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生活 三、椅子与包子

井边那家药铺里，应该有椅子的。

药铺叫“赵太丞家”，看来是老字号，也是大药房，还很可能有官方背景。因为太丞是太常寺太医局的长官，也就是宫廷办公厅保健局的局长。何况该局长还姓赵，说不定跟皇家有什么关系，这才被画进了《清明上河图》。

这样的药铺在开封城内很是不少，而且专业化，比如山水李家专司牙科和喉科，银孩儿、柏郎中家小儿科，大鞋任家产科。当然，这些药铺同时也都是诊所。

赵太丞家可能是专科，也可能是全科。店里打出的广告虽非包治百病，却也五花八门，丸散膏丹都有。图中来看病的女人怀里还抱着孩子，说明这家诊所没准也看儿科。

不过，那女人似乎是坐在长凳上。

这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宋是中国人坐姿的转折期。唐宋以前，古人是席地而坐的。即便贵为天子，也是双膝着地跪坐在草席上，因此有席位、主席、列席等说法。魏晋时有了胡床，是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双腿垂地而坐，在唐代也开始流行。于是五代南唐的《韩熙载夜宴图》中，便什么样的坐具和坐姿都有，甚至还有盘腿坐在椅子上的。

但，凳子和椅子大行其道，应该是在宋。

这同样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中看出——开封许多店铺里都有桌子和长凳，而在席、榻、胡床的时代，是只有低矮的几案，没有桌子的。宋代甚至还有一种奇怪的坐法，就是在榻上放椅子。可见椅子取代榻，也是一场革命，而且要到将首领称为“坐第一把交椅”才算成功。

从此，时代精神不在榻上，而在椅上。

榻是席的升级版。席，有坐席，有卧席。卧席到了韩国和日本就变成榻榻米。榻榻米可卧可坐，榻也一样。只不过前者铺在地上，不可移动；后者如果是木制的，则可以移来移去，最轻便的还可以在不用时挂起来。

当然，坐榻如果大得像床，上面也可以放几。

桌子却是跟椅子配套的。宋以前，直到隋唐五代都没有这个词出现。因为人在榻上，无论跪坐、盘腿或斜卧，均只能使用低矮的几案。结果正如《韩熙载夜宴图》所示，由于习惯使然，不但榻前，就连椅前置放的也是几。

轿子也一样。轿子又叫肩舆，很早就有。因为它由车子演变而来，是人抬的无轮辇车，所以也叫步辇。但在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中，李世民是坐在榻上的；而《清明上河图》中的轿子里面，则显然是椅子，不是榻，尽管合法地普遍使用这种交通工具要到南宋高宗之后。

这个变化，也延续至今。

不要小看这变化，因为这是身心的解放。实际上，席地而坐是拘谨的，通常要求双腿弯曲，膝盖着地，臀部坐在脚后跟上，双手放在膝前。头部要正，不能左顾右盼。如果是肃坐，可抬头，恭坐和卑坐则都要低头。

气派是必然的，舒适也是必然的。事实上，使用桌椅之后，家具的尺度将随之增高，室内的格局也会相应变化，这是可以从南宋画家刘松年的作品中看出的。

结果，是市井之中也遍布桌椅。

但，各阶层都爱吃的，是包子。

达官贵人的包子也好生了得，豪门大族甚至有专门蒸包子的厨房。徽宗年间，有人买了一个小妾，自称是太师蔡京府上包子厨房的。那人很高兴，便让她蒸包子，她却推辞说不会。那人问：你既然是包子厨房的，怎么不会？

不过，如此食不厌精的蔡京最后却是饿死的。因为此人是有名的奸臣，所以在流放的路上有钱也买不到吃的。关于他的故事，施耐庵的《水浒传》说过，本中华史下一卷《王安石变法》也还要再说，这里且说苏轼。

苏轼是有名的吃货，东坡肉据说就是他的发明，弄不好便会中毒的河豚也是他的爱物。有一次，一个朋友备了河豚请他到家里来吃。一家人躲在屏风后面，想听这位“拼死吃河豚”的美食家做何评论，苏轼却只管吃不说话。正当大家感到失望之时，此公却喊了一句：也值得一死！

好嘛！时代精神不在刀尖，而在舌尖。

舌尖上的赵宋美不胜收，更值得一提的是服务。当时开封的各大酒楼，分工极为精细。一旦承办宴席，从布置会场到迎来送往都有专人负责。用孟元老的话说，就是“主人只出钱而已，不用费力”，就连“椅桌陈设”都不用操心。更让人满意的是，饭店也“不敢过越取钱”。

服务到位，讲究也多。比如南宋杭州的规矩，是客人进了酒肆坐下，店家要先下“看菜”，也就是样品。问清楚需求之后，再正式做出来上桌。样品其实也很精美，因此常常有外地人见了就下筷子，结果让店家暗地里嘲笑。

土包子，就是这个意思吧？

这一点都不奇怪。一方面，在王朝时代，所有时尚都由帝京领风气之先；另方面，两宋也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的城市经济繁荣期。这种繁荣的实况、原因和影响，将在第三章展开讨论。但可以肯定，变化是从首都开始的，影响也是从首都扩散的。京师，是全国城市的样板和标杆。

开封和杭州，当然最有话语权。

因此，那些“首善之区”的居民，便完全可以把自己看作城里人，把其他地方的统统看作乡下人，哪怕后者是封疆大吏，前者却不过是贩夫走卒和市井小民。

没错，他们是城市的主人，不管身上有没有刺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