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0年堪称非比寻常。就在这一年,再赴江都的隋炀帝开通了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至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全长八百里。与此同时,伊斯兰教的伟大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得到了天启,而一位名叫希拉克略(Heraclius)的人则成为拜占庭(Byzantium)的皇帝。

新的历史就这样开启了。

此后的世界,便是拜占庭、阿拉伯和隋唐帝国叱咤风云的舞台。当然,三大帝国命运各异。一个半世纪后,大唐达到鼎盛然后衰退,阿拉伯扩张至极面临分裂,拜占庭则跌入低谷准备复兴。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创造了影响世界的文明,而且这文明还都与宗教有关。

不妨先看拜占庭。

拜占庭又称东罗马帝国。不过,东罗马也好,拜占庭也罢,都是后人的说法。正如东晋人从来不说自己是东晋,拜占庭人也从来就认为自己是罗马。他们的国家依然叫做罗马帝国,他们的元首也依然叫做罗马皇帝,尽管帝国的首都早就不在罗马,罗马城也衰颓得不像样子。

实际上在受过古典教育的人眼里,新帝国就像一个破落户私生的混血儿和败家子,不但丢失了祖传的罗马城,还说着拙劣的希腊语,以一种来历不明的宗教为国教。这种宗教的成熟和传播虽然是在古罗马,它的创立者耶稣基督却是犹太人,其教义更是与罗马文明的传统八竿子打不着。

这样的国家,怎么也好意思叫做罗马?

然而拜占庭人却不这么看。作为当时西方世界最强大帝国的臣民,安纳托利亚(Anatolia,即小亚细亚)、埃及和叙利亚以及整个多瑙河以南东欧的主人,他们跟长安城里的中国人一样认为自己是居住在文明世界的中心,只不过这中心在他们那里叫做君士坦丁堡(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是在公元330年5月11日成为罗马帝国之首都的,之前的它则是博斯普鲁斯海峡(StraitofBosporus)西岸的希腊要塞,叫拜占庭。谁都没想到的是,拜占庭虽然由于成为新首都而被改了名字,它的原名却被后人用来称呼迁都之后的新帝国,看来历史确实喜欢开玩笑。

把拜占庭变成帝国新都的,当然是那位赫赫有名的大帝君士坦丁(staheGreat)。他迁都拜占庭的目的也很明确,那就是要实现“新首都,新帝国,新宗教”的政治主张和理想。这个新宗教就是信仰唯一之神的基督教,因此帝国政府必须远离众神喧嚣又破败不堪的老罗马城。

于是,皇帝陛下不辞劳苦地亲自跑马圈地。看着那些疲惫不堪的随从,君士坦丁庄严宣布:在我前面引路的是不可见的神灵——上帝。当然,为了证明信仰的虔诚,新首都的城市中央建起了圣索菲亚(St.Sophia)大教堂,奥古斯都广场上皇帝雕像的手中也既拿着地球仪,又拿着十字架——前者象征着征服世界,后者象征着追随基督。

君士坦丁的这种宗教热情显然需要解释。因此,作为依靠军队拥戴和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的皇帝,他声称自己在进军的途中亲眼看见太阳里出现了十字架形的光芒。受这一神迹的启示,此公便将罗马军旗的图案改成了十字架。据他自己和历史学家们说,从此君士坦丁战无不胜。

呵呵,上帝与他同在。

可惜这种说法越是神乎其神就越是形迹可疑,君士坦丁的信仰确实值得商榷。事实上,他虽然大力扶植基督教,却又宽容地保护异教徒,尤其是大权在握之后。他甚至一再推迟履行入教的手续,直到临终之前才接受了洗礼。

显然,君士坦丁是基督徒,更是政治家。在他那里,帝国的统一和政权的稳固才是第一位的。因此,当基督教各派为教义争得面红耳赤时,君士坦丁却超然物外,甚至将教士们视为命根子的神学理论玩弄于股掌之间。他当然也不会为了基督教去打击多神教。别忘了,拜占庭的新名字是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之城),不是上帝之城或基督之城。

实际上君士坦丁推崇基督教,看重的不是教义,而是它主张一神崇拜。这种单纯的性质正是大一统帝国需要的。这就正如汉帝国独尊儒术并非多么喜欢儒学,只不过儒家学说更适合成为统一帝国的统一思想。

君士坦丁是古罗马的汉武帝。

不能说君士坦丁的选择没有道理。事实上,异教徒们很快就发现了基督教的过人之处:崇高的精神、纯净的心灵和严谨的组织,以及坚定不移的信仰。基督徒的行为举止也令人尊敬。他们扶贫济困,宽恕敌人,勇于殉道,尊重妇女并唾弃背叛。所有这些,都来自他们唯一之主的教导。

相反,古罗马的宗教则显得不堪,如果那也能够叫做宗教的话。要知道,它可是连一个合适的名字都没有,更不要说神学教义、道德规范和组织机构。那些名目繁多的神每个都来历不明,而且不乏通奸乱伦和弑父杀子诸多罪行,根本就不足以成为帝国臣民的道德楷模。

这时不管换了谁,也会选择基督教。

可惜,君士坦丁的上帝并没能保佑他的帝国。基督教被定为国教不过三年,罗马就分裂为东西两半,西边那半也在大部分臣民皈依基督之后不久便轰然倒塌。就连东边的君士坦丁堡最终也未能幸免。它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并被改名为伊斯坦布尔(Istanbul),意思是伊斯兰之城。

这可真让人哭笑不得。

当然,东罗马帝国灭亡要到公元1453年,也就是中国明朝的景泰四年。但在公元610年,希拉克略接手的却无疑是一个烂摊子:国库空空如也,军队士气低落,敌人则从四面八方将帝国团团围定,包括北方的日耳曼蛮族,以及来自中亚的好战民族阿瓦尔人(theAvars)和波斯人。

波斯人是罗马帝国的老对手和死对头,尤其是在萨珊王朝(SassanidDynasty)取代帕提亚帝国(ParthianEmpire)后。他们不但频频发动战争,在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方面也大唱对台戏。罗马帝国迫害基督教徒时,萨珊王朝大批收容他们;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波斯人又支持其异端。被中国人称为景教的那个派别,就是在萨珊波斯形成的。

毫无疑问,波斯人对基督教并没有兴趣,他们信仰的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因此,收容基督徒和支持其异端,都不妨碍他们在公元614年的5月蜂拥而入圣城耶路撒冷,将基督教的古迹夷为平地。更过分的是,这些异教徒还撬走了教堂中耶稣受难的真十字架,并把它作为战利品连同俘虏一起运往波斯首都泰西封(Ctesiphon)。

是可忍孰不可忍,何况波斯人并没有就此收手。在横扫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后,他们又让东罗马人的埃及总督举手投降。能够为帝国提供四分之一收入的宝地无可奈何地落入敌手,再也没有一粒粮食从亚历山大港运往君士坦丁堡,希拉克略也不得不中止了对市民免费的面包供应。

公元620年,咄咄逼人的波斯军队前进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对岸,与君士坦丁堡隔水相望。这条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通道是那样地狭窄,以至于拜占庭皇帝一眼就能看见敌营中闪烁的火光,甚至能想象出他们的饮酒狂欢。

兵临城下国难当头,被逼入死角的希拉克略不能不把自己变成罗马帝国的防卫者。实际上,当他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皇位时,也就把臣民的厚望放在了肩头。如果不能让摇晃的帝国重新站立,他的下场不会好过前任。

那么,上帝会保佑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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