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灵魂在风里颤栗,不仅仅是因为冷。

这是一九四五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然而月亮却不够圆满,仿佛被冻住了,有云朵缓缓地飘过来,在圆月上遮出阴影,而且没有散去的意思。人们形容美女是花容月貌,那么这晚的月亮便好比是一个忧郁的美女,恰应着“乱世佳人”的俗语。

张爱玲和苏青这两位乱世佳人并排站在窗前,都不说话。元宵节,是团圆的节日,然而她们两个,却都是孤独的:苏青是离了婚的,爱玲虽在新婚中,丈夫却在别的女人身边——她已经知道了小周的事,他并没有瞒她,并且颇有纳小周为妾的意思,她一直没有回答是或否,是希望他自己会晓得分寸,并同情他在内地客邸凄凉,或许需要一些生活上的情趣与安慰。

“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对着月亮,人们不由地要剖心置腑,说些私己的话。然而她的心腹话,是能同别人说的么?

在去年的一年里,她遇上一个梦想中的男子并与之结了婚,出了两本书《传奇》和《流言》,还把自己的小说《倾城之恋》编成话剧搬上舞台——人生没有一个时期比这一年更加快乐精彩了。

“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这是贾雨村写在月圆之夜的句子。张爱玲也曾有过这样的壮志凌云,她的生命之花,绚烂盛开如焰火。然而她知道,悲哀要来了,虽然眼前还没发生,但总是会来的。

每个人都可以在《红楼梦》里找到自己,把自己套在大观园人物的行头里如鱼得水;可是很少人可以在张爱玲的笔下人物里看到自己的影子,流苏、小寒、七巧、薇龙……每个形象都那么鲜明,那么独立,那么真实具体,有血有肉,却又那么隔膜,不可亲近,是放在蜡像馆里供人参观的。

连苏青也问张爱玲:“怎么你小说里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我的?我一直留心着,总找不到。”

爱玲苦笑,没有相似的人,也有相似的命运,左不过月满则亏,树倒猢狲散。

她没有回答苏青,却忽然说起一件不相干的闲事来:“我们家的女佣,男人是个不成器的裁缝。前几天闹空袭,过后我在马路上遇见他,急急忙忙奔我们的公寓来,见了我,直打听他老婆孩子怎样了,倒是很感动人的。”

苏青听了,说:“是的……”逃难起来,她是只有她保护人,没有人保护她的——稍稍沉默一下,忽然说,“如果炸弹把我的眼睛炸坏了,以后写稿子还得嘴里念出来叫别人记,那多要命。”

爱玲一愣。从前在香港战乱时,她躲在防空洞看书,也是担心有炮弹下来炸坏了眼睛——无话可说,只得安慰似地叹了一句:“这是乱世。”

“这是乱世。”苏青附和着,也是轻轻的一声叹息。

爱玲又说:“人家说对月亮许愿,是有效验的……你的愿望是什么?”

“有个丈夫,有个家。”苏青微笑,缓缓地说,“丈夫要有男子气概,不是小白脸,人是有架子的,即使官派一点也不妨,又还有点落拓不羁,职业性质是常常要有短期的旅行,那么家庭生活也不至于太刻板无变化……”

爱玲心里一动:这倒有点像是兰成的样子。官派,落拓不羁,常常不在家。

苏青接着说:“夫妻俩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常常请客,来往的朋友都是谈得来的,女朋友当然也很多,不过年纪要大一点,容貌么,也不必太漂亮……”

爱玲笑了:“总之是年龄比你大两岁,容貌比你差一点,才可以放心。”

苏青也笑着,解释似地说:“免得麻烦么……丈夫不在的时候,我可以匀出时间来应酬女朋友;偶然生一场病,朋友都来慰问,带了吃的来,还有花,电话铃声不断。”

爱玲笑不出来了。她也被苏青形容的境界所诱惑着,却又觉得悲哀,这乱世里,去哪里寻那种平安宁静的生活空气呢?那是同桃花源一样理想而虚无的所在。苏青对着月亮轻声慢语的样子,同她以往干脆利落的作风很不同,果然像是对着神祗在许愿,那情形也令她觉得悲哀。

苏青反问:“你呢?还没说你的愿望是什么?”

“也同你是差不多的吧,总要有一个家。”爱玲迟疑地说,“我将来想要一间中国风的房子,雪白的粉墙,金漆桌椅,大红椅垫,桌上放着豆绿糯米瓷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团,每一只上面点着个胭脂点。中国的房屋有所谓‘一明两暗’,这当然是明间。”

一边说,一边声音便低下去,越来越觉得悲哀,因为知道不可能——其实都是些简单渺小的期望,然而却也是一样的不可能。这乱世里,没有什么是真正地切实地属于她们的,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握住一些什么,即使明知握不住,也还是要努力。

隔着半个多世纪再看这些言论,真是让人觉得凄凉,张爱玲与苏青,都是辛苦的自立的女人,为了能够活下去,活得稍微好一点,拼尽了力气与才智。她们的愿望其实不算奢侈,然而最终这些愿望一项也没有实现——苏青后来饱受世人冷眼讥嘲,郁郁而终,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她的作品才在海峡两岸重见天日;而张爱玲漂泊了一生,从来也没有过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一个真正的家。

后来有杂志举办了一次关于苏青和张爱玲的谈话专访,再次问及理想丈夫的人选,这时候两个人都好像有所准备似的,答得很痛快。

苏青的答案尤其清楚明白:“第一,本性忠厚;第二,学识财产不在女的之下,能高一筹更好;第三,体格强壮,有男性的气魄,面目不要可憎,也不要像小旦;第四,有生活情趣,不要言语无味;第五,年龄应比女方大五岁至十岁。”

而张爱玲却似乎比她更实际些,谦抑地说:“常常听人家说要嫁怎样的一个人,可是后来嫁到的,从来没有一个是像她的理想,或是与理想相近的。看她们有些也很满意似的。所以我决定不要有许多理论。像苏青提出的条件,当然全是在情理之中,任何女人都听得进去的。不过我一直想着,男人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我总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

她不肯务“虚”,实际的标准只说了一条“男人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那是因为她已经结了婚,嫁了胡兰成,没资格再奢谈“标准丈夫的条件”,也不便有“许多理论”。而关于年龄的条件,胡兰成总是符合的——他大她十四岁。

而且,这是第一个肯给她钱的男人。他说过:“经济上我保护你好吗?”——听到“保护”两个字,她的心都柔了。想起小时候在老房子里遭到父亲的囚禁,巴望着有王子来打救;想起港战时飞机隆隆响,身边却没有一个怜惜的人。现在好了,她有了他,他会保护她。

她对他的爱里一直都有带着点崇拜的,尤其喜欢他这一向产量惊人散文。她看他坐在她的书桌前写东西,凝眉端神,沙沙沙一路笔响,像是案头一座丝丝缕缕质地的暗银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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