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经济 四、科技文化

1974年，有一艘宋代海船在福建泉州后渚港出土。据考古学家测算，复原后的这条船长34米，甲板宽10.5米，吃水3.75米，排水量454吨，载重量200吨，大小与哥伦布的旗舰相仿。船上有十三个舱室、两个桅座，而且很可能已采用眠桅和卸桅技术，必要时可以将桅杆卸下或放倒。

这确实很先进。

中国很早就有船。新石器时期有独木舟，汉代发明了舵和帆。有舵有帆，才能见风使舵。天津静海出土和《清明上河图》中的宋船，则使用了平衡舵，这种舵在舵杆前面增加了平衡部分，操作起来更加方便。不难想象，由这些新技术武装起来的船队行驶在海上时，是何等地让人羡慕。

何况还有指南针。

海船图据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罗盘俑原物分别藏于江西省抚州市博物馆和福州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

指南针是宋代的发明。

没错，我国很早就有指南车或者司南的记载，也很早就发现了磁石的吸铁性，但在宋代以前从未有过磁石指极性的记录。不了解磁石的指极性，就不可能想到用它来制作磁体指南仪。指南车或司南，是靠别的办法辨别南北的吧！

宋人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缘故，由谁发现了感磁的针能够指向南极或北极，已经无从知晓。但他们由此制作了指南针，则千真万确。指南针用于看风水，至少不晚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用于航海，则不晚于宋徽宗重和二年（1119）。无论哪种用途，在世界上都是第一次。

这是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创造。

其实，无论是否使用罗盘，以及何时开始使用，宋的航运都很发达。在内陆江河中航行时，船长和水手们更是经验丰富驾轻就熟。不信请看《清明上河图》中，那航船在虹桥下放倒桅杆倾斜而过时，是何等的惊心动魄；岸边和桥上众多围观闲汉的惊叫之声，更是犹如耳闻。

如此壮观的场面在宋代屡见不鲜。芦苇或竹席做成的帆有如乌云密集，靠鱼尾形桨划动的小艇穿梭往来，装满大米的平底船缓缓前行，深水中用脚踏轮做动力的车船乘风破浪昂首挺进。在那些运输最繁忙的季节，林林总总的各类船只会挤满航道，让人误以为那是巨大的船坞。

航运发达的原因之一，是帝国的经济中心南移，富庶的江南地区成为大粮仓和经济作物的供应基地。这里面同样有科学技术的贡献，并体现出劳动人民的智慧，包括：

在滨水之处修筑堤坝开垦圩田（圩读如围）；

引水上山，第一次出现了梯田；

发明了插秧用的秧马和中耕用的云荡等新农具；

从越南引进了占城稻，自己也培育出优良稻种；

大面积推广冬麦和晚稻两熟制；

在南方和四川种植茶树、甘蔗、荔枝等经济作物；

养蚕种麻的同时，棉花栽培区逐渐扩大，等等。

于是怎么样呢？两宋的国土面积虽然小于汉唐，人口的总量、增长速度和密度却都远远超过前者。到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之时，全国人口竟然超过一亿，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大帝国。请注意，那时可是八百年前！

两宋，其实是很富庶的。

数据来自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附表。

富庶与科学技术有关，也与商品经济有关。实际上也正是市场的需求导致了大规模商品化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农业技术的改良。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结果是农业和手工业都开始专业化。比如遂州（今四川省遂宁市）的冰糖、兴化（今福建省莆田市）的荔枝和苏州的丝绸，在当时就最负盛名。这样的名特产当然绝不仅仅只是本地人消费和享用，甚至恰恰相反。比如福建的荔枝，在开花季节便被商家交付定金买断，成熟之后再全部运走销往日本、韩国和印度。本地人虽然吃不到，却种植甚多。

全国性的大市场也应运而生，控制着局面的则是商会或商行。商行是同业组织，一种业务叫一行，也叫行业，从京城到州县都有。行会中的商户叫行户，首领叫行老，内部语言叫行话。作为民间组织，他们垄断当地市场，有权为外来商品定价，也提供从进货、销售到结算的一条龙服务。

同类物资的编组运输则叫纲运。纲也是官方制定的计量单位，但凡米一万石，钱两万贯，银十万两，金二万两均为一纲。纲运主要是政府行为，比如被晁盖等人劫走的生辰纲就是。邮传当然也是官办的，但可以邮递私人信件。其中速度最慢的“步递”日行二百里，可以说，家书并不“抵万金”。

有行，有纲，有邮传，还有浩荡的船队和车队，全国性的商业网络就建立起来了。这是两宋经济的大动脉，昼夜不停地为王朝输送着新鲜血液和营养。可以说，帝国的完整和政权的稳固，已经不仅靠军事力量和行政手段，实际上也靠商业网络来维持。这在中国历史上可是第一次。

始料未及的是，货币却成了问题。

宋代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铜钱的年铸造量大约是唐代的十到二十倍，却仍不能满足商品流通的需求，可见两宋的商品经济何等繁荣。为了解决问题，真宗时期，四川成都开始发行名叫“交子”的交换券，以此代替铁钱。仁宗时期，中央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开始发行官交子。后来徽宗改交子为钱引，南宋高宗时又发行了会子。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诞生。

其实，交子在宋代的使用，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中的流通情况，还是一笔没弄清楚的糊涂账，因此也有人认为它并非货币，而是信用支票。但不管怎么说，交子、钱引和会子都与四大发明中的两项有关，是它们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这两项发明，就是造纸术和印刷术。

印刷术，或者说雕版印刷的发明是在唐，普遍应用则是在宋，不过意义不在印交子，而在印书。交子由于本身有含金量，后来是铜版印刷的。书则是木版印刷。具体方法是在版木上刻出左右反转的文字，然后涂上墨，铺上纸，就印出一页一页的书。页的概念由此产生，以前只有卷。

唐人发明印刷术，有可能是从印章得到的灵感。实际上雕版就是大印章，只不过印章是石头或金属的，刻的字和使用的次数都少。然而这一灵感带来的变化，却不仅仅是一项技术革新。它对于文化和经济的影响，都是革命性的。

首先是知识的获得、思想的传播和文化的传承，都变得比以前更方便、更容易、更快捷，因为雕版印刷的书籍可以批量生产。量多则价低，也易得，博览群书完全可能。附带产生的文化成果是：书籍从此有了排版和装订技术，也有了规范的汉字——宋体字，它甚至使用至今。

其次是出版业的诞生。这在宋代，可是利润不低的文化产业。一个印工一天能印两千张，一块印版可印万次，当然有利可图，因此政府、寺庙和书商都参与其事。刻印技术最好的是杭州，成都次之，福建又次。福建的建阳、建瓯和崇化出版业特别发达，那里的刻本并称闽刻。闽刻当中又以建阳的崇仁和麻沙两镇所刻为多，世称麻沙本。

麻沙本的特点是价钱和质量都低，因为是用木质松软的花梨木刻的，排版敷衍、校对不准、错误百出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更糟糕的是当时还有盗版书，以及冒名顶替或者假冒伪劣的假书。苏轼和朱熹就曾大受其害。苏轼抱怨刻印他的文集中掺有别人的文章，朱熹的作品则被建阳书商盗了版。好在当时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很大，书商被绳之以法，私刻的书版也被销毁，尽管那麻沙本的盗版书早已覆盖全国。

那么，诸如此类的商业奇观，宋代还有吗？

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