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92年，1月10日

查理跟阿德里安娜解释说，医院发生了一些内部的政治变动，发生了点儿麻烦事，其实并没有真正牵连到他，也确实不应该牵连到他。他是被护士部门的高管盯上了，纯粹是公报私仇、泄愤的行为。查理告诉阿德里安娜，事件的起因是一个护士悬而未决的罢工事件，科室里总是有些流言蜚语，有人在谈论此事，而查理是少数几个发出反对声音的人。病人们在受苦，他说这是坚持原则的问题。在他说这些的时候，阿德里安娜仿佛在恍惚间看到了查理原来的身影。查理坚决表明自己的态度，薪水远远没有病患的待遇重要，如果必要的话，他会不顾警告坚持己见。很显然这并不是大众的呼声，而事件的最终结果便是引火上身，查理让自己成为了科室攻击的目标，他们把他当替罪羊推了出去。

事情发展至此，阿德里安娜反而开始迷惑不解。替罪羊？为什么事替罪呢？查理每天安安静静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忠职守，老实得像只猫，细心，专业，热爱工作。查理说，这一切事情都源于最近在圣巴拿巴发生的一系列奇怪事件。事件发生后，一直有人在员工中展开调查，好像有人一直在污染储藏室的输液袋，往里头偷偷注入胰岛素。阿德里安娜可以想象这到底有多危险，这是个令人震惊的事情。查理平静地将它娓娓道来，故事中包含着完整的细节、清晰的解释，掺杂着大量专业术语。他还讲了关于输液袋的构造，端口的设计，如何注入药液，将其混入的高超技术，还有如何掩盖犯罪证据，巧妙躲过肉眼的检测。他说，你可以在显微镜下看见那些针眼，每个角的塑料端口都像用过的软木塞一样，其中有那么几个被扎了好几次，但肉眼依旧看不出来。查理还说，医院有几个病房的病人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情况都很危急。要不是因为这样，医院的管理层现在还被蒙在鼓里。想要调查究竟多少个病人被注射了污染过的输液袋是不可能的，但是肯定有很多人，真实数量一定非常惊人。

查理继续解释道，这个事件的幕后黑手一直是个未解之谜，真正的间谍员工潜伏在他们中间。医院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但是怎么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查理认为整件事情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圣巴拿巴管理层无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不得不找个替罪羊出来，即一个“烈士”。而查理之所以会被推出来当作众矢之的“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他在护士罢工一事上做出了正确的抉择。他已经成为圣巴拿巴内部调查的焦点，这就是他被劝辞的原因。查理说，这不公平，不过，这就是生活，它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很久以来，阿德里安娜都没见过自己的丈夫如此兴奋了，而且他讲述这些事件时容光焕发的表情中和了这件事情本身的可怕程度。对于阿德里安娜来说，整件事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起码，她是这样告诉自己的。

查理等待着世界坍塌的那一刻，等待着空气中即将发生的强烈碰撞，以及虚无的空间中隐藏的大锤落下的那一刻。但最终惊天动地的那一刻并没有来，没有警察，没有人继续跟踪调查他，没有人打电话。两周后，查理不但没有锒铛入狱，反而衣冠楚楚地坐在了新泽西菲利普斯堡沃伦医院的一张舒适的转椅上，面对着人事部门的桌子，开始填写另一张职位申请单。

在“过往工作经历”那一栏，他列举了自己在海军核潜艇做过技术活儿，以及在西奥兰治的卡多尔的储藏室里3年的装箱经历，最后是在圣巴拿巴接近6年的工作履历。他写明自己“开始工作”的时间是1987年5月，截止日期为1992年1月，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这算是实话，他是1月的第一天被圣巴拿巴辞退的。而现在仍然还是1月份。

我们可否联系你过去的在职管理人员？查理圈了个“是”。

专业参考：查理将圣巴拿巴的电话写了上去。

当招聘的女士问到这位年轻的雇员为什么突然辞去了从事了这么久的工作时，查理深吸了一口气，告诉她是因为上下班时间。从沃伦医院到他家比圣巴拿巴近了差不多20分钟的路程。换工作是为了家庭着想，他就是这种以家庭为重的人，这个理由显然再合理简单不过了。

查理申请了几乎所有他能申请到的工作，夜班、周末及假日的加班。沃伦给他开出的工资是每小时14.84美元，如果他用阿德里安娜的医疗保险，而不需要单位再为他缴纳，则是每小时18.3美元，转到重症监护病房以后，还能再多23美分。查理在沃伦医院主出口的付费电话亭给阿德里安娜打了电话，迫不及待地告诉妻子自己得到了一份新工作。如果他要是曾经干过什么错事，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就找到一份新工作呢？阿德里安娜放下电话，默默地在心里感谢了上帝。说实话，要养两个孩子，再加上每月需要还的贷款，无论查理是不是干了什么错事，只要能找到工作就成。不过，她丈夫的话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也说得通。如果你连医院这种救人性命的地方都不相信，你还能相信什么呢？

阿德里安娜总是把事情往好的方面想。起初，她将查理这次该死的失业归结到了他的性格问题上，似乎验证了他真的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紧接着，查理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又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她不得不开始怀疑自己。查理是工会成员，受过高等教育，接受了无数次测验，获得了学位；执照还需要定期接受国家护理委员会、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在单位还有主管、人事部门的监管。如果这些人对他有过严重的指控，且将他开除出医院，那就算他能迅速复职，也必须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才可以。很难想象一个监管生死大事的机构会有这么大的疏漏，工作人员对这些细节上的东西至少要跟在意仓库里吗啡的数量一样，都了如指掌才可以。综上所述，所有迹象都表明，查理的这次离职绝对没有牵扯到道德层面上的重大失误，不过是一次普通的跳槽而已，充其量是成为了企业重组的受害者。

这次工作的转变就如同上天以失业为借口，跟查理来了一次有趣的调情。这场风波不但没有什么损失，反而给他吹来了一股新鲜的氧气，他有了全新的事业方向以及更高的工资。查理对这一切感到无比兴奋，可以学习到新的技术系统，并将它们运用到一批完全陌生的病人身上。所有这一切为他带来的高涨情绪或多或少也影响到了他的家庭生活，就算没有过多的积极影响，至少家庭气氛不像以前那般死气沉沉了。查理甚至开始同意上白班了，这样他们的时间表就不再毫无交集。虽然这无疑增加了他们对托儿所的需求，但似乎对二人的关系有一定帮助。就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征兆为他们带来仅仅一周的平静之后，麻烦又找上门来。

阿德里安娜觉得查理很久都没尽过一个好丈夫的职责了，就在他们的第二个女儿萨斯奇雅在1991年12月中旬出生之后没多久，她发现他甚至连个好父亲都算不上了。查理偷偷酗酒的事情已经严重到连阿德里安娜都无法忍受了。问题必须放到桌面上谈一谈。起初，他一直否认这件事，后来阿德里安娜趁他上班的时候撬开了他的扁箱子，拿着那些瓶子跟他对峙。查理试图用阿德里安娜侵犯他隐私的借口来搪塞过去—至少他希望能。在争辩未果的情况下，他终于承认自己在偷偷喝酒了，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他说自己很沮丧，但不想继续服用抗抑郁的药了，但在阿德里安娜看来，酒精不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让她郁郁寡欢的丈夫变得更加消沉，还将她的整个家庭幸福卷了进去。他们不停地打架，恶言相向，最终以查理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结束。第二天，当阿德里安娜打算在他宿醉刚醒的时候去对峙时，查理就会逃进地下室，周而复始。阿德里安娜决定从外界获取帮助，她公司提供的家庭健康保险可以支付费用，让他在戒酒中心接受5天的治疗，但查理不想戒酒。阿德里安娜试图将他之前在匿名戒酒协会看的那些旧书翻出来放在桌上，希望能让他想起以前曾经下过的决心。但适得其反，查理看到后非常生气，要么忽视，要么直接把它们丢进垃圾桶中。然后，他会坐在沙发上，喝着可乐，吃着薯片，消磨时光，直到再次躲回地下室为止。

查理觉得交谈没法解决问题，还是喝酒比较行之有效，它可以让自己远离一切尘嚣，将悄悄溜走的时间定格为永恒。酒精可以让他瞬间清醒，至少开始是这样的，他会立刻感到精神集中，当然主要是集中到自己身上。他开始觉得委屈，觉得活在别人深深的误解当中，开始认为妻子没有照顾他的脆弱，没有理解他内心各种各样难以磨灭的苦楚，这简直是一种犯罪，一场悲剧。因为查理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遭受着内心痛苦的煎熬，而阿德里安娜总是没有发现这一切—并不是说查理没有将它们呈现给她看。他一直在小心地将这些痛苦慢慢展示出来，确保她是有机会了解的。比如，他会在阿德里安娜走进客厅的时候，佯装跟地区葬礼委员会打电话，询问最近的埋葬人数和死亡率。

查理的这些做法只会让他的妻子更加恼怒，不但达不到他期待的效果，还进一步证实了他的无力感。所以，他持续地尝试着，每当他在客厅听见阿德里安娜从厨房走过来的声音，就会立刻从沙发滚到客厅的地板上，将舌头伸出来，从琥珀色药瓶里掉出的处方药跟血溅当场似的撒了一地，伪造出一个自杀的现场。当然，查理认为这种舞台剧似的夸张表现手法足以十分诚恳地表现他的痛苦。但阿德里安娜只是苦恼地叹口气，就从他身边迈了过去，从咖啡桌上拿起一本杂志，转头就走，将躺在地上的查理尴尬地留在原地。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才从地毯上慢慢坐起来，一个一个地将药片小心翼翼地捡起，重新放回药瓶。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格外同情自己，因为妻子如此忽视他的痛苦以及他费心的展示。在接下来的几天，他都会在痛苦中煎熬，然后继续设计上演新的戏码来博取适当的关注与同情。但他越是向阿德里安娜表达自己如何需要被照顾，阿德里安娜就越厌烦这一切。

终于，在1992年11月的一天，阿德里安娜觉得自己受够了。她没有告诉查理，但她确实已经跟律师谈完了，她很担心当初发生在奎妮身上的悲剧可能会在孩子们身上上演。办完事儿后，她趁着天刚擦黑就开车回了家。阿德里安娜因为这个秘密的决定感到前所未有的强大。现在唯一需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她明年1月要做的胆囊手术。她很早之前就已经在查理工作的沃伦医院预约了这次手术。律师说，书面文件没那么快准备好，但阿德里安娜非常坚持。在没有任何书面证据表明她早已有离婚意图，以及明确说明背后原因之前，她绝对不能去查理的医院做这个手术。如果查理当时正好当班的话，那发生在奎妮身上的事情很有可能也发生在自己身上。她并没有特别明确地跟律师解释自己到底为什么会这么想，她也不敢说。她只是将需要律师做的一切告诉他而已。阿德里安娜的父亲将她送进了手术室，并且在手术完成后从急救室一路跟到了康复病房。她告诉他别让任何人来探望她，尤其是这个即将成为自己前夫的男人。

当天下午，当查理正在沃伦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工作时，收到了递送来的离婚法律文件。那个送信的家伙耍了他，好像是为了确认他是否是收件人本人，他直接将东西递到了查理的手里，就在公众场合，在大家的眼皮底下。查理为在公共场合，即他工作的医院接到如此私密的东西而感到极为丢脸。但当他试图在术后恢复病房里找寻阿德里安娜的时候，只看到了他的岳父大人和一个拉得严丝合缝的窗帘。在阿德里安娜康复出院的时候，她的父亲也一直寸步不离地跟着，那老头儿坐在折叠沙发上，就像个潜在的威胁。查理先是愤怒至极，继而觉得自己万分可怜。渐渐地，阿德里安娜开始对自己的丈夫起了怜悯之心，这个男人正在痛苦中煎熬。毕竟他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既然他不再试图否认两人即将分道扬镳的事实，那还有继续惩罚他的必要吗？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只要查理可以负担得起，就立刻从这个家里搬出去。在此之前，他们还将继续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直到所有细枝末节的事务都处理清楚为止。不过，很快，阿德里安娜就对当初的这个决定后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