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永远的海上花 第一节

我的灵魂随着张爱玲迁徙流连，如同海上泡沫随波逐流。安徒生说，人死后会拥有灵魂，而海的女儿虽然千秋万岁，但当她们死后，便只有化作泡沫，终生漂流。

漂泊于张爱玲是无时或息的，她的人生理想是现世安稳，然而渴望得太久，得到了也不能相信，自己给自己设置不安全的动荡感——四面楚歌对她最具体的表现就是跳蚤，这代表了人生一切咬啮性的烦恼。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杀不绝，躲不掉。

为了躲避跳蚤，她辗转于洛杉矶各大汽车旅馆间，过着半流浪的生活，狼狈不堪，最令人痛心的是竟然弄丢了已经完成的《海上花》英译稿。

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三年半中，是张爱玲隐居的第二个阶段，也是最动荡的一个阶段。她开始搬家，起初只在自己熟悉的好莱坞附近找旅店，后来渐渐往北往东搬，环境越来越差，她不得不向新结识的朋友林式同求助。

林式同不是文人，此前连张爱玲的名字也没听说过，他是受朋友庄信正之托才登门拜访的。然而第一次“见面”，其实是只闻其声而未见其人。

那天，他找到张爱玲住的Kingsley公寓305室，敲了敲门。里面仿佛有动静，却没有人应门，他再敲一次，并且自我介绍：“张女士！我是庄先生的朋友，他托我拿东西给您！”

张爱玲把门开了条缝，抱歉说衣服没换好，让他把信放在门外就请回去。林式同多少有些惊讶——这人恁地不通情理。但他向来不是多愁善感小肚鸡肠的人，闻言答应一声，放下东西就走了。

正式见到张爱玲是一年后的事，张爱玲主动打来电话，约他在一家汽车旅店的会客厅见面。她头上包着一幅灰色的方巾，身上罩着件近乎灰色的宽大的灯笼衣，穿着浴室里用的毛拖鞋，落地无声，“了无声息地飘过来，水一般的亮丽自然”，冲着林式同点头一笑，像影子多过像一个人。这让林式同忍不住有些紧张起来，并且直觉这位女士不喜欢别人暴露她的身份，于是在交谈中便不肯直接称呼张女士。两个人的讲话仿佛打谜语。

她一见面就拜托他：“麻烦你了！我在搬家时丢了证件，想再申请房子就很困难，目前暂时还住汽车旅馆，如果哪天有需要，恐怕要请你帮忙。”

林式同问：“为什么要搬家呢？从前的公寓不好吗？怎么会选择住在汽车旅馆？”

张爱玲认真地答：“为了方便啊。公寓有跳蚤！那是一种南美洲跳蚤！生命力特别强，杀虫剂都没有用！我只好搬家，一发现屋子不干净就搬家。”

这是1985年4月。这时的张爱玲已经隐居了12年。长期的孤独并没有带给她内心的安静，反而使她日渐燥郁起来。

她在给夏志清的信中写道：“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同睡，所以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诞行径。直到昨天才看了你1985年以来的来信。我这样莫名奇妙，望你不会见怪。你来信问我为何不趁目前中国出版界女作家热振作一下，问题在于我得了慢性病。虽然不是大病，但光看牙医就是二年多，目前还在紧急状态。收到信，只看账单和紧急的业务信，你，还有久不通信的炎樱的信，都是没有看就收起来了。日而久之，我也荒废了日常功课。”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得知，炎樱到这时候和张爱玲也还是偶有往来的，只是张爱玲竟然忙得连信也不愿拆。

夏志清回忆说：“张爱玲去看病的医院都是给穷人看病的免费医院，不像我们有自己的私人医生，预约就行。张爱玲要搭车去很远的指定医院，而且还要无穷无尽地等待，白白地耗费了她许多光阴。”

她的生活还是那样窘困吗？当琼瑶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富婆的时候，难道张爱玲竟然连看私人医生的钱都没有？

她不住地被疾病与跳蚤袭击，身心俱被困扰。她困在孤岛上，既无从求助，亦无法救赎。

写作是一件需要绝对孤独和绝对平静的事，而她只做到了一半——她被种种身体的痛楚和无名郁燥困扰着，每天不是忙着搬家就是看医生，又怎么可能平静？

为着搬家方便，她尽可能地舍弃了一切身外之物，所购物品尽量是用过即弃型的，所有家当都可以装进两个大袋子中，随时提了便走。

也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了那起著名的“记者与垃圾”的事件——

记者姓戴名文采，从19岁起即开始崇拜访张爱玲，因为某个机缘巧合得了她的地址，便写信去要求拜访。张爱玲当然不见，也不理。可是戴氏不放弃——好不容易有了这个珍贵的地址，有了接近名人的可能性，焉肯轻易放过？

1988年秋，戴氏申请了台湾某报的资助来到洛杉矶，指明要住入张爱玲的隔壁。等了十多天，终于有房间腾出来，她立刻便搬了进去，与张爱玲毗邻而居，声息相闻——与张爱玲的电视声相闻。

张爱玲不管看不看，总是喜欢将电视开着，大概还是要借一点人气，就好像她一直是喜欢听“市声”；但是她极少出门，因为怕带回细菌来；在屋内只使用一次性拖鞋，觉得脏了就扔掉；不再打理发型，用假发代替；也不再化妆，但用着很好的护肤品——伊丽莎白雅顿的超时空胶囊。

由于张爱玲的深居简出，使得戴文采在此住了一个月，却只在她出门倒垃圾时远远地见了一面：

“她真瘦，顶重略过八十磅。生得长手长脚，骨架却极细窄，穿着一件白颜色衬衫，亮如佳洛水海岸的蓝裙子，女学生般把衬衫扎进裙腰里，腰上打了无数碎细褶。”

“她弯腰的姿势极隽逸，因为身体太像两片薄叶子贴在一起，即使前倾着上半身，仍毫无下坠之势，整个人成了飘落两字……也许瘦到一定程度之后根本没有年龄，叫人想起新烫了发的女学生；我正想多看一眼，她微偏了偏身，我慌忙走开怕惊动她。佯装晒太阳，把裙子撩起两脚踩在游泳池浅水里，她也许察觉外头有人，一直没有出来，我只好回房，待我一带上门立即听到她匆匆开门下锁急步前走，我当下绕另外一条小径躲在墙后远远看她，她走着像一卷细龙卷风，低着头仿佛大难半至仓皇赶路，垃圾桶后院落一棵合欢叶开满紫花的树，在她背后私语般骇纷纷飘坠无数绿与紫，因为距离太远，始终没看清她的眉眼，仅是如此已经十分震动，如见林黛玉从书里走出来葬花，真实到几乎极不真实。岁月攻不进张爱玲自己的氛围，甚至想起《绿野仙踪》。”

“我在她回房之后，半个身子吊挂在蓝漆黑盖大垃圾桶上，用一长枝菩提枝子把张爱玲的全部纸袋子勾了出来，坐在垃圾桶边忘我的读着翻找着，在许多满怀狐疑的墨西哥木工之前，我身上浆白了的浅灰棉裙子与垃圾桶参差成优雅的荒凉，我与张爱玲在那天下午的巷里，皆成了‘最上品的图画’。”

——戴文采自称是拾张爱玲的牙慧渐渐长大，然而观其文，其实更像是拾胡兰成的牙慧。

她从张爱玲的垃圾中推测出她的食谱与日常用品，并且得到一只断了保险丝的单座电炉，一络张爱玲剪下的头发，一张写在银行纸头背面的购物单，以及几封她写给夏志清、痖弦先生的信的草稿，最富戏剧性的，是她还拾回了自己写给张爱玲的信的信封，也被张爱玲当了草稿纸，且在上面写着：她难得住定，即忙着想把耽搁太久的牙看好，近几年在郊外居无定所，麻烦得不得了，现在好不容易希望能安静，如再要被采访，就等于“一个人只剩下两个铜板，还给人要了去”。

戴文采对于自己的收获显然欣喜若狂，以为奇货可居，不仅难禁兴奋之情地把自己的奇遇报告给某位台湾女作家，并叮嘱对方代为保密，因为她还计划着要进一步接近张爱玲；同时，她又将自己的垃圾收藏详尽报道，洋洋万言，寄给了身为报社主编的季季。

然而她没有料到的是，无论是那位女友还是季季，都对她的做法甚为反感，不但拒绝为她保密或发表她的文章，且分别通过夏志清与庄信正辗转通知了张爱玲。

而张爱玲亦一如既往地决绝，在接到电话的次日即在林式同的帮助下搬了家——她把戴小姐当跳蚤来躲了。

季季不无嘲讽地写道：“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D小姐没有严密监控她的‘猎物’，竟未发现张爱玲搬走之事。她仍然每天耳贴墙壁，却听不到一点动静。起先她以为张爱玲病了，连电视也不看了。但连着几天听不到张爱玲房里的声音，她才起了疑心。到管理员那儿询问，才知张爱玲已搬走了。”

戴文采看丢了自己的“猎物”，气急败坏，进一步行动的计划破灭，这篇垃圾稿成了她惟一的砝码，不由焦燥起来，于是再次长途致电季季，催促发稿并且商谈稿费事宜，且开出价钱来：除了稿费要按特稿付酬外，还要报销她住在张爱玲隔壁的一切押金、租金、电话等费用。

然而季季非常冷淡且坚决地拒绝刊登她的稿件，并且说：“你知道张爱玲前几年常常搬家，把《海上花》的英译稿弄丢的事吗？张爱玲已经快七十岁了，她身体不好，我们就让她安静地多活几年吧。”

但是戴文采不死心——她可是出了本钱的，又怎么会为了季季的几句话就良心发现打退堂鼓呢？她后来不仅到底把稿子刊发出来，且收入了自己的作品集，洋洋自得。

张爱玲曾在给司马新的信中写道：“那台湾记者那篇淘垃圾记还是登出来了。中国人不尊重隐私权，正如你说的。所以我不能住在港台。现在为了住址绝对保密，连我姑姑都不知道。”可见她对这件事的愤怒。

张爱玲是从庄信正教授那里得知季季对整个垃圾事件的处理经过的，1988年12月，她在圣诞节前寄了一张卡片给季季，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感谢所有的一切。”

1990年，《中国时报》创刊四十周年，季季写信邀请张爱玲担任“第十三届时报文学奖”的决审委员，张爱玲回信拒绝了这一邀请的同时，心照不宣地写道：“有时候片刻的肝胆相照也就是永久的印象，我珍视跟您这份神交的情谊，那张卡片未能表达于万一，别方面只好希翼鉴谅。”

这一句“肝胆相照”用得多么严重，令季季不禁感慨：“许多人批评张爱玲冷漠。冷漠无涉道德。但从张爱玲的这句话里，我的感受是：张爱玲并非冷漠，而是对某些人、某些事不屑相与！”

张爱玲尽管冷傲清绝，却知交满天下，且个个都侠肝义胆之士，真也令人羡煞。说张爱玲孤僻的人，不妨扪心自问：你一生识得几个这样肝胆相照、德才兼备的知交好友？

而张爱玲虽然拒绝了这年“时报文学奖”评审的邀请，与《中国时报》的缘分却未完。1994年，她的最后一部作品《对照集》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9月，获第十七届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她虽然未能亲自来台领奖，却写了一篇文章祝贺，即是前文提过的那篇著名的《忆西风——第十七届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得奖感言》（参看第五章）。

张爱玲为媒体撰写“贺文”，只有过三次：一是1950年为庆贺《亦报》创刊一周年而写的《〈亦报〉的好文章》，卖的是龚之方的面子；第二次是1984年为《皇冠》创刊三十周年写的随笔《信》，自然是冲着平鑫涛的友谊；这是第三次，与其说是为了“时报文学奖”，不如说是为了感谢季季。这也是张爱玲有生之年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字。

她的爱憎分明，与不易察觉的“人情味儿”，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