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多样世俗 四、绅士阶层

谁都没想到，南北文化落差会导致血案。

事情发生在洪武三十年春天，起因则是本年的科举考试录取五十二人，竟然全是南方的。北方考生不服，群情激奋告到朝廷，指控主考官地域歧视，甚至以权谋私。

朱元璋下令另选儒臣重新审核，送达御前的落榜考卷也果然不堪入目。这时又有人举报复查舞弊。那些文理不通的北方考生文章，是按照前任的意图特地挑选出来的。

皇帝勃然大怒。他将主考官刘三吾发配边疆，其余凌迟处死，就连三月录取的状元也成为城门失火的池鱼。朱元璋又亲自阅卷，并在六月一日再次举行殿试，重新另外录取了六十一名考生，而且全部都是北方人，才算了结此案。

这就叫南北榜，又叫春夏榜。

朱元璋这样处理，当然有政治上的原因，但南方人文化程度偏高则是不争的事实。至少南宋以来，那里就崇尚耕读为本诗书传家。尤其是郡多秀民的江西吉安府吉水县，可谓田间陌上，读书之人时见；街头巷尾，吟诵之声相闻。

结果是什么呢？

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

这可是明初就有的说法。迁都北京以后，则成为不能不认真对待的问题。洪熙元年七月，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向仁宗皇帝郑重提出：科举考试必须兼顾南北，保持平衡。

明仁宗说：北方人的学问，远远不如南方人啊！

杨士奇说：若论德才兼备，也各有所长。

明仁宗问：那你说怎么办？

杨士奇答：南北分榜六四开。

仁宗采纳了这个建议。宣德以后，比例又改为南方人占百分之五十五，北方人三十五，不南不北的百分之十。

南方士大夫成为官僚集团的主力军。

嘉靖年间的严嵩，就是江西分宜人。

扳倒严嵩的徐阶，则是松江华亭人。

实际上实行两京制以后，南方更有优势。因为权力中心其实鞭长莫及，南直隶苏州、松江、常州和徽州又在名义上直属中央，可谓占尽天时地利。同属太湖流域的湖州和嘉兴自然利益均沾资源共享，包括东南沿海也受惠受益。实际上只要皇帝不来巡视，南方人民便会自得其乐地发展着。

幸运的是，嘉靖和万历连宫门都不想出。

这其实是好事，至少对于民间是如此。事实上，君无为则民自治。何况朱元璋父子所有的制度设计，目的都是外御强敌内防政变。只要不危及国家或者说朱家安全，最高统治者并不喜欢多管闲事，也无意过问普通民众的早茶。

实际上这正是太祖高皇帝的主张。在他的时代，官员们如果未经特别批准擅自出城下乡，将会因“扰民”之罪受到重罚，最高可至死刑。来自农村的朱元璋深知什么叫作官逼民反、兵匪一家，很不希望这种悲剧在他治下重演。

问题是宣德皇帝之后，帝国已不能自上而下操控。自治的乡民需要基层组织，不能出城的县官也需要代理，更何况某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他们是王朝种种优惠政策的受益者和现存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有能力也有动力充当官民之间上传下达和讨价还价的中间商，新阶层便应运而生。

这就是缙绅、乡绅或者说绅士。

将这个新阶层称为中产阶级并不合适，尽管这样说更便于理解。事实上缙绅的本义是指官员。他们上朝时要随身携带叫作笏（读如护）的东西，相当于笔记本。不用的时候便插在宽大的腰带间，叫缙绅：缙是插入，绅是腰带。

新阶层却原则上不包括在职官员，主要组成人员是离职官员和候补官员。离职有种种原因，比如致仕和守制，也就是退休或者因父母去世在家守丧。候补也有种种途径，比如通过选拔成为最高学府国子监的监生，或者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举人。举人和监生都可以直接授官，所以是候补。

离职的是绅，候补的是士，合称绅士。

告老必须还乡，待岗当然在家，所以又叫乡绅。

乡绅却名声不好，至少明中叶以后是这样。

不好是有原因的。景泰年间由于中央财政吃紧，政府便规定可以花钱购买监生身份，本尊却未必需要入学，助学金则照领不误。这等好事自然有人趋之若鹜。再加上国子监和地方官学扩招，候补官员便有如过江之鲫，终于形成“官多员少”的现象：有资格入仕的多，实际在职在岗的少。

于是乡绅的队伍变得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其中难免目不识丁的暴发户和惯于谋私的老官僚，甚至还有高利贷发放者和开当铺的。他们半官半民地闲居基层，又能干什么呢？

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包揽讼词。

这就是土豪劣绅。

正派的绅士当然不能这样。除了身份地位，他们还得要有教养和贡献，才能成为受到尊敬的人。这些基层工作包括支持社会福利机构，资助并且监督灌溉工程，调解邻里矛盾等等。总之，真正的绅士应该同时是慈善家。这就要求他们既有钱又有闲，还与公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后面这条至关重要。事实上，尽管当时的绅士几乎都能成为地主，地产却不是成为绅士的先决条件。官员身份才是决定性的，哪怕那身份可以购买且长期候补。不过，明代的监生和举人都是终身制，不像宋代还要讲有效期。因此除非自然减员，谁都不会退群，岂能不蔚为大观？

绅士成为阶层在明中叶以后，并非没有原因。

何况要想发家也不难，包括在职的官员。事实上，由于朱元璋发誓要建设清廉的政府，要让臣僚不但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成为大公无私的服务员，因此钦定的薪资标准低得仅够糊口。然而作为补偿，帝国又给了他们种种特权，包括减免赋税，在与普通百姓发生民事纠纷时司法部门无权擅自拘审等等。这些特权，就连不是候补官员的秀才也有。

结果怎么样呢？

达官显贵做大生意，兵头将尾占小便宜，所有官员都有半公开半合法的额外收入，保证生活舒适家境殷实。最重要的是，特殊待遇和合法权益原则上都不会受到侵犯。

这样看，绅士似乎又很像中产阶级，只不过应该理解为政治上和社会地位的，而且不能看成有地产的gentry。

更何况，这个群体自身也有层级。

如果不算在任官员，那么高级绅士为乡居的显贵，低级绅士是贫寒的秀才举人。他们的经济利益、道德观念和政治诉求都不尽相同，因此作为官方与民间的中介，立场态度也有区别。下层绅士往往更能代表民众意愿，而且因为更善于跟官方打交道，在乡民受到侵害时也能够更好地维权。

中高级绅士乐于承担的另一些义务，是编纂族谱和修建宗祠，以及投身乡约工作。乡约本是乡民之间的约定，并无法律效力，但由于能够带来切实的好处，对不合作者又能用开除来制裁，因此便实际上构成一种命运的共同体。

共同体成员享有以下权利和义务：为乡民的成家立业和生活困难提供帮助甚至援助，对他们的缺点错误进行批判并且促其改正，定期或不定期进行道德教育等等。这无疑有利于社会安定和政权稳固，且能为国家节约管理成本，因此尽管乡约创始于北宋，却在明代兴盛起来并延续到清。

看来，明的高度集权仅限于上层建筑，皇权不到之处却相对宽松。于是在广大农村以及市民社会，各种民间力量便野蛮而自由地生长着，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千姿百态。

那才真是多样的世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