黎歌剧院和法国戏剧院也投入了巨额资金，其数额之大是路易十四以来无人能比的。此外，还投巨资建立地方博物馆、地方艺术中心、地方剧院公司，以及全国性的电影院网络，其目的在于保存经典和推广现代电影。

然而在德国，高雅艺术具有让德国人引以为豪的世界主义特征（德累斯顿歌剧舞剧院的指挥是俄罗斯人弗拉基米尔·杰列维扬科，获得授权演出的舞蹈作品出自美国艺术家威廉·福赛斯之手，热情洋溢的观众却是德国人）。相比较而言，法国出资扶持艺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存和展示本国丰富的艺术遗产——法国文化的精粹。高雅艺术在法国一向被公认为具有寓教于乐的功能，所以在法国学校的课程中尤其强调法国戏剧的这一准则。简·布朗这位伦敦的女校长曾在1993年禁止学生观看《罗米欧与朱丽叶》的演出——因为这场戏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用她的话就是“荒淫无耻的两性间的”故事）。她的做法在法国是不可想象的。

虽然法德两国对文化的公共投资规模最为引人注目，其实欧洲每个国家都是支持艺术的主要的——通常甚至是唯一的——资金来源，在“文化”这个公共生活里最不重要的领域中，既不是欧盟，也不是其他私营企业，而是国家在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几乎是唯一的扶持者。就连在东欧国家（老一辈人仍清楚记得国家完全控制文化生活时所带来的恶果），依靠贫困不堪的公共财政拨款来扶持，仍是应付市场的致命冲击的唯一办法。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表演艺术虽然值得关注，但远没有达到令人振奋的程度，通常在技巧上来看颇有才华，但几乎都表现得一贯谨慎保守。任何在维也纳或者布达佩斯看过《魔笛》演出的人，几乎能看出这样的反差。然而在欧洲共产主义失败之后，虽然出现了大量低成本的实验作品——索非亚尤其成了后现代新奇的编舞和演出实验的温床，因为几乎没有资金来源，许多一流的音乐家、舞蹈家甚至演员都去了西欧。加入欧洲也可能意味着自己的国家变成了偏远之地。

另外一个原因是欧洲高雅艺术的观众现在都来自欧洲各国：大城市里的国立剧团的演出，拥有的国际观众越来越多。各个国家的新知识分子阶层已经欣然打算跨国界和跨语言去进行交流，正如（去其他国家）追求衣服穿着或事业生涯一样，他们有时间、有办法去自由追求娱乐和艺术熏陶。对一场戏剧、一次展出或一场舞剧的评论通常会出现在多家媒体的报纸上。一个城市里一场成功的演出，比如在伦敦或者阿姆斯特丹，常常可能会吸引远至巴黎、苏黎世或米兰的观众前来。

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新观众是否不只是穿着考究、真正精通高雅艺术，还是一个争论的焦点。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节，例如一年一度的奥地利萨尔茨堡文化节和联邦德国拜罗伊特定期举行的巡回演出，仍然吸引着一批老观众。这些观众不仅对演出的内容耳熟能详，而且也熟悉社交礼仪规范。但是总的趋势却是要不遗余力地在年轻观众中间普及传统作品（他们对经典作品和原作的语言通常是不大懂的），或者委托制作一些给新一代的观众看的创新的、浅显易懂的作品。

对于那些推崇时新歌剧的人来说，“新潮”的歌舞团和后现代的艺术表演都表明了欧洲文化场景的转变：朝气蓬勃、勇于创新、无视传统，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还深受大众欢迎。如此转变，倒是适合这个十分依赖公众支持、必须取悦广大观众的行业（的发展）。然而在批评者看来，伦敦的新的艺术场景（所谓“英伦艺术”）和法兰克福备受争议的威廉·福赛斯的芭蕾、巴黎不定期上演的由经典作品改编而成的荒诞歌剧一样，证实了他们的悲观预言，即这种艺术“越多越糟”。

由此看来，欧洲“高雅”文化之前曾经只是为了迎合它的恩主心目中传统的共同标准，现在却在利用一批新观众群的文化不安全感。这批人对文化糟粕和精华没有足够的把握去辨认究竟，但他们却对时尚的东西顶礼膜拜。其实并不像文化悲观主义者一贯宣称的那样，认为这种情形的出现是史无前例的。至少从莫里哀时代起，未受过教育的暴发户的焦虑一直都被用来作为文学和戏剧作品讽刺的主题。所不同的是，这一文化转型是全欧性的。从巴塞罗那到布达佩斯，观众群的结构现在都惊人地一致，舞台剧目也面目相同。对于批评家来说，这种现象完全证明了艺术和它们的顾客之间的恶性循环关系：为欧洲垃圾作品制造出了欧洲崇拜。

关系越来越紧密的欧洲联盟是否使其人民变得更加具有世界性，还是仅仅是把各自的狭隘性混合在了一起，这不只是《法兰克福汇报》和《金融时报》艺术版关注的问题。《法兰克福汇报》、《金融时报》、《世界报》，还有地位稍低的意大利的《共和报》，现在都是真正的全欧性的报纸，通常在欧洲所有地方都能看到。然而，大规模发行的小版面报纸因为语言和地域的局限，它们在各处的发行量都在下滑，英国下滑的幅度最大，西班牙下滑的幅度最小，民族传统不再像以前那样同流行的报纸杂志关系紧密（在这一方面英国又是例外，在英国国内，大众媒体煽动并利用了本国人民的恐欧情绪）。在东欧和西班牙，免费报刊杂志的长期缺失，意味着很多人尤其是不住在大城市的人统统错过了报纸时代，他们直接从前文字时代过渡到了电子媒体时代。

电子媒体尤其是电视如今对欧洲人来说是信息、思想和文化（包括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主要来源。电视和报纸一样，是和英国人的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媒体。英国的电视观众人数在欧洲占据首位，其次是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相对比较落后的东欧国家。虽然面临着地面商业电视台和卫星（转播）频道电视台的竞争，但传统的国有电视台仍然拥有数目相当巨大的观众群体。它们还极力效仿日报媒体的做法，急剧减少自己的国外新闻覆盖率。

因此，20世纪末的欧洲电视体现着一种奇特悖论。各国电视上播出的娱乐节目没有什么差别，引进的电影、电视连续剧、“真人秀”、游戏节目等内容在欧洲各地都能看得到。唯一的不同就是这些被引进的节目是否配了音（比如意大利）、添加了字幕或是仍保留原版语言（这种情况在一些多语种并存的小国家里越来越多）。电视节目的播出风格，例如新闻播报，非常相像，很多都是从美国地方新闻播报那里借鉴来的。

另一方面，电视又是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甚至狭隘封闭的媒体。因此，意大利电视一定是意大利式的，从它那过时的杂耍秀、生涩的访谈秀，到那些长相出众的著名主持人、拍摄衣着暴露的年轻女人时所采用的特殊镜头视角（都体现着它的意大利风格）。相邻的奥地利地方制作的脱口秀则体现着一种道德严肃性，剩下的几乎被德国的节目所垄断，但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瑞士（比利时也是如此），全国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电视频道，并用不同的语言播报不同的事件，而且各个地区电视的运作方式也迥然各异。

正像批评家所严厉指出的那样，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和自己的商业对手竞争过程中，已经摒弃了自己的美学追求和早期作为英国道德仲裁者及仁慈教育者的理想。但尽管立场保守（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还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英伦特色。你若是不相信，可以去拿BBC播出的节目和法国有线电视2台、法国电视1台相类似的节目做一比较，就可以发现，在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两个国家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无论是对学术热点或是政治热点也好，对当局或当权者也罢，它们的态度和半个世纪前一样，仍各有特点。在这样一个年代里，大部分的集体活动和公共组织都日益衰败，但唯有电视是人民大众普遍拥有的，它极其高效地发挥着加强民族特色的作用，同时又使彼此高度缺乏了解。

除了一些重大的危机事件，电视台很少会对邻国发生的事情感兴趣，而且现在甚至比以前电视的初始阶段时还要封闭。在那个时候，因为对技术的着迷和对邻国的好奇，电视台拍摄了很多外国城镇、海景的纪录片和实况转播等等。但是现在对大部分观众来说，欧洲完全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东西了，当然，麻烦不断、贫困不堪的东南欧除外。旅游和欧洲电视的其他节目早已“面向世界”了，它们的注意力已经投向了欧洲之外更远的地方，完全忽略了欧洲内部的其他地方，这样一来，那些属于观众原本应该熟悉的土地，现在却对他们知之甚少。

一些重大的公共场面，如法国的帝国风格公开葬礼，英国、比利时、西班牙或挪威的王家婚礼和丧葬仪式，“后共产主义”时期各国国内的纪念活动、总统致歉，等等，都只能算是地区性的事件，仅在本国内的各电视台向国民播报，其他国家关注的人很少。在欧洲，地方性的选举结果，除非具有重大意义或跨洲影响力，才会在国家级的大众媒体上播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欧洲人都对邻国发生的事情了解很少。这种对欧洲选举的出奇的淡漠态度不只是来源于对布鲁塞尔（欧共体和北约组织总部所在地）呕心沥血的工作所持有的那份怀疑和不满，它是大部分欧洲人身上那种非欧洲精神自然生成的副产品。

不过，全欧洲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体育运动。有一个卫星电视频道“欧洲体育”，专门用各种不同的语言转播各种各样的体育赛事。从爱沙尼亚到葡萄牙，每个国家的电视台都在体育赛事播出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即便这些赛事很多都是欧洲范围的，甚至经常没有本

地方或本国参加，他们也愿意转播。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人们对观赏性的体育比赛的兴趣与日俱增，而参与运动的人数却越来越少。在地中海地区的3个国家里，人们都对面向大众创办并深受大众欢迎的体育日报有强烈的需求，例如法国的《队报》、西班牙的《马卡报》和意大利的《体育报》等。

尽管许多国家以自己国家有民族特色的体育项目而自豪，如捷克的冰球、立陶宛和克罗地亚的篮球、环法自行车赛和英国一年一度的温布尔顿网球锦标赛，但以欧洲大陆而论，这些赛事虽然有时也能够吸引几百万的观众，但毕竟是小众赛事（环法自行车赛是唯一的现场观众人数在最近几十年来真正地不断增加的体育赛事），西班牙的斗牛比赛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增加收入的文化遗产产业而得到复兴，但对年轻的西班牙人来说并没有多少的吸引力。就连英国传统的夏季运动板球也滑落到了娱乐的地位，尽管英国也曾做过大量的努力，力图使它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和具有观赏性，但最终它也只能成为一个没有商业性利益的仅供娱乐的糟糕的5天比赛。要说真正把整个欧洲连在一起的，还是足球。

这种情况并非从一开始就如此。欧洲每个国家都有足球，但在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足球运动员只限于在自己本国内踢球。观众也只能观看本国的足球联赛。相对来说并不很频繁的国际足球赛，在一些地区被人们带有情绪地看作战争历史的重新上演。那时候，英国和德国之间，或者是德国和荷兰之间（波兰和俄国很少比赛）比赛的队员，没有谁会想到以后有《罗马条约》的签订，以及“关系更加密切的联盟”。这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欧洲各个国家的运动员相互之间并不熟悉。在场下也没有什么接触。1957年，威尔士的中锋队员约翰·查尔斯以闻所未闻的高价6.7万英镑从利兹联队转到都灵的尤文图斯队，这一历史性事件在当时成了英国和意大利两国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国的足球俱乐部里还几乎不大能看到外国队员的身影。只有在意大利，具有开创精神的足球俱乐部经理们已经开始四处猎取有天分的球员。50年代战绩辉煌的皇家马德里队对自己拥有像匈牙利人费朗茨·普斯卡什这样出类拔萃的运动员确实感到非常自豪，但他几乎没有代表性。这位匈牙利的前国家足球队队长，是在苏联驻军匈牙利之后，从布达佩斯来到西班牙的，后来加入了西班牙国籍。那时他和其他匈牙利球员一样，在国外鲜为人知。转折点出现在1953年11月，他带领匈牙利队在伦敦的温布利体育场比赛，对手英格兰队的一个队员说：“看那个小胖子，我们要杀了他。”结果匈牙利队以6∶3大获全胜，这是英格兰队首次在主场被打败。

这一代人之后，尤文图斯队、利兹联队、皇家马德里队等几乎所有欧洲的主要足球俱乐部都拥有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国的球员。一个来自斯洛伐克或挪威的天才球员，以前只能在捷克的科西策地方或者挪威的特隆赫姆地方拼搏，偶尔在自己的国家队里露一露脸。但现在他们却有机会加入大的球队，在英国的纽卡斯尔、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赢得出场机会和经验，同时还享有相当优厚的待遇。2005年，英格兰队的主教练就来自瑞典。阿森纳队——英国顶尖的足球队——在21世纪初是由一个法国人执教的。北伦敦俱乐部一线队的球员分别来自法国、瑞士、德国、瑞典、丹麦、冰岛、爱尔兰、荷兰、西班牙、巴西、科特迪瓦和美国，当然还有一些来自来英国国内。运动员、经理包括观众，都让足球成了不分国界的运动。诸如曼彻斯特联队等先进的俱乐部，利用自己辉煌成绩，将自我形象做了重新包装，这一行动无论是在近到英国的兰开夏，还是远至拉脱维亚的商业市场，在宣传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有这样一批足球明星，他们未必是最有才华的，但是却爱大肆炫耀自己出众的容貌、美丽的妻子和绯闻缠身的私生活，从而使自己能在欧洲公众生活和专门报道影视新星和小贵族的大众娱乐媒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大卫·贝克汉姆这位球技一般但十分擅长自我推广的英国足球队员在2003年从曼彻斯特联队转到皇家马德里队，这件事一时成了欧盟各国电视台的头条新闻。在第二年葡萄牙举行的欧洲杯足球赛中，贝克汉姆作为英格兰队的队长，痛失了两个点球，使英格兰队丢尽脸面，提早退出比赛，但他这种尴尬的表现丝毫也没有影响球迷们对他的热情。

更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英格兰队后来离开比赛，然而这并没有影响英国的电视观众对接下来的那些小国家之间（葡萄牙、荷兰、希腊、捷克）比赛的兴趣，尽管其中没有英格兰队。虽说国际比赛场上群情激昂，彩旗挥舞，队员们如狼似虎，观众竞唱国歌，但是人们对观看任何一场比赛的着迷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到了那一年夏天在葡萄牙的赛事最高峰时期，英国广播公司对比赛的转播仅在英国国内就吸引了2500万观众。欧洲杯的官方网站Euro.点击率多达4000万次，对赛事日程的网页浏览量达5亿次之多。

足球运动深受大众欢迎，自然是有充分理由的。作为一种业余运动，它体现了人人平等的原则。除了一个球以外，它不需要其他任何设备。任何人随处都能想玩就玩，不像网球、游泳、体操，要有一定经济收入的人才能玩，而且在许多欧洲国家还缺少那些必需的公共设施。无论你身材高大与否，对参加比赛都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而且这种运动也没有太大的危险性。足球运动在过去一直都是低收入的职业，是工业城镇的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们的一种选择。但是现在，它竟然成了穷小子获得成功过富人生活，得到很多利益的一条捷径。

而且，不管这些运动员多有才华、多受人欢迎，任何一个运动员个人必然还是自己球队的一分子。他们不可能像法国那位一直没有成功的自行车运动员雷蒙·波利多一样，成为一种得不到回报的民族热情的象征。足球也太过于直接，无法像美国的棒球那样被赋予太多的寓意。足球不像北美的职业团体运动，它是面向所有人的（甚至包括每一个女人）。总之，足球是一种非常有欧洲特色的运动。

足球作为欧洲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有时它甚至不仅取代了战争，而且也取代了政治，所以它在报纸上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多。就连政界人士也对这些运动场上的英雄们表现出了尊重，对于他们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应有的关注。虽然政治在欧洲失去了自己的竞争优势，但以前常挂在嘴边的热门话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本家、帝国主义和革命者）的消失，并不等于说公共政策的特殊热点话题就不再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不再使公众舆论产生分歧。然而，你要是还想用传统的政治观点来描述当前的政治选择和联盟，就要比以前更加困难了。

传统的两个政治极端——极左和极右——现在经常联系在一起，来反对外部势力，对抗他们共同害怕的欧洲统一趋势。反资本主义居然演变成了反全球化主义，仿佛严格意义上的“国内”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同的、破坏性不强的一种势力，但反资本主义对于持本土保护主义立场的保守派和国际主义的激进派都有吸引力。至于政治上的中间势力中右派与中左派政党之间的原有差异已基本消失殆尽。比如，从广泛的当代问题来看，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的新戴高乐主义者们之间观点的共同之处，远远比和他们各自的相同意识形态的前辈们之间的共同点要多得多。欧洲的政治形势在过去的20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仍然保留了用“左”和“右”两个方面考虑问题的传统，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别却越来越模糊不清。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时代变迁的隙缝中幸存的传统派政党，其成员和投票人数也正在与日递减。与此相仿的还有另一个同样脆弱的群体，即“公共知识分子”。20世纪末，在维也纳、柏林、布达佩斯还有巴黎，就曾经有过知识分子踊跃参与政治的第一次热潮，其主要人物有西奥多·赫茨尔、卡尔·克劳斯、莱昂·布鲁姆等。但在一个世纪之后的欧洲，这些人的后继者即便没有完全消失，也已经迅速被边缘化了。

欧洲大陆知识分子群体的日渐式微，有诸多原因。（在英国，这类知识分子偶有出现也通常是流亡的副产品，例如阿瑟·凯斯特勒和以赛亚·伯林。）对于马克思主义、极权主义、人权、经济转型等等在中欧和东欧地区使政治知识分子动员起来的热点事物，现在的年轻一代毫无兴趣。像哈维尔这些上了年纪的道德学家，以及一度在政治界被尊奉为英雄的米尼奇克，都必将成为无人愿意重温的历史。切斯瓦夫·米沃什曾经把美国人对纯粹物质产品的狂热追求描述为“让东欧的知识分子生气的现象”。现在他的这一说法越来越适用于他们自己的国民了。

在西欧，知识分子能起的激励作用并没有完全消失，德国和法国的有品位的出版物的读者仍然定期读君特·格拉斯或者雷吉斯·德布雷的激情的政治演说，但是知识分子的激励却迷失了方向，不知该把人们引向何处。虽然仍有很多值得道德学家们谴责的罪恶，但要动员起自己的追随者们来，他们缺少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理想。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战争，就连专制制度和极刑都已经从这块大陆上被消除了。堕胎、避孕几乎普遍存在了，同性恋也被允许并自由公开了，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掠夺，不管是全球范围的还是部分地区的，都在思想界燃起火焰。但是，既然没有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周密计划，这一场争论比较适合思想库的智囊们，而不是哲学家。

欧洲知识分子唯一能把自己的道德真诚和确立普遍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的领域，就是外交事务，这样就不用考虑本国内部政策制定时的大量需要妥协的因素，同时，是非对错、生老病死的问题仍然关系重大。在南斯拉夫战争中，东欧和西欧的知识分子都热情洋溢地尽力去捍卫正义。像法国哲学家阿兰芬克尔克罗就已经把自己全部身心都献给了克罗地亚的事业。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法国和奥地利，当以美国为首的军队借夸大的甚至莫须有的罪名进犯塞尔维亚时，他们强烈谴责了这样的罪恶行径。根据一般性原则，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对科索沃和波斯尼亚内政的干涉，他们进一步扩展了20年前发起的关于人权的争论，争论的重点是塞尔维亚军队的种族灭绝大屠杀。

但即便是在南斯拉夫危难之际，知识分子也没有重归公共政治生活的中心。在巴黎，伯纳德-昂利·利维有幸被邀请去爱丽舍宫做总统顾问，但这就和托尼·布莱尔偶尔会宴邀自己喜欢的某些英国记者和作家一样，这些为建立自己的政治形象而精心设计的舞台似的表演，并没有影响到政治家们政策的制定。法国、英国乃至它们的任何一个盟友，都不会因为受知识分子们的压力所迫，而在任何方面改变自己的政治计划。满怀热情的知识分子不会像以前那样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了，这在2003年北约组织分裂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那一年欧洲民众（和某些欧洲政界人士不同）都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事件上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们对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过于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政策非常不满。然而对这样的担忧和焦虑，也有对立的声音存在，尽管这是许多欧洲知识分子所发出的，但是并没有明确表达和组织起来。一些法国作家，仍然是利维、帕斯卡尔·布吕克内等，拒绝谴责华盛顿，部分原因是担心太过于直接和明确地反对美国，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站在美国反对“激进的伊斯兰”立场上，对美国也很理解。他们的声音并没有被听到。

曾经很有影响力的人物，诸如米奇尼克和格鲁克思曼等人，都呼吁人们支持华盛顿对伊拉克的政策，他们在自己早期关于共产主义的著作中进一步试图说明，在各处为了维护人权而执行的“自由的干涉主义”从普遍原则上来说是有理论根据的，他们还认为美国一贯都是反对政治罪恶和道德相对主义的先锋。他们已经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美国总统有他们的理由执行其外交政策，但是却吃惊地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被原本那些听众抛弃，遭到孤立。

米奇尼克和格鲁克斯曼观点的不合时宜，并没有妨碍这些观点对人们的影响。和他们持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也同样如此。2003年5月31日，尤尔根·哈贝马斯和雅克·德里达这两个欧洲最有名的作家、哲学家和知识分子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题为《战后我们的复兴：欧洲的重生》的文章，他们认为，美国的新的危险的道路给欧洲国家敲响了警钟，让欧洲国家能重新思考自己的共有的身份特征，找回他们共有的启蒙价值，形成欧洲在国际事务中特殊的地位。

与此同时，西欧其他一些同样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也相继发表类似的文章，其中有在《共

和国报》上发表文章的安伯托·艾柯，在《新闻报》上发表文章的艾柯的同仁、意大利哲学家吉亚尼·瓦迪摩，在《新苏黎世报》发表文章的德国艺术学院院长、瑞士人阿道夫·穆希格，在《国家报》发表文章的西班牙哲学家费尔南多·萨瓦特尔，还有在《南德日报》上发表文章的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如果是在20世纪任何时候，如此规模的知识分子运动，在这样有名的报纸上，有这么一大批的知名人士发表文章，将可能对社会有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宣言和行动都将可能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引起不小的波澜。

然而，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发动的这场运动虽然明确地表达了许多欧洲人的共同心声，但还是无人理会。各家媒体并没有大肆报道，也未被支持者运用。谁都没有敦促这些作者拿起他们的笔继续战斗。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包括法国、德国、比利时及后来的西班牙，无疑都基本同意这些文章所述的观点，但是并没有哪个政府愿意邀请德里达和艾柯教授去做他们的政治顾问。这样一场运动最终渐渐地平息了。在德雷夫斯事件的100年之后，让-保罗·萨特完美典型的50年之后，欧洲范围内重要的知识分子们发出了呼吁，但是没有人响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年后，欧美之间的大西洋联盟陷入了混乱状态。从冷战的结束上就能够看到这样的结果——虽然没有人愿意看到北约组织解散或被放弃，但是它的存在形式却没有什么意义，而它的将来目标也不明朗。在南斯拉夫战争中，北约受到了进一步的冲击。美国军官极其憎恨和欧洲军官共同指挥战争，他们觉得欧洲军队的指挥官缩头缩尾，在实际行动上几乎无法给美军以有力的支持。

首先，2001年发生“9·11”事件之后，北约组织被美国的反应逼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布什总统强硬的、仓促的单边主义政策让其北约盟国迟迟不愿意伸出援手，美国又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出兵伊拉克，现在这些事实都使得美国被视为对世界和平安全的主要威胁——不亚于它声称要发动无限制的战争来打击的“恐怖”对象。

为了在美国的欧洲同盟军中加进楔子，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于2003年春声称，欧洲已经分为“旧欧洲——新欧洲”。但是这种新旧欧洲的划分方法丝毫也不能解释欧洲的内部分化形势，而且完全误导了它的对象。只有在波兰，美国才能得到普遍的支持和尊重。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新欧洲也好，旧欧洲也好，美国对伊拉克以及其他国家的很多政策都非常不得人心。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匈牙利和捷克私下表示，他们是在西班牙首相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施加压力下才签了这份联合声明的，为此他们非常不悦，也感到遗憾。一年之后，阿斯纳尔本人也在大选中失利而下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顾国人的强烈反对，使西班牙参加了入侵伊拉克的联盟。但是在欧美苦心经营多年试图联合之后，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还以这样的方法来分裂欧洲，这不禁让人感叹：现在的美国本身就是欧洲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麻烦。

北约的建立是为了弥补西欧在没有美国帮助时自我保护能力的缺乏，欧洲政府一直无法形成自己有效的军事力量，这才使北约一直在起作用。从1993年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起，虽然它的政策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制定和修正仍然不明朗，但欧盟至少已经承认了自己需要这样一种共同的对外安全政策。欧洲在10年间已建立了一支接近6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可用来完成干预别国内政和维和的目的。在法国的敦促下，欧洲各国政府正在达成一项协议，打算建立一支自主防御的军队，这支军队可能不受北约的限制而独立行动并被派往北约以外的地区，这显然让美国大为不快。

但是大西洋两岸之间的隔阂还远不止在军事方面，甚至也不是经济上的冲突。欧盟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能力给美国国会以及个别的美国企业施加压力，使他们遵守欧洲的规章制度，否则会把它们挤出欧洲的市场。这一进步引起了很多美国议员和商人的注意。欧洲不仅走出了美国的阴影，甚至还可以说是欧美关系出现了逆转。2000年，欧洲在美国的直接投资达到9000亿美元（而美国在欧洲的直接投资额是6500亿美元），美国国内吸引的外来资金有70%来自欧洲，而且欧洲很多国家现在已拥有相当多美国的标志性企业，像布鲁克斯兄弟公司、蓝登书屋、肯特烟草公司、潘佐尔公司、鸟之眼公司、洛杉矶多杰斯棒球队，等等。

经济上的竞争虽然激烈，但还算是一个紧密的整体。真正能够把这两个大洲分开的却是日渐增长的价值观上的分歧。用《世界报》上的话来说，就是“跨大西洋的这两个大洲的价值观正在粉碎”。从欧洲来看，美国，这个在冷战过程中从表面上看起来有点熟悉的国家，现在开始变得有点儿异样。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的真挚的宗教感情——这在最近他们“重生”的总统身上可以反映出来——对许多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来说也不可理解了（他们那些更加虔诚的穆斯林也许可以理解邻居）。美国人对于随身携带包括全装备的半自动来复枪在内的各种武器的偏爱，让美国人的生活变得危机四伏、杂乱无章。同时，对于欧洲绝大多数的观察家们来说，极刑的滥用似乎也正在让美国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远。

另外，华盛顿政府越来越不把国际公约放在眼里，它在对全球变暖问题到国际法等所有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让人大跌眼镜，尤其是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危机事件中扮演着几乎狂热的角色。2000年布什总统上台之后，美国政府的政策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大西洋两岸的隔阂在很久之前就已形成。但这个新政府越加严厉的态度让许多欧洲的评论家们坚信他们一向保留的怀疑：这不只是在一些零零散散的政治事件上的分歧。这些分歧越加证明了大西洋两岸的最基本的文化对抗性。

这种认为美国在文化上是完全不同的——或者低等的，或者带有威胁性的——想法并非首次出现。在1983年，法国文化部部长雅克·朗就曾经发出警告说，广为流传的电视连续剧《达拉斯》就代表着美国文化对法国甚至对欧洲文化的严重威胁。9年之后，当《侏罗纪公园》在巴黎的电影院上映的时候，他的保守派后任之一在信里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当“欧洲迪斯尼”于1992年春天开张时，来自巴黎的激进人士、电影导演亚里安·莫努什金更进一步警告说，这座娱乐公园就证明了“文化上的切尔诺贝利事件”。但这是众所周知的文化上势利倾向、不安全情绪的细微变化，以及某种大国沙文主义式的怀旧情绪的集中体现（在法国和在其他各处都一样）。在盟军反攻50周年纪念日，意大利前法西斯民族联盟党领袖詹弗兰科·菲尼在意大利日报《新闻报》上说：“如果我认为美国文化的登陆让欧洲丧失了自己的一部分文化身份的话，希望不会被误解成是在为法西斯辩护。”

21世纪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绪在欧洲越来越普遍，并开始从文化和政治的领域向欧洲社会生活深处进一步发展。现代欧洲反美情绪的蔓延远远超过了越南战争时期，甚至也超过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平运动高涨的时候。虽然有很多国家的大部分人仍然相信大西洋两岸关系是可以维持的，但是在2004年，有3/5的欧洲人（在欧洲的另外一些国家里，这样认为的人很多，众所周知的有西班牙、斯洛伐克，更明显的还有土耳其等）都认为美国对这个世界的强势领导“很不理想”。

这种情况的形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相比对比尔·克林顿的感情来说，欧洲人对美国总统布什的政策及他个人都普遍十分反感。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许多欧洲人也对美国总统林顿·约翰逊大为恼火，可是他们对于东南亚战争的不满还不至于普遍转变成为对整个美国和所有美国人的反感，40年之后，整个欧洲都弥漫着一种情绪（尤其是英国人民，他们强烈反对他们的首相积极和美国结盟的立场）：美国正在误入歧途，或者如许多人坚持认为的那样，它一直都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

实际上，以前所谓的欧洲“非美国式”的特质，正在迅速成为欧洲人自我身份认同中最普遍的因素。欧洲人的价值观念和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洲正在——或者说是应该努力地使一切都与美国不同。1998年11月，专门报道文化艺术的法德艺术电视台台长杰罗姆·克莱蒙特警告说，“欧洲的创造力”是防止美国的物质主义的唯一壁垒，他还特意指出，“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布拉格俨然已经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城市：不受限制的市场恣意发展，并且受到利润的无限诱惑。

布拉格在“后共产主义”之初与东欧其他地方一样，无疑被认为是罪恶地向往美国的一切——从个人自由到物质上的富有。从塔林到卢布尔雅那，凡是访问过东欧这些大城市的人，无一不会注意到那些富有活力的新贵们——穿着考究的年轻男女。他们乘坐昂贵的汽车，匆忙穿梭在一个又一个约会中，购买奢侈品，享受着克莱蒙特所描述的那个噩梦中的自由主义乌托邦。但是即便是东欧人，也正在和美国模式撇清关系，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和他们的欧洲新联盟保持一致，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也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反感，但更多的还是因为作为一个经济体系和社会模式来看，美国的道路看来不再是他们的选择了。

极端的反美情绪在东欧仍然算不上主流，在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这样的国家，这种情绪只是一种间接的、政治上可接受的对民族的共产主义表示怀念的方式，就像在过去一样，是一种反犹太主义的有用的替代品。但是即便是一些中间派的政治家和评论家，他们也不再把美国的制度和措施视为激励自己的精神之源和自己效仿的对象了。长期以来，美国都好像是另一个时代——是欧洲的未来。现在情况却完全不同了。当然，许多年轻人仍然梦想到美国去。但是正如一位在加利福尼亚工作多年的匈牙利人对采访他的人所说的那样：美国是一个适合单身的年轻人来的地方，但当你上了一定年纪，你还是应该回到欧洲去。

21世纪的欧洲是中年人和不愿冒险的人的乐园，而美国则是适合年轻人和喜欢冒险的人的生活场所，这种形象的说法甚为流行，尤其是美国人自身也这样认为。但是实际上，欧洲正在走向衰老。2004年，世界上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数比率最高的20个国家中，除日本之外，其余全部在欧洲。许多欧洲国家的婴儿出生率都远远低于其人口的死亡率。在西班牙、希腊、波兰、德国和瑞典，每个妇女平均生育不到1.4个孩子。在东欧的部分国家（例如保加利亚、拉脱维亚和斯洛文尼亚），每个妇女平均生育接近1.1个孩子，是世界上妇女平均生育孩子最少的国家。以此推算，到2040年，欧洲许多国家的人口将减少1/5，甚至还不止。

似乎没有一种传统办法能够解决欧洲国家已经初现端倪的人口危机。贫穷如摩尔多瓦，富有如丹麦，它们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天主教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年轻人（不管是结了婚的还是未结婚的）过了30岁还经常和父母住在一起。但在信奉路德教派的国家瑞典，年轻人拥有自己的房子，拥有充足的国家资助的子女抚养金和产假。虽然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人们比地中海地区的人们平均拥有的孩子稍微多一点，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也都大同小异。若没有从欧洲以外迅速涌进来的移民的话，欧洲人口还要少，这些移民相比较来说更愿意生育。1960年在德国，外来人口生育的孩子占这一年总的婴儿出生人数的1.3%。40年后，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5。

实际上，欧洲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危机和大洋彼岸的美国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区别，在千禧年伊始，美国新生儿的出生率就已经低于其人口死亡率了。但不同之处在于，进入美国的新移民的数量相当大，而且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年轻的成年人，所以美国总的人口出生率在将来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要远远超过欧洲国家，虽然在今后几十年里欧美都将要面临支付大量退休金和其他福利义务，但相对来讲，欧洲的福利制度覆盖面较广，所以它面临的形势也将更为严峻。

欧洲人显然正处于一个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如果有一天（什么时候说不定）没有足够的青壮年劳动力来支撑这样一个愈加庞大的退休人群的话，欧洲将会怎样？现在这些不用纳税的退休人群寿命比过去要长，这对社会的医疗保障体系是一种非常严峻的考验。一个办法是削减退休福利，另一个办法就是抬高享受退休福利的门槛，比如说推迟人们的退休年龄。第三种选择就是从目前正在工作的纳税人的口袋里收取更多的税额。第四种办法，只有英国真正考虑过（不过那时也是三心二意的），就是效仿美国，鼓励甚至强制人们向私人保险公司购买社会保险。所有这些解决办法

都有可能在社会上引起爆炸性的反应。

按照欧洲福利国家自由市场的许多批评者们的观点，欧洲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并不是人口危机，而是经济上的僵化，并不是没有（或者将会可能没有）足够的劳动力，而是有太多试图保障人民有权享有工作和收入的法律存在，这些法律、法规甚至也保障有权享有越来越高的失业补贴和收入，致使大家缺乏工作动力。如果这种劳动力市场疲软的现象得到了解决，越来越多的人都将愿意投身到劳动大军中去，那么在职纳税人的负担将会减轻，欧洲僵化症方能彻底根除。

这一针对欧洲僵化症的诊断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免太过片面。无疑，战后经济繁荣高峰时期制定的行之有效的福利制度，现在成了政府的巨大包袱。在德国，一个失业工人在失业后的32个月内可以领取他最后一周工资的60%（如果他有孩子，就是67%），32个月之后他们仍然可以无限期地领取最后一周工资的53%（或57%），这样的福利制度最终是否会导致人们懒惰，目前尚无定论，但它确实需要相当大数目的财政支付能力。此外，还有一系列旨在保证在岗职工利益制度的建立，让欧洲很多国家的企业主（尤其是法国）很难解雇他们的全职职工，他们因此经常不愿意轻易招聘员工，这势必也是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虽然欧洲的福利制度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显得相对保守和缺乏弹性，但这并不说明欧洲的经济效率低下。2003年，从每个小时的工作效率来看，瑞士、丹麦、奥地利和意大利的经济效率都和美国不相上下，爱尔兰、比利时、挪威、荷兰和法国比美国的经济效率还要高。如果说美国总体上的经济效率相比更高的话，比如美国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提供更多的服务、拥有更多的金钱，那是因为美国在职人数比率比欧洲高，他们比欧洲人工作的时间更长（2000年人年平均工作时间超过300个小时），他们享受的假期比欧洲人要少得多，也短得多。

英国人每年法定的带薪假期是23天，法国是25天，瑞士30天以上，然而美国人的带薪假期却连这一半还不到，这还要看他们住在哪里。欧洲人能够特意选择少工作、少赚钱但高质量的生活方式，欧洲人高额的纳税制度（在很多英裔美国人看来，这是对经济增长和革新的又一个障碍）给他们带来的是他们能够享受免费的（或者几乎算是免费的）医疗保障服务、提前退休、范围相当宽泛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等保障。在整个中学教育方面，欧洲人比美国人接受的教育要好。欧洲人过得更有保障——正因如此，他们也更长寿、更健康（尽管他们花的钱要少得多），贫困人数所占比率也更低。

这就是“欧洲社会模式”，无疑，它的代价是昂贵的。但是对大部分欧洲人来说，这种模式所承诺的工作上的保障、高昂税额和庞大的社会支付，好似政府和公民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一份心照不宣的约定，根据每年一度的欧洲参数表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欧洲人都认为贫穷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并不是因为个人的无能。调查还显示，如果高税收是为了平衡贫富差距的话，他们宁愿支付。

可想而知，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这样的观点也很普遍。在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的想法也一样流行。在各阶层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国际性的一致看法，那就是：国家的职责就是保护公民免受来自市场或不幸事件的痛苦折磨。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都不应该把职工当成是生产中不必要的一个单位。社会责任和经济利益应该不是相互独立存在的。经济增长固然是件好事，但不能为了它就不惜一切代价。

欧洲模式还可以分为更多类型：北欧模式、莱茵兰模式和天主教模式（Catholic）等等，在这之下还有更具体的分类。这些模式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不是一种分散的体制或经济制度，也不是一种国家干预的特殊制度。有时候在一些文献和法律中这样阐述过，它应该说是社会权利平等、人民团结、集体责任感的一种体现，它对现代国家来说是适合的，也是可能的，总的结果在不同国家也不会完全相同，例如意大利和瑞典，但最后形成的社会一致意见，是很多人都认为应该团结。200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总理打算对国家福利支付制度进行一些变革，正如10年之前戴高乐主义者执政的政府要推行类似的改革一样，由此引发了社会上的一片反对声。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都有人不断进行尝试，想在保障社会稳定的欧洲模式和富有弹性的美国经济模式之间寻求一条新的道路。有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其中一些人曾在美国的商学院或公司待过，这些人对缺乏灵活性的欧洲经济环境非常不满，力劝政府官员们引进流水作业线的做法，在经济发展中引进竞争机制。法国所谓的效仿美国派，开始让左派摒弃其反资本主义情结，保留其社会道德感。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高税收的抑制作用甚至在社会民主党的圈子里也开始讨论起来（即便往往意见不一）。右派开始认识到福利问题的重要性，左派现在也感受到了经济利益的好处。

试图把双方的优点结合在一起的努力，和要找一个能够代替已经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西方政治的核心——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过时的争论——的东西交织在一起，并非巧合。在20世纪末的一段短时期内，这个结果被称作“第三条道路”，从表面上来看，它是把无限制的资本主义生产热情和对社会结果以及集体利益的应有的考虑联系起来了。这种做法几乎不算是一种全新的做法，从本质上来说，它和20世纪50年代路德维希·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别无二致。但是政治，尤其是后意识形态政治学，讲的就是一种形式。这就是“第三条道路”的形式，后来被克林顿政府成功地借鉴到它的由左派和右派搭建的三角政治中，又被布莱尔政府更进一步地实践，他们的实践对政治观察家们起到了迷惑性的作用。

当然，布莱尔有其独有的天时和地利方面的优势。在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已经把政治的标杆大幅向右移动，而布莱尔之前的工党领袖们则完成了消灭党内老左派的艰巨任务。因此，在“后撒切尔时代”的环境中，只需对建立分配良好的公共服务之愿望表示肯定，布莱尔就能为自己博得“进步”和“支持欧洲道路”之名。同时，他还不断宣传自己对私有化的构想和对适合贸易发展的经济环境的政治追求，这样的论调就让他自己被完全放置到“亲美”阵营中。他热情洋溢地表示，一定要让英国投入欧洲的怀抱，同时还坚持使自己的国家免受欧盟单一市场中欧洲法制和财政上的统一的限制。

在政治理论停滞不前几十年后，“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出现，既是对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困境的一个切实的解决办法，又是在观念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欧洲大陆上对这一条道路的推崇者们，无视自己历史上那些“第三条道路”破产的事实，即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著名的“第三条道路”，而欣然从之。在雅克·德洛尔的领导（1985-1995）下，欧洲委员会不断地出台法令，用已近失传的费边式的官僚社会主义的思想来引导欧洲。布鲁塞尔也似乎很需要寻找第三条道路：这令人振奋的故事，使欧盟处在制度的缺席和规则的过度这两者之间摇摆。

随着布莱尔做出灾难性的决定，让自己的国家和个人名誉卷入了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他的新貌政治也即将走到尽头——此举让国外观察家们清楚地看到，新工党之所以采用第三条道路，是因为英国不愿选择欧洲或美国的道路。事实证明，和美国一样，英国穷人的数量正在大幅上升，而欧盟其他国家的贫困率即便增长，幅度也很小，这严重削弱了英国模式的吸引力。但第三条道路的生命周期注定不会很长。它的名字本身暗含了两个极端的存在——极端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现在两者都已不复存在（前者甚至一直不过是理论上的想象）。戏剧化的理论（或言论）上的突破已经过时了。

在20世纪80年代初，私有化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曾一度引起了对公共部门范围和合理性的广泛讨论，引发了对社会民主目标是否能够达成，公共资产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利益目的是否合理的质疑。然而到2004年，私有化成了注重实效的做法。在东欧，要成为欧盟成员的首要条件，就是完全同意布鲁塞尔对不遵循市场规律的公共部门的抨击。在法国或意大利，变卖公有资产现在成了既能在短期内减少年度财政赤字，又能和欧元区政策保持一致的两全之策。

即便是托尼·布莱尔自己的第三条道路计划，从成本效益核算出发，给国家预算带来了一定的附加好处（例如他所大力提倡的伦敦地铁半私有化，在医疗服务系统引进竞争机制，等等），这些做法所引起的关于社会原则的争论层面也不过是后来对其客观结果的一种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布莱尔对民众的吸引力消失了（这一点从2005年5月他的第三次大选选票严重减少就能看得出来），他尽管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做法，例如减少政府开支、决定退出欧洲社会宪章、减少企业税额、利用各种手段来鼓励内部投资，等等，但英国的生产效率仍然止步不前，用每小时的生产效率来计算，它还是赶不上那些“体制僵化”、受制度束缚的欧盟其他国家。

再者，新工党原本打算通过把债务转嫁到私人企业，来规避即将到来的欧洲国家入不敷出的公共养老规划带来的风险，但是这样的计划在自信地宣告实施后，不到10年就破产了。和美国一样，在英国，企业把养老基金投放到动荡起伏的股票市场之后，就很难实现对它们的员工们的长期承诺了，尤其是和依赖公共福利资金的人数一样多的员工们现在比过去的寿命要长得多。显然，如果国家不重新收回并把支付养老金的企业的赤字补上的话，许多人都将无法享受到全部的企业福利。“第三条道路”看上去简直和飞牌赌输赢的游戏毫无区别。

21世纪初，欧洲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处境并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左派和右派或第三条道路的问题，甚至不是“美国式”或“欧洲式”的问题，因为人民的心里都十分明显地倾向于欧洲。确切地说，它是一个疑问，一个在1945年的历史中就已经被提上日程的疑问，这个疑问悄无声息地、坚持不懈地驱赶走了其他曾经吸引欧洲人民的诉求，位居前列。那就是：对于这些单一民族的国家来说，他们拥有什么样的一种未来？他们有未来吗？

已经不可能再回到那个自治自理，和邻国除了一个共同的边界之外没有其他共同之处的单一的民族国家了。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丹麦人，甚至英国人，如今都是欧洲人。几百万的印度锡克教徒、孟加拉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塞内加尔人，等等，也都加入了欧洲人的行列。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每一个人所属的国家都加入了——或者想加入欧盟，所以他们现在自然也就应该算是欧洲人。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部单一市场，世界上最大的服务贸易商，其成员国在所有的经济制度和法律法规的规定下唯一的权力来源。

如今的社会固定生产要素（诸如能源、矿产、农田，甚至地理位置）等硬件方面的相对优势比不上教育、研究和投资等软件方面的有利政策时，欧盟在其中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在市场的构成中，国家的作用——用制定政策来规范市场、劳动关系和商业行为——总是非常重要，现在这样的法律和法规由欧盟来制定；欧盟有自己的货币，所以也可以在市场上通过货币本身来发挥着一种近似垄断的权力。唯一留给成员国自己实施的重要的经济活动就是税收政策的制定——因为英国一再坚持要保留这样的权力。

但是人们是生活在社群中而不是生活在市场中的，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这些社群或自愿或被迫（多数时候是后者）聚集成群，成为国家。在经历了1914-1945年的世界大战之后，各地的欧洲人都觉得国家的建立是各民族的头等大事：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大事表就反映了这样的一个比什么都迫切的需求。然而随着经济繁荣、社会和平、国际局势的稳定，这样的一种需求也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强大公共权力的质疑、对个人权威的期望和取消限制个人能动性政策的要求。而且在超级大国的时代，欧洲的命运似乎已经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了。欧洲单一的民族国家因此越来越显得可有可无。但是，自从1990年以来——2001年以来就更加如此了——这些国家似乎又开始显得举足轻重起来。

早期的现代国家有两种功能紧密相关：征税和发动战争。欧盟并非一个国家，它既不征税也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战争。大家都知道，事实上用了很长时间，它才获得了初步的军事能力，更不用说制定对外政策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都不是

问题的关键：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反感再进行一场欧洲战争，他们要防御的唯一潜在敌人已经转向大西洋对岸的美国了。

2001年“9·11”事件后，为欧洲前途而开的这张“后民族”时代的处方，其局限性暴露无遗。传统的欧洲国家毕竟不仅仅对外作战，还要维护国内和平。就像霍布斯在很久以前认识到的那样，这就赋予了国家鲜明的、不可代替的合法地位。最近几年，非武装平民的暴力政治冲突在一些国家时有发生（西班牙、英国、意大利和德国），在这些国家里，国家的重要性——它的警察、军队、情报机关和司法机构——永远存在。在恐怖主义横行的时代，国家对军事力量的绝对掌控是对大部分民众的安全非常重要的保证。

保护自己公民的安全是国家的职责所在。没有什么能够证明布鲁塞尔（欧盟）将要或者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负担起这样的责任。从这样重要的一个方面可以看出，国家是本国公民重要的合法代表，尽管欧盟也拥有自己的议会和权力，但在这方面却不能和国家相提并论。欧洲人可以享受到越过自己的政府首领直接向欧洲法官申诉的权力，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不明白，德国或英国的国家法庭为何会如此乐意接受斯特拉斯堡或者卢森堡的判决，但是当要想解决枪支、炸弹造成的问题时，责任（因此也是权力）就一定在伦敦或柏林。试想如果一个欧洲的公民房子被炸弹炸毁了，他到底会怎么办？难道会给欧盟的官员打电话吗？

合法性来自能力——例如，各自为战和超联邦制的比利时政府，有时似乎不能保证公民的安全，因此它的合法地位就受到质疑。尽管政府职能源于军事力量，但即便是到了今天也并不止于此。只要它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跨国的实体，它就负担着保障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发放、失业人员的正常生活、下一代人的教育等等责任，这个国家专享的以一定的形式存在的政治合法性也就必将继续存在下去。在20世纪的历程中，欧洲单一的民族国家对其公民的福利、安全和生活承担着相当一部分的责任。在最近几年里，它又卸掉了监管公民道德的职责，以及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经济上的职责，可是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变化。

合法性也来自领土。正如许多观察家所述，从领土方面来看，欧盟如同原始猛兽，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领域。虽然它的法律和制度是有地域性的，其公民可以对自己的地方和对全欧洲进行投票，但却不能够相互在别人国家的选举中投票。和自己的出生地或居住地所在国家的内部事务相比，人们在欧洲范围的日常事务中所起的作用相对来说也微乎其微，这样看来，欧盟的地域影响力就看不出来了。其实，欧盟的确是一个能够提供经济或其他服务的组织，但是这就把它的公民定义为消费者而不是参与者——它是“由一群被动的人组织的、由陌生人掌管的一个实体”。这就很容易激起一些负面的比较，把它和民主时代以前的西班牙和波兰等国家，或者和阿登纳时代联邦德国静止的政治文化相比较，欧盟就显得虽然野心勃勃但毫无成功希望。

公民身份、民主、权利与义务是和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在有着公民踊跃参与政治的传统的国家里。公民亲自参与政治相当重要：参与到你感到自己是其中一份子的那个国家之中。即便是在一个有着高速火车和实时的电子通讯时代，你仍然不知道在葡萄牙的玻因布拉市或者波兰的热舒夫市之类的地区怎样才能积极参与欧洲事务。为了保留这个概念的含义，为了欧洲人怎样从有利的意义上参与政务，他们把可预见的将来寄希望于里斯本或者华沙，而不是布鲁塞尔。如今世界上的大国——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是或者由集权形式领导，或者采用绝对的离散体制，而人们对联邦首都及其全部工作持相当大的怀疑态度，这绝非偶然。

表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在2005年，欧盟没有取代传统的边界意义上的国家，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也不可能取代。在希特勒失败60年后，多重身份、主权和边界一起界定了欧洲及其历史，这些因素自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环环相扣。所谓新的、外面的观察家们很难理解的现象，就是一个人既是法国人又是欧洲人，或者既是加泰罗尼亚人又是欧洲人——抑或是既有阿拉伯特色又是欧洲人的可能性。

有特色的民族和国家并未消失，正如这个世界还没有统一成为“美国模式”一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展现出了社会形式的多样性和对市场与国家问题上视角的多重性，所以说，欧洲也喜欢民族和传统。我们误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后民族”或“后国家”的世界，是因为太过于注重全球化的经济进程，因而误认为相似的、跨民族的发展模式也一定会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有效。单从生产和贸易过程来看，欧洲实际上已形成了跨民族的连贯区域。但是如果从权力、政治合法性或者文化亲和力方面来看，欧洲仍然和过去一样，是由离散的国家组成的。民族主义起起伏伏，但民族和国家仍然存在。

想一想在20世纪的上半叶欧洲人相互之间的行为，这就相当明显了。如果要从1945年的历史碎片来看的话，那就不可能预期未来了。实际上，欧洲多灾多难的各民族，它们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和制度在欧洲大陆30年战争中产生的复兴，将可能会被看成是比集体创造了一个跨国的联盟组织更有成就。后者毕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被排到欧洲的大事议程上来了，甚至还可以说是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它的建立。然而，从总体来看，不用说匈牙利和立陶宛，就连德国、波兰或者是法国的复苏，在那个时候看来似乎都是不可能的。

更不可预料到的——实际上就在几十年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是21世纪初欧洲居然成了国际美德的模范：在一系列道德和国际关系制度方面，它被欧洲国家和非欧洲国家的人们标举为效仿的典范。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部分是因为选择美国模式的幻灭而产生的反响。但是它却赢来了良好的声誉，并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在去除了自己过去的罪孽和动荡之后，欧洲崭新的形象是否能够顺利地迎接新时代的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人民怎样对他们中间和他们之外的非欧洲人做出反应。在21世纪之初纷扰频仍的年代，这依旧是一个公开的问题。

早在170多年前的民族主义时代之初，德国诗人海涅对两种集体精神做出了清楚的划分：

我们（德国人）被要求爱国，所以我们就爱国，我们做我们的统治者要求我们做的事情。这绝不是法国人所说的爱国主义，虽然和他们所说的那种情绪有着同样的名称。法国人的爱国主义意味着他的心是热情的，这种热情能使人的心灵变得宽广和辽阔，能使人不仅仅爱自己的亲人，还爱整个国家，乃至整个文明世界。而德国人的爱国主义则意味着他的心灵像冷空气中的皮革一样凝固收缩，德国人憎恨所有外来的东西，更不想成为一个属于世界的公民，也不想成为欧洲的一员，他只想成为一个狭隘的德国人。

当然，如今法国和德国不再是批评家们的矛头所指了，但是海涅对两种爱国主义的划分非常直接地道出了当代欧洲的状况。如果新兴的欧洲倾向于德国式的选择，“像冷空气中的皮革一样凝固收缩”成一种防御性的狭隘主义——2005年春的法国和荷兰的国民公投就预示了这样的可能性，大多数人都明确拒绝接受提交表决的欧洲“宪法”——那么将会错过大好的机会，欧盟将不会超越其作为组织机构的功能。它最多只能是其成员国自身利益的总和，还有就是在最高层面上共同拥有一个代理机构。

但是，如果欧洲的爱国主义能够突破自我的局限，像海涅所说的理想的法国式爱国主义那样，展开双臂去拥抱整个文明世界，那么更多的事情是可以实现的。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在此期间，欧洲跌落到深渊，这个古老大陆的复苏是一个缓慢而又不明确的过程。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个过程永远没有结束——美国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生产越来越多、越来越物美价廉的产品，但是美国和中国都不可能提供全球通用的模式。尽管欧洲对于自己的过去很憎恶——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这过去——但也只有欧洲人才能够向世界提供一些温和的建议，建议这个世界不再重复欧洲犯过的同样的错误。虽然在60年前很少有人能预料到，但21世纪将可能是属于欧洲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