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96年，10月

从亨特医院辞职出来后，查理继续沿着大路往前开车，前往默里森纪念医院申请新的工作。默里森医院的人力部门通过一个专业服务机构（卡尔克研究所）严格审查了库伦的工作背景。尽管在调查中发现他填写的换工作的具体时间跟调查结果有点儿对不上号，但他们还是决定雇用查理。毕竟，没有人会真记得被雇用和被解雇的具体时间，甚至在亨特医院工作了9年的注册护士和沃伦医院、圣巴拿巴的护士们都记不清到底他是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离开的。默里森医院需要请人来填补没人值的班，所以轮到查理的时候，排出来的结果是每周工作75个小时，额外还有其他一些空岗的时段。他的时薪也飙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每小时23.27美元，从早7点工作到晚7点，还是在心脏监护病房。不过，查理还处于步履蹒跚的状态，没有完全恢复，并没有在默里森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早班接班的人来了以后，看见查理的病人倒在血泊之中，水槽里堆了25条医用毛巾，垃圾堆得快碰到柜台了。在病人事故报告中，这一切都被详细地记录下来。当查理看到的时候，觉得非常吃惊，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些小护士居然连毛巾的数量都数得那么清楚，然后记了下来，太可悲了。一个病人告诉查理的领导，说他要报警，但没打电话，反倒被查理教育了一通。查理知道，其实他们都在死死地盯着自己。之前他也经历过这种情况，默里森医院确实也盯上他了。他们已经注意到了他的工作方式，特别是他给病人开的那些药，似乎查理是个很粗心的人，总是给患者开错肝素或是得普利麻的剂量。在默里森的日子还不到一年，查理就被开除了。原因不是残杀病人，虽然他自己很肯定这是最大的理由，实际上这次他也就只杀死了一两个，他也记不太清了。他们用的是“表现不佳”和他们时常挂在嘴边的“实践经验不够”这种无聊的理由。他的上司很为医院的名声和病人们担忧，因为如果发生太多次事故，连病人都要投诉了。

此次事件中，压倒一切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名男患者—查理记不得他的名字了。这个病人本来是要第二天早上做手术的，所以医生给他开了常用剂量的肝素。而他的护士查理先生应该按时为他注射，但他没有，结果他死了。当班的医生暴跳如雷，狠狠低吼了查理一顿。事后，他给出了一个最站不住脚的理由，这是个意外事故。虽然在别人看来这显然是个借口，但对于查理来说，这确实不是故意的，他压根儿没有动过杀念，或许正因为他没有要努力弄死他，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查理每次犯的错误跟病人的死亡总是没有什么明确的联系，但是对那些病人产生的潜在危险还是显而易见的。行政部的经理丽莎·加努恩描述他的工作时用到了“不可原谅的”，她的那些担忧也同样得到了心血管科主任约翰·巴纳斯博士的认同。加努恩还在上面继续写道：“对查理是否有能力提供安全的护理同样表示担忧。”这个报告之后，变化就立刻在查理的排班表上体现出来，他被送到了既忙碌又不会造成伤害的部门去工作了，继而又被通知回家待了一周的时间。查理深感委屈，但并没有做任何的辩解，起码没上来就反驳。他径自开车回了家，倒在沙发上等着电话响起。后来电话终于响了，是行政经理的秘书，约见他参加一次会议面谈。查理不想去，他直接回绝了那个秘书：“如果他们要想开除我，直接电话通知就可以了。”说完就挂了电话。大概一小时之后，加努恩又打了回来。这一次，轮到查理不接电话了，他琢磨着，哼，现在你们知道打电话了？他还是没接。加努恩继续打，后来不得不在答录机上留言：“查理，我们需要你过来一趟，我们得和你谈谈。”查理思索着，是啊，现在他们倒是需要我了。那一天是8月13日，他很生气，并且下定决心再也不回去了。几个留言之后，加努恩终于放弃了尝试，只得让查理把他的医院工作证以及其他相关物品归还。“对你的解雇从今日开始生效。”那一天是8月14日。几天之后，查理还是去了，比平时周六值晚班时早到了一会儿，自己的名字已然被人从排班的白板上划掉了。

没有了医院的工作，他没法像以前一样将自己的压力带到医院去，发泄到他们面前了。取而代之，他不得不驾车，将所有的怒气和不满用在拐角超市买来的可乐、薯片和儿童图画册上宣泄出来。他将那些纸张散落在厨房的料理台上，给默里森医院的院长凯瑟琳·楚默写了一封冗长而气愤的信。虽然感觉不错，但远远不够，所以他又重新写了一封。想到上次就是因为留下了自己的手写笔迹而被人抓住把柄，这次他用了打字机。不过他的打字技术也不怎么样，到最后还是得用圆珠笔在上面做些许修改。

仅仅一周之后，院长和医院审查委员会的回信就到了，似乎大家都认为查尔斯·库伦的停职是众望所归。查理又写了一封，要求外部仲裁。书信往来前后折腾了一个月的时间，包括互相邮递传真相关文件证明。过程慢得根本没法让查理得到一点儿满足感。他又一次尝试了自杀，他打电话告知911自己吞了一大把药片，他们会将他送到最近的医院—沃伦医院去急救。至少，在那里，他还是为人所熟知的。

通常情况下，自杀可以像夏天突袭的暴风雨那样扫除周遭原本阴暗的境况。查理总是时刻准备着尝试自杀，以此为自助手段。就算别人对他的关心不够，但救护人员却可以满足他的心理需求，急诊室的员工总是很把他当回事儿。那个照在他瞳孔上的小小射灯，更是直指他的灵魂深处。测血压的袖带像是老朋友那样紧紧地抱着他的胳膊，每一次对他的生命体征的评估都是对他存在于世的一次善良而真诚的肯定。查理像往常一样告诉医护人员自己也是一名护士，并且通过用一些专业术语念叨着手边那些医疗用具来证明这一点，病号服、药物编码、急诊包，总之蹦出一些词语，让他们知道自己也是个内行人。与去医院的路上不同，当他真的到了医院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儿了。查尔斯·库伦被送到沃伦医院的急诊室，可是以熟人的身份出现的，引来众人一路侧目，前任雇员变身自杀的跟踪狂。“哎，你听说了吗？查理回来了。”他们将他推到一个小的病区，把帘子拉上，围着他看。查理知道这些护士之间是怎么散播流言蜚语的。现在这个世道，他还是能理解的。相比之下，还是灰石医院比较好，在那儿过的那段日子是那么愉快。急诊室的医生先过来采了个血样，查理想不通他想要查什么—也许他怀疑查理并不是真的想自杀，只是想跟这个严肃认真的地方开个无趣的玩笑。医生会根据查理的血样分析判断，给他安排医院，不过他们不一定会将他转院到灰石去。

查理拒绝了血检。他对每一个进入布帘后他的私人领域的人做出了声明，表明了态度。他验过很多次血，几十次，几百次，加一块儿差不多得有12加仑了，但没有一次是他自己情愿捐出来的—全是被人取走的。一旦查理顽固地做出这个决定，并打算坚持下去，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医生和护士们还是往前凑，查理不停地推搡着他们，甚至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了。在护士和医生们试图阻止的时候，他动手反击，直到某个护士站的人不得不打电话叫安保来解决这一切。现在，查理只能凭想象琢磨那些护士会说些什么闲话—我们后来都得叫保安啦！不过，至少他算是得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了。

10月份的灰石医院比往常更灰暗了，好像那些石头块儿将乌云里头的寒气都卷到建筑物上了。查理在万圣节的前一天重新回到了这个坐落在山上阴气森森的建筑物中。这次他能在这里住几个月了。熟悉的沥青大道在白杨树间穿梭，从宿舍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远处被白雪覆盖的田野，偶尔可以看到一些从看不见的壁炉中袅袅升起的烟雾，好似温柔的羽毛，飘散在世间。外面的世界似乎也在这一刻屏住了呼吸。在这儿的日子，最不缺少的就是时间，足够让那些新的药物开始发挥作用，让治疗过程变得有吸引力，也同样足够让病人们重新清醒，获得新生。不过，查理对重新迎接新生活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当他12月11日出院的时候，径直驱车赶往警察局，将沃伦医院那个曾试图“偷取”他血液的急诊医生告上了法庭。查理站在警长的办公桌前，以确保在开车离开去取邮件之前，自己所说的一切都原封不动地记录在案。那些滞留的邮件大多是关于子女赡养费和默里森纪念医院发来的律师函。在经过几个月的折腾之后，因为没钱支付仲裁费，查理之前的上诉也都败了。在1998年1月，查理曾在回信中写道：“我一直住在一个精神疾病研究中心，而且一直也没有拿到员工手册，所以延迟回复并不是我的问题。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同年3月，他又威胁除非他们同意自己的延期申请，否则将起诉默里森纪念医院。他们不得不再给查理寄一本员工手册过去，这次用了可追踪的邮件公司，而且同时批准了他的延期申请。查理没再给他们回信。默里森医院的事儿，对他来说曾经是头等大事，但现在看来，好像压根儿就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很显然，他已经在受挫的道路上看到了前方的曙光。

宾夕法尼亚的州界对于很多人来说不过是一条印在地图上的黑线，但对于查理这样的护士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在宾夕法尼亚州，需要不同的护士执照—申请过程很简单，而且这也意味着一切都可以从零开始了。

他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阿伦敦申请的护理及康复中心工作许可，需要通过一个叫健康力的职介中心上交相关的必要参考资料。因为工作不称职、被病人投诉以及严重用药错误等原因将他开除的默里森纪念医院只是简单开出了他曾经在那里工作的证明，而那个在亨特医院曾经因为乱用药物和不负责地护理病人等原因将他停职的马乔莉·蕙兰也只是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参考说明。因此，护理中心的人事通过这些材料得出了一个结论，查尔斯·库伦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护士，能够提供高水平的护理，照顾病人也非常专业”。这些内容都是来自蕙兰的推荐表。在护理中心，竟然没有一个人怀疑为什么一个在大医院里工作了10年、经验丰富的护士居然乐意降职来疗养院工作，每小时还减薪5美元。他们需要专业的帮助，而查理也需要这笔钱。

几个月没有工资，查理还欠着66888美元的债务。被他刷爆的信用卡利息还在不停增长着，赡养费和孩子的抚养费也一直拖着没给。如果查理不抓紧给这笔钱，很有可能会被贴上坏父亲的标签，感觉跟虐待孩子的那些家长一样恶劣，这对于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他无力支付抚养费可能会给阿德里安娜机会，让她在孩子们面前说他的坏话，毒害他们的思想，让他们相信自己的父亲是个坏人。肖娜9岁了，已经大到足够形成自己的思维，这对于查理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每天晚上，查理都挤进这个充满年迈气氛的地方，利用夜班的时间，处理心头积压已久的烦躁。

弗兰西斯·亨利是个断了脊椎、需要额外照顾的老病号。医生们用类似脖套的固定装置将他的脑袋固定在肩膀上，看起来跟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那个支撑头部的金属螺纹铁圈一样滑稽，而且这个装置同样也是被深深插入头骨里的。在我们的库伦护士看来，亨利先生与其待在疗养院，倒不如去医院更合适一些。

他成了查理的病人，专属病人。不会有什么仲裁会干涉查理的治疗，没有充满反对意见的投诉信。事实上，他不需要像之前那样小心翼翼了，他可以随时拿出个注射器往亨利先生的输液袋里打上一管子胰岛素。这次注射的不是很多，就是一般剂量，但也足以让亨利先生在1998年5月6日查理值夜班期间发生糖尿病式休克。这次用药的结果暴力得令人难以想象，查理让一个脖子已经断掉的老人经历了一次暴风骤雨般的癫痫发作。当天晚上，弗兰西斯·亨利就陷入了深度昏迷，到了第二天早上，查理的“诊断”立刻得到了验证，亨利果然是需要在医院里待着的人。又过了几天，亨利被医院送回了疗养院，没过多久就去世了。三天之后，5月13日，查尔斯·库伦向银行申请了破产。

亨利先生的死亡并不是悄无声息的，随之而来的怀疑也注定无法避免。查理知道这次肯定还会是自找麻烦。公会展开了内部调查，并且在亨利先生的血液中发现了大量从体外注入的超出常规剂量的胰岛素。在亨利先生的医疗图表里压根儿没有胰岛素的影子—给他开出的所有药物中都不含一点儿胰岛素，而在那些记录的表格里也没有显示有任何员工曾经给他注入过胰岛素。这样一个年老的、无法自由行动的病人完全不可能是自己嗑药过量。在排除了所有可能之后，这件事自然就被定义为医疗事故。查尔斯·库伦在疗养院工作的时候已经有过一些护理期间发生问题的不良记录了，他伸着脑袋，时刻等着头上那把摇摇欲坠的斧头砍下来。可这一次，公会竟把矛头指向了另外一名叫金佰利·派佩的高级护士，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亨利先生的死和派

佩有联系的情况下，就解雇了她。派佩护士的律师立刻发起反击，成功阻止了这次毫无根据的错误指控，且将焦点转移到了这个看起来更为可疑的查尔斯·库伦护士身上，让护理之家公会对他的怀疑逐步加深。

据派佩的律师说，她曾经在亨利先生去世几天后，接受过上级护理主管的问询。“那个时候他们可对我没有一点儿怀疑。”派佩在诉讼中申辩道，“他们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确实或多或少指出过，我的同事查尔斯·库伦好像有点儿问题。”公会继续对派佩发起的诉讼提出强烈抗议，并完全否认他们曾经对查尔斯·库伦先生有过任何的怀疑和指控。后来，公会和派佩选择庭外调解，将这个案子不了了之。

很难确切地说为什么派佩成了这次的替罪羔羊，也许真的是个简单的误会，但无论怎么说确实有人毒死了亨利先生，而这个害群之马要么还在公会继续工作，要么就被转到其他医院去了。无论怎样，后来都没有以刑事案件的方式展开调查。公会及其母公司hcr庄园护理之家都佯装糊涂，好像压根儿没有意识到曾经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派佩和她的律师提出了高于5万美元的赔偿，但她最终得到的确切数额谁也不知道，反正是足够让她签署保密协议，永远封口了。

无论公会到底知不知道真相，反正他们还是把库伦转出了重症监护病房，给他重新安排了精神科的轮班岗位。很快查理发现，这边不少病人都充满活力，精力相当充沛。于是，10月1日这一天，库伦带着注射器跑到了一个老女人的房间，给她送去了医生没有开出的药物，这场混乱以病人断了手腕草草收场。在亨利先生去世5个月后，杀他的凶手终于被以未遵医嘱乱用药物的名义开除了。之后查理只在家里的沙发上蜷缩了两天，职介所就为他找到了一份新的护理工作，在放假期间得到替班兼职的机会总是很容易。

每年圣诞节到新年之间的这一周总是让查理倍感压力，但能穿上工作服还是很令他开心的。新的工作地点离公会的护理中心也就几公里远，是宾夕法尼亚州伊斯顿的伊斯顿医院。无论他们给他什么时间段的班岗，无论哪个病区手忙脚乱需要他的帮忙，他都非常开心。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他都能在自己最喜爱最熟悉的重症监护病房里加班、过夜，这是医院里唯一一个夜班时段频发死亡而不让人感到意外的地方。

起初，克里斯蒂娜·托特并没有过多注意这个拿着注射器乱晃的陌生男子。她甚至都不确定这人是不是护士，她唯一注意到的是这是个男人，一个为她父亲的生命负责、保证父亲多活一天的穿制服的陌生人。老爸奥特玛·施拉姆一年前开始中风，他的血栓在体内随处可见，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尽管现在他没法像以前一样自己穿袜子，没法上台阶；尽管他经常被各种不知名的管子和电线包裹得严严实实，但他依旧还是那个爸爸。克里斯蒂娜安慰自己，老爸奥特玛是个很实际的人，对于遭受几年前折磨自己和其他几个老伙计的病痛和屈辱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年龄大了，难免生活会变成这个样子，只要有存款，有活下去的信念，就可以，毕竟老爸现在被伊斯顿医院的专业人士照顾着。

克里斯蒂娜记得那个男人跟她说要把她父亲带出去做“一些检查”，而那个注射器，是为了“以防万一，如果有什么不测，可以立刻急救”。虽然克里斯蒂娜坚信自己的父亲心脏没有任何问题，但自己毕竟不是专业人士，那种情况下，还是乖乖接受比较好。

克里斯蒂娜再一次看到自己的父亲是在第二天早晨的探访时间，那是1998年12月29日，他看起来糟透了，比当初送来伊斯顿医院的时候还要糟糕。据医生说，施拉姆先生这次病情的突然恶化跟他的中风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他发生了血压下降、心律不齐的情况，而且似乎越来越严重。克里斯蒂娜甚至做好了迎接父亲去世的心理准备。但就在第二天，好像发生了什么医学奇迹一般，早上她再看到自己父亲的时候，病情已经完全稳定。事实上，他们告诉她，施拉姆先生已经好转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一天比一天健康，每日的探访成了克里斯蒂娜最开心的事情。奥特玛的妻子和女儿几乎天天给他送来做好的饭菜和装着热水的保温瓶，他总是很高兴见到她们，甚至在克里斯蒂娜忙完这一切准备上班的时候，他可以放下盘子坐起来给她个幸福的吻。她开始慢慢让自己沉浸在希望的曙光当中，似乎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

第三天下午，克里斯蒂娜·托特却接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电话，是父亲长久以来的主治医生罗伯特·西尔伯曼博士打来的。西尔伯曼告诉克里斯蒂娜，医院里有人—西尔伯曼也不知道具体是谁或是因为什么—给她的父亲安排了一系列未经授权的血液检查，而更奇怪的是经过检查，似乎奥特玛·施拉姆的血液中含有地高辛的成分，而医院从来没有为他开过相关的处方药。西尔伯曼说，在施拉姆的血液中所测到的地高辛浓度是“史无前例的”。他也没法解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他保证会跟进此事，并且安排进一步的检查，然后给她回电话。就在第二天凌晨1点25分的时候，西尔伯曼医生再次打来电话，语气中充满了震惊，新的血检还在不停地进行，克里斯蒂娜·托特的父亲却去世了。

“拜托你现在好好听我下面要说的这些话，”西尔伯曼说道，“当你去医院的时候，他们会问你要不要进行尸检，如果我是你的话，一定会选择是。”克里斯蒂娜一点儿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西尔伯曼继续说道：“因为地高辛。”似乎他已经透露了足够多的信息，只能点到为止了。

克里斯蒂娜和家人第二天早上去了父亲在伊斯顿医院的病房，发现房间里除了还在值夜班的查尔斯·库伦以外，空无一人。克里斯蒂娜不知怎么的，感觉好像这个男护士是专门为了等她来的。他带着克里斯蒂娜和她的家人来到了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奥特玛·施拉姆的尸体就在里面，擦净，整装，身上再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管管线线了。他真正死亡的事实还是给了克里斯蒂娜极大的震惊。“我会给你们一些时间。”查理说道。这句话不知怎么的，让克里斯蒂娜倍感冒犯—好像这段跟她父亲独处的时间是这个护士送给她的珍贵礼物一般—但她没有去追究。库伦几分钟以后就回到了停尸房，他来询问家属们是否需要安排尸检。

克里斯蒂娜记得西尔伯曼医生的叮嘱，她回答道：“我想是的，我们考虑安排尸检。”

似乎这个答案并不是库伦护士所期待的。“你干吗要安排尸检呢？”他如是说。库伦不停地提醒着克里斯蒂娜，施拉姆先生生前是多么排斥各种极端救护的手段，比如抢救时的呼吸机之类，而尸检和呼吸机比起来简直要糟糕1000倍—难道她宁可违背自己父亲生前的意愿吗？

克里斯蒂娜压根儿就懒得给出什么回答，她只是单纯地把库伦让出了那个房间。

又过了短短几分钟，另一个护士走了进来，这次是个女的。她同样来询问家属们是否都同意安排尸检。

克里斯蒂娜搞不懂了，到底是他们故意针对她，还是这些护士确实就这么难以沟通？她不是刚刚跟护士把所有该说的都说了吗？“我们不确定。”克里斯蒂娜换了个回答。护士点着头离开了房间，克里斯蒂娜重新回到了家人身边。

几分钟之后，第三个护士进来了，再次询问他们是否要进行尸检。这一次，她终于受够了：“是的，我们要做尸检！”克里斯蒂娜吼道，“我们当然要做！有人给我父亲使用了过量的药物，而且……”

“我要是你，就不会再说下去了。”这护士打断了她。

奥特玛·施拉姆去世之后，医院开展了一次内部调查。当在施拉姆的体内发现了出人意料的高浓度地高辛后，他的尸检报告被上交到了县验尸官的手中。后来此事还是被判定为意外事故，尽管查理并不知道最终的处理结果是什么，不过好像没有对他产生什么影响。反正他也从来没想着要在伊斯顿医院长干下去—这里不适合他。到了1999年3月份，医院开始挨个调查，查理接受问询的时候，已经在街尾雷海山谷医院的烧伤病房找到一份全职工作了。

在雷海，烧伤科的护士还是将病人身上的坏死组织刮掉扔在金属托盘里，依旧使用压力服治疗烧伤，但与查理刚开始工作那个时代的烧伤科不同的是，这里不再充斥着尖叫和痛哭。新的药物迎来了新的时代—一种新的苯类抗焦虑药物，不但可以缓解烧伤的痛苦，也能减缓病患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尤其是相对于三年前刚刚投入市场的新一类止痛药奥施康定，它立刻使吗啡的功效显得过于原始而初级。现在新发明的药物十分有效，甚至可以让最年幼的患者都免遭痛苦的折磨。

伴随着新药品的出现，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药物分发与跟踪系统，被安装在“蛛网药物站”的机器中，是类似电脑的那种高科技玩意儿，是由俄亥俄州一个叫作卡地纳健康护理公司发明的。这机器本身是个金属的大型药物管理机，配备电脑显示屏幕，还安了个键盘。不是所有护士都可以适应这个护理行业的新兴高科技设备，不过查理确实很喜欢它，他一直很善于使用各种各样的技术产品，而且他也觉得一个能像自动取款机跟踪现金去处一样跟踪每一个护士取药的明细和记录的机器是非常高效的。蛛网系统可以根据护士们取药的数量和记录随时随地提醒药房什么药品快没了，还能直接给库房发出消息预定新货。这是个非常有用的系统，不过还是不够完美。毕竟，无论怎样，这终归只是个为人类提供提醒服务的工具罢了，最终它还是会因每个操作者的不同缺陷而导致原本程序化的完美工作出现瑕疵。

查理认为自己算是个烧伤护理的老手了，尤其是曾经在圣巴拿巴烧伤科工作的那段日子让他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可是，在雷海山谷，查理感觉自己又回到当海军的时期，所有人都把他当新人看待。他很不喜欢他们欺生的态度，也不喜欢他们对待病人的方式。在查理看来，他们处理伤病的护理工作做得过于专业了，显得那么冷酷无情。他管他们叫“冷酷无情”，他们管他叫“怪胎”。这个漫长冬天里的所有夜班都让查理觉得自己在被迫做所有的工作，几乎所有的工作细节都被他淡忘了，不知道谁是从车祸中生还的，也不知道哪个是从火灾中救起的。在这里过去的16个月的漫漫长夜几乎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他觉得自己似乎什么也没做。他值班时照顾的病人大多数都死了，事情就发生在这些“冷面”护士的眼前，在这样一个残暴的工作环境下，这是他能享受到的唯一一件私事了。

住在烧伤病房的年轻男病人大多是因为喝醉了以后被聚会的篝火弄伤，要不就是出了车祸。一个叫马修·马特恩的病人就是因为后者入的院。他被困在着火的汽车里，送到雷海医院的时候全身超过70%的地方被烧伤。即使是对最有经验的老护士来说，这个病例也相当惨了。这位年轻的重症病人给医院的病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现象，一波接一波同龄的年轻人面带愁色地跑来探望，上了年纪的护士们看着这个孩子总是会想起自己的儿子或孙子，年轻的护士们也会想到自己的朋友或恋人，甚至自己。不过，没人把这事儿放在明面上聊，起码没人跟查理聊起过。大家都在默默地算着数学题，根据九分法则，这个年仅22岁的马特恩死亡概率有92%。不排除他可能挺过来，毕竟还是有那么一丁点儿希望的，尽管大家都认为死亡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马特恩被护士们打上了“缓慢等级”的代码标签。查理一直观察着他的治疗过程，就算最终他能挺过来，就算皮肤移植也都成功，他也会永久残废，除了部分截肢以外，他还将永远在愈合后极端丑陋的疤痕组织下穿着压力服度过余生。与此同时，外科医生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将他一点点地推向死亡的边缘，在护士们看来，那简直就是屠宰的过程。马特恩的烧伤已经深入到骨头，四肢全部都被烧焦，总有一天，医生会将他的身体一部分一部分地扔掉，很多护士都在祈祷最终的结局早点儿到来，好让他脱离痛苦的深渊。

查理很了解这种无助的感觉，每当跟那些老护士打交道的时候，每当想起自己童年的成长经历的时候，无助感都会袭来。同样的感觉还来自儿时在自家的客厅里，那些陌生人的无端殴打，而哥哥就在楼上的房间里熟视无睹，还有离家出走的姐姐们留在身后的那些不肯离开的前男友的欺侮。而且，当查理终于离家出走的时候，在潜水艇上的生活再一次将他扔到了无助的世界中。在海地，老水手们终于等到新的船员来替代他们的工作，作为新人的查理变得越来越孤僻。他是那么安静的一个孩子，没有朋友，没有自卫的能力，没有适应社会、适应海军生活的本领。他受不了这些人的霸道，但这样的情况不但没有停止，反而越来越多。其他的水手看到他冷冷的回应，以及每当受欺负之后都低着头盯着地板，一边斜眼一边嘟囔的时候，都会觉

得很阴森，好像他随时有可能在睡梦中把他们干掉一样。他们叫他“变态狂，臭神经病”。大部分时候他的脸色苍白得跟鱼肚儿似的，除了用湿拖把追打舱里的老鼠时会让他满脸通红、耳朵冒烟以外，他总是苍白得跟死人无异。查理的小白脸总被别人嘲笑。但现在毕竟已经退役，终于到了他可以做主的时候了。1999年8月31日，查理向马特恩的输液袋里注入了地高辛，在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这个贴着缓慢代码的病人就去世了。有些护士觉得这一定是神的眷顾，而此时的查理，这个所谓的神，正走向停车场。

前些年，这种缓解压力的方式成为他大部分工作的根本动力，他以病人的名义去干涉治疗这件事，大多数时候跟病人压根儿一点儿关系都没有。通常情况下，他可能从来没关注过病人本身，而只在乎他们的结局罢了。他们的每一次痉挛都会给他带来一段短暂的拯救，为他灰暗的生活增添一抹如阳光般的明亮。马特恩的死让他重新看到了冉冉升起的太阳，这光亮应该又可以持续很久，他边想着边在寒冷的雨水中驾车，驶向当地迷你商场的停车场。

查理把烤肉架堆在门边，跟冷却器卸下的一堆泡沫包装扔在了一起。他这次买的烧烤架很便宜，是一次性的，基本上就是铝制盘子上面放了个烤盘，但也足够架在他地下室公寓的浴缸边缘了。查理往上面浇了些液体，划着了一根火柴扔到湿煤上。他望着眼前跳动的火苗时，突然想到了吧台上的玻璃杯，他走出去，在厨房倒了一杯酒，然后拿着它坐进了浴缸中。

几分钟后，巡逻车在谢佛尔大道公寓的车道上停了下来，一位叫达迪的警官询问房东凯伦是否打过911报警电话。她说是自己打的，因为总是看到时不时来个救护车把她奇怪的租户给拉走，而现在她又闻到了很奇怪的味道从地下室传来，所以打电话看看是不是那个“怪胎”又惹什么麻烦了。达迪来到地下室公寓的门前，外面的大门锁着，门缝好像被毛巾一类的东西给堵上了。他一边大喊着“警察”一边使劲儿撞门，很快这个破旧的大门就被撞开了，站在门后的查理正睡眼蒙眬地看着他。

“先生，”达迪说道，“你家的散热器是不是坏了？”

“呃，不。”查理晕乎乎地答道。随着大门被打开，那股浓烈的味道立刻扑面而来。

“嗯，我还是想自己去检查一下，可以吗？”

“呃，没事儿，没问题的。”查理继续站在原地，没有动。

“我觉得你还是让我看一下吧。”达迪说道，“消防队已经在路上了。”

查理叹着气打开了门，达迪走了进来。现在燃料味道更加明显，肯定是有什么东西烧着了。

毛巾和其他一些绝缘物把加热管的通风口塞得满满的，屋子里的烟雾报警器被强拆下来扔到了桌上，里面的电池也被拔了出来。达迪再一次望向查理，继续顺着味道走进了浴室。迷你烧烤架放在浴缸里，火苗还在蹦跳。查理解释说，他特意把这个放到了浴缸里，远离屋子里的其他东西，就是因为怕着火—毕竟他自己是个在医院烧伤科工作的护士，他知道火的力量到底有多可怕。但是达迪还是用无线电叫了一辆救护车来，查理叹着气开始找出门穿的鞋子。

当救护车到达的时候，查理问救护车上的急救人员，是否可以把他带到除沃伦医院以外的其他地方，他实在是不想继续忍受那种被别人当怪物看的眼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