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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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章节: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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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导读

作者简介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华夏族(汉族),战国末期赵国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世人尊称“荀卿”。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令。

短评

读《荀子》最大的感触是“矛盾”,可以从荀子诸多前后矛盾的文章中感受到先秦知识分子内心的煎熬。春秋战国,天下无道已久矣,就连孔子自己都感叹“道大概不能实行了吧”,孔子后二百多年,仁义之道仍无法使天下和平,知识分子追求大道的决心产生动摇。再加上商鞅辅佐秦孝公,烧《诗》《书》,用酷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的军国主义做法让秦国变强,虽不得善终,但确实给了知识分子启发。虽然从秦缪公开始,秦国就让活人陪葬,走上了反礼义的残忍之道,但是只要能统一,结束战乱,别的都可以不管了,荀子性恶论的理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近现代学者将荀子归类为儒家,总结他的思想是“儒法并进”、“隆礼重法”,这些都是对的,但是我想从荀子理论中矛盾的地方入手,简单分析一下为什么他会教出韩非(法术)和李斯(权术)这样的学生,以致最终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提供了理论依据。

儒家的核心应该是行仁义之道,并且如孟子所说的,此道是由内而外的由仁义行,强调的是心性中理性的扩张,而非一昧功利的行仁义。鼓励读书人通过学习认识事物,正心,修身,以达到向善,爱仁的目的;性恶论的核心是正视人的“本性(恶)”,以我观物,以知识和经验节制欲望,已经没有明确的爱人和向善一说。天下无道已久矣,人的本性就是小人,向善太难,能使人不作恶已是大善。荀子的性恶论非常重视人的欲望,认为满足人的欲望是顺应自然。是既要满足庶民的欲望,更要满足君主的欲望,并且要让欲望达成的君王,犹如一个浑身冒着热气的金主,成为庶民的理想和方向。认为清心寡欲,刻意的俭朴不是君子之道。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只要隆礼重法。当然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荀子或许不知,或许是知道了故意而为之,这从《正名》中阐释何为“己为物役”可见一斑,荀子提出凡是不喜欢仁义之道的(君王),必然喜欢物欲,这应该为李斯辅佐秦始皇和秦二世,投其所好,助纣为虐提供了反面教材。

在荀子看来,以“正心”达到澄明的状态,心静如水是为了分辨是非,去伪存真。“存真”既不是老庄的灵魂出窍遨游太虚,也不是苏格拉底的抛弃肉体进入哲学的思想圣殿,更不是孔孟的仁义之道,而是正义战胜邪恶,大道兼并小道铲除歪道,唯我独尊,由此达到忠君的目的。他的方式就是隆礼重法。唯礼乐、法术可以正名。礼乐是确认等级秩序,正名是为了统一思想,所以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惠子、邓析的“山渊平,天地比”,墨家的“非乐”“尚同”,等异端邪说简直是岂有此理,甚至可以说达到了违法的地步,在理论中强调要禁止其他学派的思想传播,这恰恰是荀子背离中庸之道的标志。中庸崇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虽有玄之又玄、怪诞的行为违反礼乐传统,但可以宽恕。因为儒家的礼乐传统是以肯定人的生命价值(性善)为基础,而提出寓教于乐,行仁义之道的;而荀子通过否定人性,寄希望于独尊王道,则让礼乐变成了繁文缛节和君王的思想统治工具。所以,当荀子主张不能宽恕,要严令禁止有违礼乐传统的思想时,其实就已经为韩非的“去儒”,独尊法术提供了理论基础。

孔孟时代的儒,道,墨能够并存,其出发点都一样,使民得利,方法不同而已,所以叫百花齐放。孔孟当然是最讨人嫌的,因为他们既要约束君主,又不讨好群众,中庸之道内外不是人。君主不仁他们要么走人不搞了,要么不见、不讲,看不下克,还有点犟脾气,搞烦了还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很恐怖。知识一定要用于实践,这就是儒的进取心。到荀子时,虽然倡导的仍然是礼乐,但核心思想变成君王得利,中庸之道变成了故步自封,君主不仁君子得忍,虽然荀子也写“从道不从君”,但是后半段话锋一转,“事暴君,崇其美,扬其善”,以免妨害自己。这从荀子将暴君(昏君)比喻成烈马、婴儿、饥民可见一斑,烈马难驯,饥民贪婪,要象对婴儿一样循循善诱,不可以大罚杀戮,由此可见,荀子的礼乐阶级观已经将君王排除在法治(天理)的范畴之外。

荀子的《天论》里已经预见性的提出人定胜天的观点,鬼神的阴阳二气也不过是迷信,所以君主恐怕天性都是喜欢酒池肉林,奇珍异宝,嗜杀如命的暴君。荀子说与桀纣同行,不妨碍我成为圣人,为什么呢,因为实现王道,功成名就的关键是“心诚”则灵。传统孔孟的“诚心”指的是天的无限精神内化于人的生生之源,所以能尽心知性,知性知天。荀子的诚心已经抛弃了“天理”成为狭义的人间,是君主的御人的权术,所以中庸不再是中庸了,而是忠贞,行的正但要忠诚。近现代学者称之为荀子糊弄统治者而不得已为之。在学者的眼里统治者或许可以和智障痴呆划等号。为什么这样说呢?不妨回到荀子、韩非的源头,先秦时期法家的受益者商鞅。商鞅变法大家记住的是他的成果,让秦国短时期变强大,但是商鞅说服秦孝公的故事不得不知。商鞅三次说秦孝公,第一次讲五帝的仁义,秦孝公睡着了,认为他是个假货,只晓得夸夸其谈;第二次讲三王的德治,秦孝公不感兴趣;第三次讲统一霸业,讲春秋五霸,秦孝公终于感叹恐怕自己在位时看不到功绩,得不到眼前利益,于是商鞅承诺用法术让秦孝公得到眼前利益,而其代价就是牺牲天理,牺牲仁义。天理和仁义是可以牺牲的,这简直是醍醐灌顶啊!从孔子到荀子最大的变化就是荀子抛弃了天理,只谈狭义的人间,因为在荀子看来,能尽心知性的天理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而无法言说的道,在荀子的理解中是不存在的。天是可以掌握的,天理是可以利用的,人也可以成神,天地人(君王)并驾齐驱,而侍奉暴君不可遵循孔子的良禽择木而息,而是要崇其美,扬其善,循循善诱。这是荀子理论中最矛盾最可悲的一句话,这句话李斯听出了权术,而韩非是个结巴老实人,于是写了《说难》《五蠹》,将君主比喻成脖子上长有逆鳞的龙,反复提醒君主有人要害你,唯有法术能帮你肃清、铲除奸臣,清除异端邪说。私生子嬴政看了当然龙颜大悦。

我觉得《荀子》是需要好好读一读的,他的人性本恶,知识改变命运,实践出真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单独看是有道理的,但是它是建立在“道德和法律不约束君主,是君主统治工具这一基础上的“。进而推出“君主可以不朴素,不恭敬,只要万众一心”。其理论是介于儒术、权术和法术之间,应该是封建僭主制度的理论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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