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乱政的同时,藩镇在割据。

藩镇又叫方镇。方即四方,藩即藩篱,镇即镇守,也指军镇。因此藩镇的本义,就是镇守一方,保卫中央。

最早设立的藩镇是十个军区,其中九个军区的长官是节度使,一个是经略使,统称“天宝十镇”。这十个军区有五个在西北,三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南,一个在华南,战略目标也很明确:保卫关中,进而保住世界帝国的地位。因此十镇的总兵力竟多达四十九万,是中央军的五倍半。

这就是典型的强枝弱干了,唐玄宗却毫不在意,将节度使换成番将的李林甫更是自鸣得意。结果安史之乱起,原本应该保卫中央的藩镇,变成了反政府武装力量。

教训惨痛啊!

本表所列曾任节度使只选代表人物。

帝国却没有反思。相反,为了尽快享受胜利成果,肃宗和代宗不计后果地封官许愿、招降纳叛。结果,藩镇的数量没有减少反倒增多,势力也没有减弱反倒增强。到第九任皇帝德宗时,全国共有藩镇四十多处,大的辖地十州,小的也有三四州。藩镇不再是边防军,而是相望于内地。

换句话说,京畿之外,几乎都是藩镇。

新藩镇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中央系,也就是帝国新设节度区,任命政府军的将领担任长官。这样做,当然是为了酬劳那些平叛有功的人。但,前面有节度使造反,后面就册封更多的节度使来平息,岂非饮鸩止渴?

更糟糕的是,安禄山和史思明手下的将领,投降以后也成为大唐的节度使。这就是安史系。安史系的将领,多半是胡人或胡化的汉人。他们的势力范围,也多半是胡化程度较深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特点是民风彪悍,崇尚武力,跟吟诗作赋风花雪月的长安,俨然两种文化,两个中国。

安史系镇区的统治系统,是军政合一的。节度使是最高军事长官,也是最高行政长官。他的军队遍布全区,由私人任命的镇将来率领。镇将的部属,也是私人的。因此,镇将强悍,就能更换统帅;统帅强悍,就能对抗中央。中央系的节度区虽然没有这么蛮横,却也未必一定听话。

藩镇,差不多是“半独立王国”。

这就有点像东周,却比东周混乱。东周至少讲规矩。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都是有着法定程序和制度保障的封建关系,谁都不能自说自话地当起诸侯和大夫来。此时的节度使却可能由镇将拥立或驱逐,全凭武力和实权说话。中央政府则只能在事后追认,完全是橡皮图章。

显然,中央系也好,安史系也罢,都是军阀。

是军阀就会混战。实际上,安史之乱后,受到重创的唐帝国之所以没有立即灭亡,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军阀们自己要混战,谁也不能一家独大,谁也不能一统天下。因此哪怕灭了大唐,造就的也只是分裂状态的五代十国。那可是一桌五道主菜轮流上,周围摆了十碟凉菜的宴席。

其实,这种闹剧在中唐就已经预演过。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十一月,河北四个藩镇一齐宣布独立,或称孤,或道寡。雪上加霜的是,被朝廷寄予平叛厚望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跟着反了,还被那四个人怂恿着要称帝。

强悍的李希烈是安史系藩镇李忠臣的养子。而且,就像黑社会里经常会发生的故事一样,他在羽翼丰满之后驱逐了养父和主帅,自己当起节度使来。对此,朝廷一点脾气都没有就给予了追认。这次他把事情闹得更大,帝国政府也仍然忍气吞声,只是派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去“宣慰”。

这位大臣就是颜真卿。

颜真卿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不但是唐代首屈一指的大书法家,也是安史之乱中坚持敌后抗战的英雄,他的哥哥颜杲卿(杲读如搞)甚至在被俘之后骂贼而死。这样刚直不阿的人到了叛军营中,当然不会嘻嘻哈哈一团和气。

叛军也剑拔弩张。李希烈的亲兵和养子一千多人围着颜真卿舞刀弄枪,破口大骂,一副就要吃人的样子,颜真卿却面不改色,纹丝不动。李希烈只好用身体护住这位大唐的太子太师,客客气气请进行营,拿出那四个人的信来说:四王不约而同拥戴本帅,难道不能说明一点什么问题吗?

颜真卿说:什么四王?四凶罢了!

四人的使者却对李希烈说:我等正要上表称臣,太师就来了,这不就是上天把宰相赐给都统您吗?

颜真卿说:什么宰相!你们没听说过颜杲卿吗?那正是家兄。老夫年近八十,只知守节而死,岂能受此蛊惑?反倒是尔等,倒行逆施,只怕死无葬身之地!

李希烈便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大坑,名曰“坑颜”。

颜真卿说:何必如此麻烦!拿把剑来岂不痛快?

李希烈无可奈何,但也不会停下叛乱的步伐,朝廷则只好调兵遣将。建中四年(783)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奉命率领五千人马,从泾州(今甘肃省泾川县)前往襄城(今河南省襄城县)御敌,却没想到走到半路就兵变了。

兵变是由一件小事引起的。姚令言的部队风尘仆仆赶到长安,长安市长(京兆尹)却拿野菜粗粮劳军。当时,天降大雨冷风刺骨,随军家属饥寒交迫,勤王官兵怒火中烧。他们说:热饭热菜都吃不上一口,凭什么要我等卖命?长安的库房里应有尽有。他们不给,我们自己去拿!

于是,已经走到长安东边的部队突然哗变。他们一脚踢飞了装着粗茶淡饭的坛坛罐罐,扬铃打鼓地杀回京城。此时姚令言正在宫里向皇帝辞行,闻讯大惊失色,赶忙冒着纷飞的箭矢冲进军中大声说:弟兄们,不要这样!

哗变的官兵根本不听,裹胁了姚令言就往里冲。

德宗皇帝也大吃一惊,赶忙派宦官宣诏,官兵每人赐帛两匹。将士们更加愤怒,杀了宦官继续前进。陛下赶紧又派人拉了二十车帛去,城门却已攻破。潮水般涌进大街小巷的叛军高喊:百姓不要惊慌,我们只抢皇帝,不抢你家!

皇帝只好仓皇出逃。

这是继玄宗和代宗之后第三位流亡天子,赶来护驾的就是前面说过的神策军。叛乱了的平叛部队在长安拥立了一个退居二线的节度使为皇帝,先称秦,后称汉,流亡在外的德宗则只好下诏赦免那五个称王的藩镇。不过,愿意领情的却只有三个,另外两人一个继续南攻,一个自称楚帝。

德宗只好再逃。

幸运的是,这些叛军都不能叫团队,只能叫团伙,叛乱的同时还要内讧。比如李希烈就是被部下所杀,继位的部下则再被部下杀掉。这两个先后谋杀了主帅的部下,也都被唐政府任命为节度使。毕竟,长安已无能力驾驭他们,帝国反倒要仰仗各路藩镇,才不至于亡于外敌和内乱。

虚弱的大唐,只能姑息养奸。

因此,本次内乱平定后,藩镇的力量更强大了。德宗之孙宪宗继位时,全国藩镇共计四十八处,不向中央申报户口的十五镇,每年上缴财税的仅八镇,可谓尾大不掉。

这才有了宪宗的削藩,包括调用十六镇兵力,用三年的时间平定淮西。经过如此这般不懈努力,到元和十四年(819)的春天,全国的藩镇至少在名义上都服从了中央。可惜这位能干的皇帝在后期也变得荒唐,终于被宦官所杀。

大唐帝国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

此后的八十多年,就基本上是朝廷宦官乱政,外地藩镇割据。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天下变成这副样子,难道就没有人为国分忧?朝中那些大臣,又在干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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