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一红倾城 第五节

张爱玲嫁了胡兰成，却仍然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胡兰成说他在政治上的种种作为，都不肯牵扯到张爱玲，亦不使她的生活因他而发生种种改变；而张爱玲也绝少去胡兰成在美丽园的家，偶尔去南京，也不会久呆。

张茂渊有一次忽然问她：“要是有孩子了怎么办？”

爱玲笑笑说：“他说要是有孩子就交给青芸带。”非常胸有成竹的样子。

但是幸而一直没有怀孕，或许是因为忙的缘故——真是很忙，出书，排话剧，双管齐下。

《传奇》的成功鼓舞了张爱玲，她是主张“趁热打铁”的，于是十二月又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散文集《流言》，自作插图多幅。

“流言”是写在水上的字，也是传奇的表现方式，都是从人的舌尖上生出，又在舌尖上传播和重复，由一个人的口说给另一个人的耳。那被说的主人公通常总不会是个平凡之辈，庸人俗事不值一哂，只流过，不留痕。因此人们在传说着流言蜚语的同时，语气里除了猎奇与偷窥之外，难免不带一点艳羡之意——既称之为传奇，自然是有些惊世骇俗出奇制胜之处。也许那个人原本是平凡的，然而因为有了流言，便也有了不凡的传说。或是一个女人不平凡的爱情使某个男人与众不同，或是一个男人的不平凡的地位使某个女人成为传奇。

——历史上所有的“传奇”，也不过都是一些男人与女人的“流言”罢了。

流言飘送在风里，这风便有了形也有了色，香艳而妖娆起来。无论是流言还是传奇，其来源都是捕风捉影，而渠道都是道听途说，其结果则有时候三人成虎，有时则画虎不成反类犬。

流言利用得好了，可以成为武器，而且是自相矛盾的武器。用于对付敌人时，它们可以变成一柄剑，且是一柄杀人于无形的利剑，所谓“舌头底下压死人”就是了；用于保护自己时，便是一面好盾，可以放烟幕弹虚张声势，也可以作挡箭牌偷梁换柱，可以草船借箭，也可以混水摸鱼，口蜜腹剑，阳奉阴违，巧言令色，积毁销骨，几乎三十六计没有一条不可以借助流言来完成。你是一条龙，流言便是画龙点睛的笔；你是一只虎，流言便是如虎添翼的翼；哪怕你只是一块顽石，流言也可以让你成为众口铄金的金。

——就冲着这书名，《流言》也注定会成功，不落于它的姐姐《传奇》之后。

书里且放了三帧照片，其中就有新婚时炎樱导演的那张，算是给婚姻的纪念，照片里的她，带着藐然的笑容，旁边题着字：“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

她再一次向世人宣告她的快乐，她的不悔。

——这样强烈地给自己打着气，是明知道将来有一天会被人非议的吧？

印照片比想象中麻烦，不是糊了就是描得太假，看着陌生得很。她一次次地陪笑脸，央求师傅帮忙改过；又亲自去印刷厂看校样，看见散乱的蓝色照片一张张晾在木架上，一架架的机器上卷着大幅的纸，印着自己的文章，不由得觉得温暖亲热，仿佛这里可以住家似的。

印刷工人们都停了工看她，熟络地招呼说：“哪！张小姐，都在印你的书，替你赶着呢。”

她不由地笑了，说：“是的吗？真开心！”觉得他们好像自家人一般亲切。

一个职员说：“没电了，要用脚踏机器，印这样一张图你知道要踏多少踏？”明明是诉苦，可是语气里是得意的口吻，仿佛报告一个惊天秘密。

爱玲又要笑，只得问：“多少？”

“十二次。”

“真的？”爱玲叹咤着。其实踏多少次她根本没有概念，也不是真在意，可是这么多人在忙着她的事，就好像都是她的亲戚朋友似的，便叫她觉得温暖感动。

立在印刷所那灰色的大房间里，立在凸凹不平搭着小木桥的水泥地上，强烈的人气扑面而来，外面的炮火声、防空警报声都远去了，只有这闹嚷嚷满当当的印刷车间才是真实的，只有这些汗腾腾笑盈盈的排字工人才是可亲的。

——后来，她替《小艾》的男人安排了在印刷厂工作，实在是喜欢那个环境。

《流言》出版后，又同《传奇》一样，当月售完，一版再版。

出名要趁早啊，迟了就来不及了。

在紧锣密鼓地出版自己的文集同时，张爱玲又亲自执笔，将《倾城之恋》改编话剧，由柯灵牵线，介绍给大中剧团排演。导演朱端钧，当时与费穆、黄佐临、吴仞之并称为上海话剧界“四大导演”。

话剧分四幕八场，第一幕的背景是白流苏的家里，开场即有幽咽低哑的不断的胡琴声，如泣如诉地流淌出来，淹没了整个戏院。三爷四奶奶等人在打牌，白流苏独自躲在阴黯黯的角落里扎鞋底子——这时候的她是孤独的，怯弱的，幽冷的，却也是倔犟的，在隐忍和沉默里等待自己的机会来临，是藏在冰下的火种。

第二幕是香港的浅水湾饭店，全屋都是橙黄一类的颜色，连同橙黄的流苏，她与范柳原在橙黄的月亮下谈心。

第三幕又回到白公馆，第四幕再回香港，但已经是范柳原和白流苏租的房子，战争爆发，以流苏的手将日历牌挂上墙壁，灯光里打着“十二月八日”，给了一个强烈的时代背景。

最末一场，是柳原与流苏在街道毫无顾忌的长吻，他们相拥在一起，密不透风；周边是动乱的一群，诧笑，窃议，满脸嘲讽，然而热恋的人儿却毫不理会，沉浸在爱情里，眼里只有对方，没有世界。

——这是最抢眼的一出重头戏。后来引起褒贬参半，以为大胆。然而于张爱玲来说，却不仅是“炒噱头”，“生意眼”，她是要男女主角替她向全世界公告：我自爱我所爱，无视世人讽笑。

在兰心大戏院排演。排练期间，张爱玲几乎天天到场，就和普通的影迷一样，关注着男女演员的选角，并且兴高采烈地透露出去——女主角白流苏由罗兰扮演，男主角范柳原由舒适饰演，其余还有端木兰心饰的四奶奶，陈又新的三爷，丰伟的徐太太，海涛的印度公主，都是名噪一时的大明星，男女主角更是红得发紫。

连苏青偷偷向她打听内幕，听说女主角是罗兰时，也长吁一口气，说：“这最合适不过了。”

第一次看到罗兰排戏，她穿着一件蓝布罩袍，怯怯的身材，红削的腮颊，眉梢高吊，幽咽的眼，微风振箫样的声音，完全是流苏。张爱玲看着，不由得惊动，一路想：如果早一点看到她，小说原可以写得更好一些的。

在第一幕第三场相亲归来那一场戏里，白流苏挨身低头地往门里一溜，导演说：“不要板着脸……也不要不板着脸。你知道我的意思……”罗兰立即领会了：“得意？”再来时，还是低着头，掩在人身后奔了进来，可是有一种极难表现的闪烁的昂扬。走到幕后，罗兰夸张地摇头晃脑地一笑，说：“得意！我得意！”大家也都笑了。

张爱玲看着，十分鼓舞，回到家立即写了《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和《罗兰观感》，坦白地表达自己的心愿：

“因为是我第一次的尝试，极力求其平稳，总希望它顺当的演出，能够接近许多人。”“罗兰演得实在是好——将来大家一定会哄然赞好的，所以我想，我说好还得赶快说，抢在人家头里。”“我希望《倾城之恋》的观众不拿它当个遥远的传奇，它是你贴身的人和事。”

而苏青也紧接着写了《读〈倾城之恋〉》，诚心诚意地评价：

“我知道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求归宿的心态总比求爱情的心来得更切，这次柳原娶了她，她总算可以安心的了，所以，虽然知道‘取悦于柳原是太吃力的事’，但她还是‘笑吟吟’的。作者把这些平凡的故事，平凡的人物描写得如此动人，便是不平凡的笔法，料想改编为剧本后也仍旧是很动人的。”

“尤其要紧的，这篇文章里充满了苍凉，抑郁而哀切的情调，我希望在戏剧演出时仍不会失掉它，而且更加强。这是一个懦怯的女儿，给家人逼急了才干出来的一件冒险的爱情故事，她不会燃起火把泄尽自己胸中的热情，只会跟着生命的胡琴咿咿哑哑如泣如诉的响着，使人倍觉凄凉，然而也更会激起观众的怜爱之心。”

张爱玲与苏青并称沪上最红的女作家，这样并肩联手大张旗鼓地炒作，自然引人关注。戏未上演，上海的宣传媒体已经纷纷开动，各种报道连篇累牍，有撰诗预祝演出成功的，有钻营报道花边新闻的，造足声势。

到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首演这天，上海新光大戏院的门票一早售罄，接连几天的戏票也都预售一空。

这晚天气奇寒，滴水成冰，戏院里更是森冷彻骨，观众们都是裹着大衣不敢脱，然而热情却依然高涨，掌声如雷。

著名报人、诗人、影人陈蝶衣和导演桑弧是在首演当晚就看了的，都是一边看一边赞，桑弧从这时便有了合作之心；而陈蝶衣则写了篇文章盛赞演出的精彩，并风趣地称自己“回家的时候因踏在冰块上面摔了一跤，然而这冷与跌并没有冷掉或跌掉我对于《倾城之恋》的好印象。”

一时报上好评如潮，白文、霜叶、司马斌、董乐山、童开、无忌、左采、金长风等都纷纷撰文作评，各抒己见。

沙岑评价：“导演对于剧的处理，位置的安排，表现得非常风趣，小动作尤佳。至于音乐，毫无成绩可言，音乐的目的，是强调剧情，使剧情上不容易表达处，藉音乐之力可以表达出来。装置和灯光都很佳，装置的四景，都有很好的成绩。”

应贲则说：“从小说里我们对白家有一个破落却仍不失大家风范的印象。而现成的装置却只能显出中人之家。”

左采也说：“至于舞台装置，第一幕与第四幕都很好，尤其第四幕确已够得上是一个‘洋派’家庭的住宅，色彩也非常优美。第二幕是柳原给流苏开的旅馆房间，却不够华丽，是应该再考究一些的，至少衣橱是要的，也用得着。至于灯光和音乐的配曲，则没有太大的毛病。”

汉学大师柳存仁（柳雨生）的看法则是：“以香港为背景的几幕几场，我就觉得都微有缺憾。到过浅水湾、浅水湾饭店、香港，以及看过原著的人，都想像那饭店并不是这个样子。即以家具装潢来说，也缺乏一种宽厚的瑰丽之感。”他是蒙张爱玲赠了十七号夜场戏票的，可是急于先睹为快，十六日夜就迫不及待地自己掏腰包买票入场了。

然而这所有的人，包括张爱玲自己，对于罗兰的演技却是一致好评的。让今天的我实在好奇得心痒难搔，巴不得可以亲眼看一下罗兰是怎样再现那白流苏的清冷与伶俐的。

在当时上海剧本奇缺，话剧不景气的前提下，《倾城之恋》竟然连演八十场，场场爆满，不可不谓是一个“传奇”！然而这一幕，却未能以文字的形式留在中国话剧近代史上，未免让人有“掩耳盗铃”、“一叶障目”之叹。

众多评论文章中最特别的，是冷漠淡然的张茂渊也一改不闻不问、各不相关的态度，署名“张爱姑”，凑热闹地以流苏和柳原的口吻写了一篇文章，这大概也是最让爱玲高兴的事了——

“流苏的话：人人都以为这《倾城之恋》说的就是我。所有的亲戚朋友们看见了我都带着会心的微笑，好象到了在这里源源本本发现了我的秘密。其实刚巧那时候在香港结婚的，我想也不止我一个人。而且我们结婚就是结婚了，哪儿有小说里那些罗罗嗦嗦，不清不楚的事情？根本两个人背地里说的话，第三个人怎么会晓得？而且认识我的人应该知道，我哪里有流苏那样的口才？她那些俏皮话我哪里说得上来？

柳原的话：我太太看了《倾城之恋》，非常生气，因为人家都说是描写她，她也就说是描写她。我说何苦呢，自找着生气，怎么见得就是编排你？我向来是不看小说的，后来也把《倾城之恋》仔仔细细看了一遍。不相干——怎么会是我们呢？——就算是吧，不也很罗曼蒂克，很好的么？反正没有关系。随便吧！”

张爱玲在剧院里感受到了空前的热烈与成功，然而回到家，却仍是孤清的。

大寒天气，屋子冷如冰窖，她第一次穿上皮袄，独自坐在火盆边，仍然觉得冷，冷得瑟瑟缩缩，偶尔碰到鼻尖，冰冰凉，像只流浪的小狗。拥有万千观众的掌声又如何？滚滚红尘，茫茫人海，她仍是孤独一个人。

火盆里的炭一点点燃尽了，黯淡下去——“每到红时便成灰”，像不像她自己？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

“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

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何必问呢？她早已在文字里预言了自己与上海的将来，同时，她似乎从未渴望过平常人所谓“圆满的人生”，在她的小说里、散文里，处处是对“真心”的叹讶，带着悲天悯人的语调，评价那是一件多么稀罕难得的事情：

《金锁记》里，七巧在老时不无自傲地想，“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那一点真，是带着俯就之意，自欺欺人来凑数的；

《倾城之恋》里，柳原对白流苏“许诺”：“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这里的真，是以毁灭为代价，因为厌倦、疲惫、劫后余生，而照见的一点点本心。

她自己的爱情，也正是这样，见证了时代，也被时代所见证。

这是一九四四年末，“张爱玲”年，汤汤地流过了，《倾城之恋》话剧的成功，是她在上海最后的辉煌，此后虽然亦时有佳作，引起波澜，却总是褒贬参半，忧喜相随。

时代的车轮，渐渐把所有的暗香异艳都碾作齑粉，零落成泥，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