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世界帝国 四、文化航母

阿倍仲麻吕要回日本去了。

中文名字叫做晁衡的阿倍仲麻吕，是在开元四年（716）作为留学生来到大唐的。当时他十九岁，同行的则有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玄昉，均为一时之选。进入国子监学习的阿倍仲麻吕也不负厚望，以优异成绩一举考中进士。

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了三位外籍进士，先后是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新罗人崔致远、阿拉伯人李彦升。

这里面的信息值得深思。

前面说过，唐代科举最难考的是进士。因为其他科目比如明法和明算，选拔的都是专业技术人员。进士科的设置却是要为帝国的高级官员和政治家做人才储备，因此并不考核专业技术，对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则要求更高。

那么，进士科考什么？

贴经、杂文、时务策。贴经就是从儒家经典中选取部分段落篇章做填空题，杂文是写诗和骈文，时务策则是论述时政对策。第一项考基础知识，第二项是才艺展示，第三项相当于学位论文。如此全面考核，难怪考中不易。

对于外国人，就更难。

阿倍仲麻吕却一举成功。此后他留在了长安，成为大唐的一名官员，一住就是几十年。天宝十二载（753），思乡心切的仲麻吕被玄宗皇帝任命为大唐出使日本的使节，与久别重逢的故人、遣唐副使吉备真备一起回国。

消息传出，朝野上下依依不舍，名重一时的王维等人纷纷作诗送别。阿倍仲麻吕则写下了著名的《衔命还国作》送给中国朋友——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这说明什么呢？

阿倍仲麻吕已经融入大唐。

大唐境内，像仲麻吕这样的外国人不在少数，融入的原因也五花八门。比如萨珊王朝被阿拉伯帝国灭亡后，流亡的波斯王族复国不得，就只好客死长安。但更多的是来了就不想走，比如赖在鸿胪寺国宾馆的那些使节。问题是，并非所有外国人都被唐帝国包养，吸引其他人的又是什么呢？

财富，机会，制度，文化。

逐利而居的商人当然是冲着巨额财富，或者说赚钱机会而来的。这其实要感谢隋炀帝。由于大运河的开通，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基本贯通起来。商旅从广州港登陆，取道梅岭进入洪州，再向东进入钱塘江，就可以一帆风顺地从杭州而扬州，而洛阳，直至丝路的东方起点长安。

作为世界首都，长安是国际贸易的大市场。在此，帝国政府设有市局和市准局，负责工商管理和标准计量，也负责平抑物价。薄利多销的政策刺激了消费，稳定低廉的物价更让远道而来的胡商有利可图。于是，以粟特、波斯和阿拉伯人为主的外来资本集团，就自然而然地形成。

胡人的商团非常专业，甚至操纵和垄断着部分行当。有一次，某寺在做完道场后得到一件施主奉献的宝物，长约数寸形如朽钉。寺僧不识货，拿到西市请胡商鉴定。胡商只看了一眼，马上就说：哪里来的？开个价吧！

寺僧决定狮子大开口，要价十万。

胡商却呵呵大笑。直到寺僧将价码加到五十万，胡商这才不紧不慢地说：告诉你吧，这个值一千万。

成交之后寺僧才知道，那是佛骨。

此事的真伪不得而知，胡商的长袖善舞则毋庸置疑。在他们眼里，对外开放的大唐简直就是天堂。没错，长安是聚宝盆，扬州是销金窟，他们当然乐不思蜀。

但，这样看问题，也就是商人而已。

更多人看重的是建功立业的机会。安史之乱前，作为世界帝国，大唐弥漫着英雄主义的氛围，充满了开拓进取的精神；作为混血王朝，他们又不分种族地对所有人才都敞开大门。于是大臣有天竺人迦叶济，名将有高句丽人高仙芝，外交官有波斯人李密翳，堪称各色人等济济一堂。

隋唐创立的制度也是一块磁石，因为它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先进的。于是，这些制度被移植到了日本。就连长安城的模样，也被几乎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奈良。

更吸引人的，是文化。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生活方式，而唐人的生活充满了趣味和诗意，并崇尚知识、智慧和才情。一个人，如果才华出众风流倜傥，那是会拥有众多粉丝的。

有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唐玄宗开元年间某一天，诗人高适、王昌龄和王之涣在酒楼小饮，邂逅皇家乐团的几位歌女。当时正值寒冬，天上微微飘着雪花。三位诗人回避到外间拥炉听歌，同时约定以歌女所唱诗歌之多寡，来认定自己在诗坛的排名。

然而唱来唱去，不是王昌龄的，便是高适的。王之涣开始沉不住气了。他指着歌女中最出色的一位说：回头她如果不唱我的诗，这辈子不跟你们争高下。

最漂亮的那位也终于发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一曲，直唱得回肠荡气响遏行云，被公认为最精彩。

诗人与歌女就此相识，愉快地度过了一天。

此事的真伪同样无从稽考，体现出的氛围却很可靠。事实上，由于皇家酷爱此道，科举推波助澜，诗在唐代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一种潮流和时尚，以及上流社会的身份标志和统治阶级的共同教养。难怪杜牧能在扬州的青楼如鱼得水了。要知道，他并非富可敌国。

这就雄辩地证明了大唐的文明程度之高。因为只有在高度文明的国家，诗人才会有那么崇高的地位，也才会有那么多人写诗，还人才辈出。在繁星般的名家背后，应该是数量更为庞大的作者和读者群。

阿倍仲麻吕，就是被这种氛围所吸引吗？

也许吧，也许。

可以确知的是，每次遣唐使来华，都会大量搜集唐人的诗作带回日本，吟诗作赋也成为日本皇室和达官贵人的必修功课。与唐宪宗和唐穆宗同时的平安朝嵯峨天皇，甚至写出了丝毫都不逊色于唐人的诗句：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鲈鱼脍，莼菜羹，餐罢酣歌带月行。

何况还有雕塑、绘画、书法和乐舞。

这同样是无法历数的领域，或许只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是作为中国独有的艺术样式，书法在日本和新罗也十分热门。日本的嵯峨天皇、空海法师和新罗的崔致远，都有名作传世。第二是流传到日本和天竺的唐代乐舞，深受西域文化的影响。事实上西域乐舞在长安早已压倒中华乐舞，胡旋舞和柘枝舞（柘读如这）更为上流社会所喜欢。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西域乐舞简直就是魅力无穷。

有魅力就有传播力，有传播力就有生命力。

大唐正好搭建了这样一个交流传播的平台，满足的需求是双向的，受益也是双向的。外域文化让唐人大开眼界内心丰富，唐制度和唐文化则启迪着其他民族的心智。于是，大唐便成为一艘巨大的文化航母，各国和各民族的使节、商人、僧侣和留学生从这里起飞，把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传播到东亚、中亚、西亚、南亚、西欧和北非。

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就这样横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