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经济 一、庄园

少庄主见到县太爷时，确实犯了难。

这是范仲淹写完《岳阳楼记》不久的事情。当时，有位中央政府的官员奉命来到今天河南省某地，主持拍卖一处被官府没收的庄园，标底二万贯。没想到，当地的县尉侯叔献却期期以为不可。他说：这处庄园过去评估一万五，都因为价格太高没人购买，现在为什么还要加价呢？

来人只好实话实说：这是宰相的意思。

侯叔献一声长叹：大人可知其中冤情？这处庄园的庄主叫李诚。他的家业被充公，是因为我朝开国之初，官家曾经从国库拨款，到民间收购制造弓箭的原材料。但是我军南征反贼时，购买的箭杆却不能到位。太祖皇帝盛怒之下，便下了一道敕令，规定但凡欠了国债的，田产一律没收。

来人问：李诚莫非与此案无关？

侯叔献说：正是。说起来李诚也是本朝吏员，并非拿了公款却未购买箭杆之人。他欠了国债，是因为在之前的洪水期间未能及时抢救公物，被勒令赔偿。

来人问：估算损失多少？

侯叔献答：五千贯。

来人大吃一惊：这确实是冤案了。

又问：当时的州县为什么不替李诚说明？

侯叔献答：他们不敢。

来人问：侯县尉的意思，莫非要为李诚平反？

侯叔献苦笑叹息：平反昭雪并不可能。不过，李诚虽然已经作古，孙子还在。即便不能将田产归还，好歹将价格定低一点，让李家把庄园买回去，也算还他一个公道。

来人倒也爽快：那就减去五千。

于是，侯叔献召来了李诚的孙子。

李诚的孙子这时其实不能叫作少庄主，也没想到还会有这等好事。当时的平民，称父母官为公祖。于是李诚之孙便十分为难地回答说：公祖厚爱，恩同再造。只是小人家里已经一贫如洗。定价再低，也买不起。

侯叔献却说：我自有办法。

办法在租种庄园田地的佃户，也就是庄客那里。李诚庄园充公了，佃户没有充公，侯叔献便跟他们算账：你们祖祖辈辈租种李家的田地，都已经脱贫致富。现在官府要拍卖李家庄园。如果被别人买去，你们就得退租还田，在庄园里盖的房子也不能再住，实在不如凑钱帮李家买回，李家也保证你们长为佃户。主客和衷共济，岂非两全其美？

庄客们都说：愿从公祖之言。

李诚的孙子这才重新成为少庄主。

这就是“李诚庄园案”，此案值得深思。

可以看出的问题很多。比如充公的李诚庄园八十多年卖不出去，竟无一任地方官员过问，岂非咄咄怪事？原因却很简单，那就是宋代的州县根本就没有长官，只有知事，叫知县和知州，全称“知某州事”或“知某县事”，意思是主持某州或某县工作。有的还称“权知”，那就更是“姑且主持”而已。官员既然是“临时工”，当然得过且过。就连身为县尉的侯叔献，处理此案凭的也不是职责，而是良心。

宋，为什么要把县令和刺史改为知县和知州？

为了中央集权。

集权的第一件事，是集地方之权于中央。地方上的首要任务，甚至只是为中央政府敛财。因此，不能有维护州县的地方官，只能有主持工作的中央官，知州和知县也往往都有中央政府的官衔。看起来是高配，实际上是集权。

不过，凡事有弊有利。正因为王朝的精力主要用于防止宫廷政变和军人夺权，对于民间的思想文化、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便无意过多干预，反倒会网开一面，听其自然。唯其如此，宋代才有不同于汉唐的经济形态、模式和特色。表现于城市，就是市井；表现于农村，则是庄园。

庄园的特点是一大二富。比如李诚家，占地面积多达方圆十里，而且尽是土壤肥沃之地，还有河流贯穿其中。佃户更是多达百家，户户高楼大院，丰衣足食。这在西周，便已是一个邦国的规模。标价二万贯，其实不多。

这就让人想起东汉魏晋的坞堡。

坞堡原本是一种民间防卫性建筑，或设防的农庄，后来则发展为经济模式和社会组织。它的情况很像《水浒传》中的祝家庄：有森严的壁垒，也有私人的军队。一旦发生战乱和侵略，就能倚仗城堡、高墙和护城河，以及全副武装的家丁和堡民保障安全。难怪祝家庄的佃户每家两把朴刀了。

不过，祝家庄却是特例，宋代庄园与东汉魏晋的坞堡也有本质区别。坞堡有号称部曲的私兵，庄园没有。都有的是佃户。但，东汉魏晋的佃户与坞主之间，是隶属关系和依附关系，部曲就更是。宋代的庄客与庄主却是租赁关系，也是契约关系。所以，李诚庄园被充了公，佃户们却照样种他们的地。只不过老板变成了官家，地租上交县衙而已。

当然，庄园如果卖给别人，新庄主也就有权解约。反过来也一样。佃户不满意，也可以一走了之，庄主没有任何权力阻拦和扣留。碰巧的是，李家庄的庄客发家致富了，舍不得走，所以侯叔献能够说服他们，他们也出得起钱。

这就跟东汉魏晋甚至隋唐都不同。

典型的宋代庄园，大约是史家庄那样的：前通官道，后靠溪冈。一周遭青缕如烟，四下里绿阴似染。转屋角牛羊满地，打麦场鸡鸭成群。墙外桃红柳绿，墙内人丁兴旺。庄主则端坐草堂，里里外外自有那些庄客打理。如果有王进那样的落难之人前来投宿，也能受到款待。

那么，宋代庄园兴旺发达，原因何在？

户籍制度，经济政策，市场需求。

我们知道，宋代户籍是有主、客之别的。只要是直接向政府纳税，哪怕穷得只交一文钱，也是主户。相反，只要自己没有不动产，佃人之田，居人之地，即便脱贫致富如李诚庄客，也是客户。客户最多的时候，竟占到全国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十。他们在哪里呢？当然是李诚们的庄园。

庄园多半是买下来的，也有开荒开出来的。但无论哪种方式，政府都承认其合法，甚至鼓励。也就是说，只要有力就能垦荒，只要有钱就能买地。开垦多少，购买多少，政府都不管。庄客开了荒，买了地，要自立门户，也没问题。

这样一种放任宽容，也是前所未有的。之前历朝历代的土地政策，是强调国有，抑制兼并；宋则是承认私有，不抑兼并，还把私人占有视为藏富于民和为国守财。于是，土地被商品化并投放市场，甚至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和租赁权也能转手买卖，大大小小的庄园当然林立于天下。

实际上，也只有规模宏大、从事多种经营的庄园，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正如后面将要讲到的，宋代城市经济和海外贸易都相当繁荣。不但市民和外商需要大量的农副产品，就连农村中的专业户比如蚕农、果农和蔗农，也都吃起商品粮来。这就势必要求农业生产告别自给自足，走向商品化、专业化和规模化。庄园的兴起可谓适逢其时。

与庄园同时兴起的，是各种专业化的农场。今天安徽省铜陵市的丁家洲，在南宋时期便是三百里地只种萝卜，然后经由长江运到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出售。可见当时市场化程度之高，农业商品需求量之大，也可见农村经济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城市的跨越式发展。因此，只有揭开宋代城市的面纱，才能真正一睹宋代经济生活的芳容。

那就进城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