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阿拉伯 五、告别巴格达

巴格达与泰西封只有一步之遥。

泰西封是波斯萨珊王朝的故都，巴格达则原本是底格里斯河西岸的一个村落，距离泰西封只有32公里。阿巴斯王朝的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al-Mansur）把它定为新都，而且像罗马皇帝君士坦丁迁都拜占庭、隋炀帝营建洛阳一样，亲自选址并亲自监工，当然不会是心血来潮。

事实上“巴格达”这个名字很可能来自波斯语，意思是“真主的恩赐”。建成之后的正式名称则是麦地那·萨拉姆（Madinahal-Salaam），意思是和平之城。显然，这就意味着帝国将来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放弃地中海，转而依靠波斯的传统，寻求波斯的支持。难怪阿巴斯人要把自己的政权称为道莱（Dawla）了，他们开创的确实是一个新纪元。

新，是方方面面的。

首先，王朝在曼苏尔和他以后都“一国两府”。哈里发是宗教领袖和国家元首，行政事务和大权则交给名曰维齐尔（Wazīr）的宰相或首席大臣。他们通常由波斯人担任，权力大到不但理所当然地主持国务会议，而且可以任命和罢免行省总督。基督徒和犹太人也被委以大臣和顾问的要职，阿巴斯王朝变成了联合政府领导的多民族帝国。

这就与定都大马士革的伍麦叶风格迥异。伍麦叶王室是不相信非阿拉伯人的，他们也不会把国家事务假手他人，对其他民族的文明更不感兴趣。这个从麦地那乌玛到哈里发国家一路上升的家族，更像隋唐初年的关陇集团。他们的“关中本位”政策就是依靠阿拉伯人，尤其是阿拉伯武士。

阿巴斯王朝却显得开放和宽容，各色人等都能在这个帝国如鱼得水。这其实也是被逼出来的。作为旧政权的颠覆者和过去的少数派，他们既不能依靠伍麦叶的人，自己又没有执政能力，只好就地取材使用波斯官员和波斯官制。何况阿巴斯人造反起义时得到了什叶派、基督徒、犹太人和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支持，胜利之后总要以德报德。

结果，政权的性质就变了。

变化也有两方面。一方面，统治集团由过去的阿拉伯贵族和阿拉伯武士，变成了职业文官、商人地主和教法学家组成的群体。另方面，帝国也变成了波斯化的王朝。实际上这些久居伊拉克的阿拉伯征服者，早就与那些被征服的萨珊贵族眉来眼去，现在更是心安理得地接过波斯传统，模仿波斯习俗，迷恋波斯女人。当波斯音乐从底格里斯河畔的豪华别墅飘出来时，他们与沙漠中的游牧生涯已如隔世。

这又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是过去的武夫变得文雅，帝国的政策也变得宽容。这种宽容是当时西方世界所没有的。犹太人、基督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被允许坚持自己的信仰，更被允许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没有焚书坑儒，也没有异端裁判所，尽管维系帝国统一的纽带仍然是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

宽容和雅致催生了文明之花，阿巴斯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一片欣欣向荣。富饶的两河流域提供着各类丰富的农产品，从大唐战俘那里学到的造纸术传遍全国，纺织业和银行业茁壮成长，交通运输四通八达，巴格达开出的支票可以在摩洛哥兑现。总之，当中国的大唐陷入安史之乱的泥潭不能自拔时，阿巴斯人却迎来了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

当然，也是和平时代——萨拉姆。

于是就有了功德无量的“百年翻译运动”。从公元830年到930年，也就是中国的晚唐五代时期，对其他民族文明成果大规模有组织长时期的翻译推介活动，以巴格达为中心全面展开。正是这一壮举，使古希腊典籍得以完整保存，为欧洲的崛起提供了指路明灯，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有了能够站立起来高瞻远瞩的巨人肩膀。

但与此同时，帝国也走向衰朽。

衰朽是从统治者开始的。长时间的和平繁荣，使他们日趋骄奢淫逸，也更加没有执政能力。哈里发们自称“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却其实是波斯人文官政府的影子，后来还变成突厥禁卫军随意废立的傀儡。到公元9世纪中，也就是大唐皇帝接连被宦官谋杀，查理曼帝国也一分为三时，阿巴斯王朝的政府已经由波斯人的变成了突厥人的。

这就离亡国不远。公元1055年，也就是中国的北宋仁宗至和二年，巴格达被塞尔柱（Seljuk）突厥人占领。突厥首领自封苏丹（Sultan）成为实际统治者，哈里发则变成徒有虚名的宗教领袖。公元1258年，即南宋理宗宝祐六年，成吉思汗的孙子率领蒙古军团血洗了巴格达。既政教分离，又只剩下可怜兮兮两河流域的阿拉伯帝国正式灭亡。

算到这年，阿巴斯王朝维持了近五个世纪的统治，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灿烂辉煌，三分之一起伏跌宕，三分之一名存实亡。这个王朝甚至一开始就是分裂的。西班牙有“后伍麦叶王朝”，中国史称西大食；突尼斯和埃及有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史称南大食；阿巴斯王朝则只是东大食。

两个另立山头的王朝也曾有过自己的美好时光。后伍麦叶王朝的首都科尔多瓦（英语Cordoba）与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齐名，是当时的世界文化中心之一。法蒂玛王朝则不但占领了埃及，还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希贾兹，位于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更是名扬四海的高等学府。

阿拉伯世界三国鼎立。

然而在巴格达沦陷前，后伍麦叶和法蒂玛王朝都已先期谢世，只有阿巴斯苟延残喘。种种迹象表明，阿拉伯人的辉煌已是明日黄花，只能留待后人在晚霞中凭吊和吟唱。

既然如此，那就让别人来接手吧！

事实上之后伊斯兰教的传播，主要就靠波斯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影响最大的是奥斯曼、沙法维（英语Safavid）和莫卧儿（英语Mughal）三大帝国。奥斯曼是突厥人的，在今天的土耳其；沙法维是波斯人的，在今天的伊朗；莫卧儿是蒙古人的，在当时的印度。他们都不在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人反倒成了“少数民族”，在今天的穆斯林中只占八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公元10世纪后，伊斯兰教的传播已主要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实现的。受传教师、移民和商人影响而伊斯兰化的地区，包括了印度尼西亚群岛、马来半岛南端和非洲一部分，就连作为征服者的蒙古人也自动皈依。这不能不说是神奇，而且必有原因。

不过，我们还是把这问题留待将来吧！

现在已经完全清楚了。麦地那乌玛，哈里发国家，伍麦叶帝国，阿巴斯王朝，阿拉伯人一步一个台阶地走完了自己的路。但这道路不是罗马的，也不是中华的。实际上，由于西周奠定的人本、现实和艺术三大精神，中华大地并不具备宗教土壤，因此只可能产生具有世界性的文明，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宗教，更不可能产生世界宗教。这里面没有是非对错的问题，只不过事实如此而已。

然而中国的隋唐之际，却是世界宗教的时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灿烂辉煌，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以及对人类文明和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我们在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那里已经领略过了。中华帝国并非与世隔绝，对此应当不会无动于衷，何况另一种世界宗教早已传入中国。那么，当佛教作为外来文化遭遇中华传统时，原本不乏矛盾冲突的双方又该怎样相处和自处，新的思想文化会因此而诞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