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倘若她留在中国 第三节

《十八春》自1950年3月25日开始连载，至次年2月11日载完，由《亦报》出版单行本，这是张爱玲真正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接着，自1951年11月4日起至次年1月24日又连载了中篇小说《小艾》，这却是张爱玲在上海最后的作品。

文章发表，满城轰动，读者们纷纷猜测“梁京”究系何人，那圆熟的文笔分明不是新人。有人撰文指出，这不是张爱玲就是徐纡，作者的真实身份呼之欲出。

夏衍此前远在内地，对孤岛时期的上海文坛并不了解，也不知道张爱玲的名字；然而《十八春》的轰动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找到龚之方询问“梁京”乃是何方神圣，并且说，这是个值得重视的人才啊。

1950年7月24日，上海召开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夏衍担任主席，指名请张爱玲参加。

那天，大会人才济济，大名鼎鼎，副主席梅兰芳、冯雪峰，执行副主席周信芳，秘书长陈白尘，哪个名字不是提起来响当当，如雷贯耳的？然而谁也没有张爱玲显眼。

倒不是因为她才华过人，而是她着装出众——与会诸人都穿着蓝色或灰色的列宁装，只有她穿旗袍，外面罩了件有网眼的白绒线衫，这大概是她最朴素的打扮了，然而在人群中还是显得刺眼，既使坐在后排，亦好像展示在主席台上一样，高处不胜寒，让她和别人都感觉别扭，格格不入。

格格不入，这也是她与新中国的关系。她也曾努力改变自己，力求融入，然而终究是力不从心。正如她在《华丽缘》中所写的：每人都是几何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宽度和厚度。而她，却是没有地位，只有长度，阔度与厚度的一大块，所以非常窘，只得一路跌跌冲冲，踉踉跄跄地了出去。

大会之后，在夏衍的安排下，张爱玲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工作。她亲眼目睹了轰轰烈烈的土改，收田，检举，批斗，触目惊心。尤其听到那些农民满口说着溢美之辞，就更令她难受，觉得刺耳。

记得小时候，每到年节庄子上送粮果来，照例要抱怨天气坏，收成不好，这几乎已经是他们的口头禅，习惯了的语气套话。一是农民本来的谦抑，不愿意太志得意满了惹老天妒忌；二是要诉苦装穷，免得有人借贷、加租、征税等等一切麻烦，反正夸富从来都不是农民的习惯。

然而这次参加“土改”来乡下，明明眼见那些人穷得衣不蔽体温饱难顾，却还结巴地夸说良辰美景，有田有地有收成，不知是骗人还是哄鬼——然而人也是愿意听的，不但自己听了信了，还要写出来让大家也都来听来信。

张爱玲做不到。她无法勉强自己写出连自己也不相信的话。她在“写、不写、写什么”之间徘徊挣扎，她无法“歌颂”，却不敢“批判”，她终究是“革命”不起来，因为不晓得要革谁的命。

有人问她：“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

她想了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

“老妈子”是她所熟悉的最穷的人，秦干，何干，她们的穷苦和敦厚给了她最深刻的童年记忆。还有“共产党”这个词，也是她们灌输给她的。夏天的晚上，老妈子们在院里乘凉说古记，偶尔会说：“又在杀共产党了。厨子今天上旧城，看到两个人头装在鸟笼里，挂在电线杆上。”

她们常常道听途说地讲一些共产党共产共妻的传闻。小说里，解决情敌最快最便利的方法，就是向军阀举报他是共产党。感觉上说某人是共产党就等于“扣他一顶红帽子”，是掉脑袋的事。

早在一九四五年六月，胡兰成就曾写了《张爱玲与左派》，说明了张爱玲与“革命”、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有人说张爱玲的文章不革命，张爱玲文章本来也没有他们所知道的那种革命。革命是要使无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归于人的生活，资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不是要归于无产阶级，是人类审判无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审判人类。所以，张爱玲的文章不是无产阶级的也罢。”

张爱玲曾说自己是一个乏善足陈的人，重点在一个“乏”字。而对于无产阶级的故事，她显然更是“乏”的。她曾写过《桂花蒸——阿小悲秋》，是“阿妈她们的事”，然而阿小是给外国人帮佣的，而且好像也没体现出来怎样受压迫被欺辱，不符合“无产阶级”的标准；于是这次用尽力气，写了《小艾》，一个被凌辱被剥削的小女佣的故事，可是文章有明显的断层——前半部是女佣小艾在张爱玲所熟悉的旧家族里的灾难，五爷五奶奶在生活中都是有原型的，她忠实地记录了他们的半生；但后半部写女工小艾在新社会所受到的礼遇，套一句当年时髦的话，叫“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则是张爱玲颇不擅长的虚构了。

——显然，张爱玲更适合写旧社会的“鬼”，而且是“有血有肉”的鬼；至于新社会的“人”，却虚飘飘的空具其壳，是“失魂落魄”的人。

《小艾》后来由陈子善于一九八六年打捞出来，发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号香港《明报月刊》上，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张爱玲震撼”。然而张爱玲本人对这件事并不高兴，在《续集》自序里写道：“前些日子有人将埋藏多年的旧作《小艾》发掘出来，分别在台港两地刊载，事先连我本人都不知情。”并说自己“非常不喜欢这篇小说，更不喜欢以《小艾》名字单独出现”。

——为什么会不喜欢呢？理由可想而知，当时写《小艾》多少迫于时局，写了许多言不由衷的话，也写了许多力不从心的情节；同期创作的《十八春》是她同意出版的，但已改成《半生缘》，去掉了那个“光辉的尾巴”，由此便可知她的心意了。

陈子善堪称张爱玲打捞大师，先后打捞出张爱玲的旧作十数篇，长短不等，对于张迷们来说，居功至伟。然而张爱玲对此似乎并不感激，除了《续集》自序里对《小艾》的“出土”颇有微词外，《惘然记》的序言中也写道：

“最近有人从图书馆里的旧期刊上影印下来，擅自出书，称为‘古物出土’，作为他的发现；就拿我当北宋时代的人一样，著作权可以径自据为己有。口气中还对我有本书里收编了几篇旧作表示不满，好像我侵犯了他的权利，身为事主的我反而犯了盗窃罪似的。”

然而那两个月的土改工作，也着实给她带来了非凡的灵感，这便是后来《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诞生——那时候她已经身在海外，不必再理会革不革命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