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遇到胡兰成 第一节

我的灵魂飞在天上，时而清晰，时而迷茫。幸好有断续的胡琴声为我引路，有“克林克赖”的电车线为我引路，有静安寺的钟声和百乐门的乐曲为我引路，还有那清渺的第一炉香，第二炉香……

我的灵魂漫步于四十年代的上海静安寺路上，身边滔滔地经过着面目模糊的熟人：王娇蕊挽着佟振保的胳膊走在路上，他们要去看电影，可是半路遇见了一位相熟的英国太太，不得不立下来攀谈几句；二乔和四美骑着自行车从旁边掠过，一路不住口地数落着新嫂嫂玉清的破落家世；南宫婳刚散戏归来，黄包车夫罗罗嗦嗦地要加钱，她忽然不耐烦起来，干脆跳下车步行，一边踽踽地走着，一边百无聊赖地看橱窗；王佳芝也在摩西路口下了三轮车，走进咖啡馆里等老易，他们约好了要一同去买戒指；忽闻得汽车铃声一响，却不是老易，而是白流苏陪着七小姐相亲回来了，一脸的心虚与得意，一低头钻进门，死不出来；一只猫从门洞里溜出来，竖直着尾巴嗖一下不见，门洞里黑黝黝，看不清是不是小艾东家五奶奶的那只“雪里拖枪”，也或者是潆珠祖父匡老太爷的……

我的灵魂跟着那只猫一闪身飘进公寓，看到镂花铁门的电梯和绿色的邮筒，灵魂不晓得乘电梯，只好一级级地盘旋游上，有人家开着无线电，在唱《蔷薇蔷薇处处开》，偶尔插一段新闻社论，我看一眼那无线电匣子，方方正正的，在《太太万岁》里见过，丈夫送给妻子的那一种，于是猜这家的女主人大概就是陈思珍；然而也未必，或是孟烟鹂也说不准，她也喜欢整天开着无线电听新闻，想在空屋子里听见人的声音；再上一层楼，苏州娘姨阿小在厨房里招呼儿子百顺吃饭，百顺说：“姆妈，对过他们今天吃干菜烧肉！”不等说完，头上早着了阿小一记筷子；灵魂再向上飘，楼上的门也是开着的，客厅里挂着结婚证书，配了框子，上角突出了玫瑰翅膀的小天使，牵着泥金飘带，欧阳敦凤坐在框子底下织绒线，米晶尧搭讪着走过去拿外套，含含糊糊地说：“我出去一会儿。”敦凤和我都知道，他是要去前妻的家……

我的灵魂一直地飘上顶楼，看到六零五室门前有个男人在敲门——长衫，礼帽，相貌清癯，身形萧索，彬彬有礼地问：“张爱玲先生在么？”然后自门洞里塞进一张字条去……

那便是胡兰成！

我的灵魂躲在那楼道里哭泣，极力地呼唤爱玲，呼唤她不要开门。——她果然没有开门，然而后来却又打电话，说愿意去看胡兰成。

有张报纸也塞在门缝里，那上面明明白白写着：一九四四年二月四日。

对于胡兰成其人，最常见的定位是“高级文化汉奸”，所谓“高级”，是因他做过汪伪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所谓“文化”，因他是一个学问人，而且还是大学问人，办过杂志，出过书，并且涉猎面甚广，推为“民国第一才子”也当之无愧；所谓“汉奸”——对不起，我不是历史学家，对政治又极不敏感，若不是因为张爱玲，是断不会对胡兰成这样一个人感兴趣的。而除了他对于张爱玲的辜负之外，我对他也说不上有什么恶感。虽然我痛恨汉奸，尤其痛恨帮助日本人残害同胞的汉奸，然而对胡兰成，我找了许多资料，也并未找到明确的事例来举证他的卖国行径，所看到的，无非是“为日本人摇旗呐喊”、“违背良知”、“无耻之尤”之类概念性的词汇，他的《山河岁月》与《今生今世》我是跳着看的，专挑与张爱玲有关的文字来读，至于隐含在字里行间的政治倾向，却不大读得明晓。

李鸿章从前也被称为“卖国贼”，周作人一九三八年被正式定性为“汉奸”，而一九四五年出版的《女汉奸丑史》里也把张爱玲称为“女汉奸”，曾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关露更是蒙冤半世才得昭雪，连柯灵都在“文革”中被当成“汉奸”来斗……

还是那句话，历史的出尔反尔，只好留给历史去游戏。我们这里且只谈风月也罢。

言归正传——胡兰成，一九零六年出生于浙江嵊县，一九二七年从燕京大学退学，一九三六年应第七军军长廖磊之聘，兼办《柳州日报》，五月，两广兵变失败，胡被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监禁三十三天。一九三七年因在《中华日报》上写了两篇文章，一篇论中国手工业、一篇分析该年关税数字，并被日本《大陆新报》译载，遂被《中华日报》聘为主笔，去上海。一九三八年初，被调到香港《南华日报》任总主笔，用笔名流沙撰写社论，一九三九年离开香港回上海，任《中华日报》总主笔，次年就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这就是他“汉奸”之名的来由了。

据闻胡兰成为文，从不起草，一挥而蹴，倚马可待。稿成，亦极少改动，故有“大笔如椽”之誉。办报时，每周至少两篇社论，都由他自己执笔，因其文笔犀利，常言旁人所不敢言，每令报纸原刊社论之版面出现空窗——因社论观点激烈而被抽起不发，又并无预稿替补，遂只得留白，是谓“空窗”。

同仁有规劝其稍事隐讳以免触犯当道禁忌者，他回答人家：“报纸版面有‘空窗’，正是胡某报刊之特色。”可谓狂狷本色，自负之极。

汪伪司法行政部长罗君强在回忆录《伪廷幽影录》中提到胡兰成的一节这样说：

“在汪精卫发表《艳电》（作者按：回应日本近卫首相招降声明的电稿，发表于1938年12月29日的《南华日报》）后，胡兰成忽然大谈汉奸理论，连续发表文章。林柏生（汪伪宣传部部长）就用他的文章充社论，其中《战难和亦不易》一文，极为陈璧君（汪精卫之妻）所欣赏，认为他是个人才。经过打听，才知道他还是一个月支薪水六十元的小编辑，一家生活很不易维持，且眼病甚重，无法应召去见‘夫人’。陈璧君狠狠地责备了林柏生，认为他埋没真才。林受此训斥，大为惶恐，马上升胡兰成为主笔，加大薪水，送他上医院治眼病。由于陈璧君的推荐，汪精卫也加以青睐，后到上海赐以‘中央委员’头衔，在汪伪行政院宣传部当次长。”

罗君强与胡兰成同为汪伪政权的人马，后来一直干到安徽省长，也算是来头不小的人物，他的回忆录应当是较为真实的。从他的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胡兰成投诚汪精卫的完整过程，然而胡兰成似乎对汪精卫的提拔也没有怎样感激，仍然撰文大批汪伪政府的无能，特别攻击林柏生的宣传部。林柏生于是向汪精卫哭诉，汪精卫也很恼火，对林柏生说：“看着办吧。”林柏生遂独断独行，竟将胡兰成密押在特务组织的“政治局”，囚禁起来。后因周佛海、陈公博等人说劝干涉，遂让胡兰成写了一纸悔过书了事。

汪伪政府成立于一九四零年三月三十日，胡兰成就任宣传部次长当是这之后的事，然而同年夏天即辞去《中华日报》之职，不肯再作汪精卫的代言人，并于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发表《国民新闻发刊辞》，完全脱离《中华日报》，转而经营《国民新闻》，任副社长兼总主笔，随即被免去宣传部次长之职——连头带尾，胡兰成的次长位子也坐了不足半年，然而这个头衔却跟了他一生。

这年正值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汪精卫派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百余人前往东京参加盛典，由农矿赵毓松做团长。胡兰成亦随行在团。在日本期间，胡兰成除了刚到时出席了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暨日华文化协会的宴会外，其后各省大臣甚至近卫首相的请帖都一概回绝。

日本人久闻他铁划银钩，写得一笔好字，拜求不已。胡兰成便以草书写了首诗：

〖我游蓬莱山，神仙徒闻名；

惟见刑天舞，干戚敌八寅；

欲致交聘礼，无主焉有宾；

我心实愠怒，拂衣亦迳行；

所过郊与市，仍惜其民勤；

但恐再来日，鳌翻寂沧瀛；

邮亭一宿意，不觉泪已盈。〗

他轻视日本人不懂得书法，亦不懂中国诗词，遂在诗里讽刺他们只知大动干戈，开疆拓土，却不顾自己大好沃土在穷兵黩武中日渐贫瘠。预言日本侵华战争必败，昔日蓬莱仙境，将来满目疮痍，到那时再悔悟，就晚了。

从这首诗看来，他倒是相当有气节的。而且庆典之后，他便独自离团，率先回国了。

次年十二月汪精卫访日，有日本人拿着这首诗向汪精卫告密，说胡兰成可能是抗日分子，汪精卫虽然不信，却从此对胡兰成失了信任。回国后召见胡兰成，又因胡兰成不赞成对英美宣战，两人再生罅隙，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单独见面。

胡兰成所投奔的《国民新闻》后台人是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负责人李士群，然而胡兰成的狂狷性格依然故我，对李士群也仍然并不感恩戴德。一九四三年春，李士群就任江苏省省长，胡兰成又与周佛海及其左右罗君强、熊剑东密商夺权。李士群获悉后，很快从苏州赶回上海，对胡兰成说：“你如识相离开《国民新闻》，我可以发给你们一些遣散费，否则……”胡兰成向来是信奉“三十六计走为上”的，又是生来的无所谓脾气，自然说走便走了。而李士群却在几个月后被毒死。

这期间，胡兰成的日本朋友清水董山与池田笃纪（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管理文化事务的一等书记官）正奉命举办“日中恳谈会”，请他出席会议。他也不客气，当着满座日本人大胆预言：“按我的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必败，汪先生的政权也无法存在。如要挽救，除非日本断然在华撤兵，实行昭和维新……”

这篇说辞后来形成文字，即是著名的《日本应实施昭和维新》一文。文中虽然预言日本侵华战争必败，然而日本当局竟然颇为欣赏，以为见解独到；倒是汪精卫没那么大度，认为胡兰成背恩负义，诅咒他“汪政权也无法存在”，遂下令立即扣押，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再次将胡兰成关进南京政治局牢房，长达四十八天。

胡兰成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英娣那晚等到九点钟见我不回家，就去找池田……英娣则年少不更事，她理直气壮的发话了，池田乃投袂而起，连夜与清水见谷大使……”非常的唱本气。

然而多年后台湾作家李黎采访到胡兰成的侄女胡青芸，才发现这里记了一笔错账。

事实上，胡兰成被抓的当夜，南京家里的男佣人老炸便连夜乘火车赶到上海美丽园，向青芸报信——因为此前胡兰成对自己的被捕早有预感，出门前便对老炸说过：我十点钟不回来，你就去找我侄女。

青芸得讯，第一个便去找熊剑东。熊剑东立即猜到是南京政府抓的他，除了汪精卫，别人也不会有这么大胆子。他打了几个电话，果然证实是在南京政府，遂对青芸说：“不好救啊。别人抓的都还好办，被汪精卫捉的去，没有人救是了。”青芸无奈，只得同老炸两个又坐火车赶到南京来，又去向池田求救。青芸对池田的印象是“池田从前是日本到中国来的留学生，在北京学堂里（同胡兰成）认得的，常常来去，两个人老好的。这个人在大使馆做啥，不晓得。”

到了大使馆，说池田不在，只要到一个住家地址，于是又按着地址找到池田家里去，仍是不在。池田夫人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青芸急得哭起来，说：“我没有别的办法了，等到天亮也要等他回来的。”池田夫人被缠不过，当着青芸的面给林柏生打电话：“胡兰成在你那儿吧？他的生命安全可要你保障，你要负责到底，要是有什么事，我对你不客气。”放下电话，又安慰青芸说：“你放心好了，回去吧，没事的。要有什么事，我拿宪兵队轰他们。”青芸这才放下心来，走了。

至于胡兰成为什么会以为是英娣救了他，青芸猜那是因为英娣曾去狱中探望、送衣服之故。

后来的各种资料表明，青芸的版本是可信的，但没她说的那么容易——或者说没有池田夫人讲得那么容易。后来还是池田偕同清水多方奔走营救，由日本大使与军方联手向汪伪施压，才救出胡兰成的。

至此，胡兰成与汪精卫算是彻底闹翻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还是奋笔疾书明目张胆地大骂汪伪无能、预言汪政必败的勇士呢。

——然而后世一直把这解释成“投机”，就好比肃清革命队伍时一切资本家少爷小姐参加革命也都是“投机”一样，便让人不好置评了。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是旧历的除夕，胡兰成彼时刚从狱中释放，赋闲在家，百无聊赖，遂随手翻开本杂志消遣，一段孽缘，就此展开——

“前时我在南京无事，书报杂志亦不大看。这一天却有个冯和仪寄了天地月刊来，我觉和仪的名字好，就在院子里草地上搬过一把藤椅，躺着晒太阳看书。先看发刊辞，原来冯和仪又叫苏青，女娘笔下这样大方俐落，倒是难为她。翻到一篇《封锁》，笔者张爱玲，我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的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见了胡金人，我叫他亦看，他看完了赞好，我仍于心不足。

我去信问苏青，这张

爱玲果是何人？她回信只答是女子。我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及《天地》第二期寄到，又有张爱玲的一篇文章，这就是真的了。这期而且登有她的照片。见了好人或好事，会将信将疑，似乎要一回又一回证明其果然是这样的，所以我一回又一回傻里傻气的高兴，却不问问与我何干……

及我获释后去上海，一下火车即去寻苏青。苏青很高兴，从她的办公室陪我上街吃蛋炒饭。我问起张爱玲，她说张爱玲不见人的。问她要张爱玲的地址，她亦迟疑了一回才写给我，是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

翌日去看张爱玲，果然不见，只从门洞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因我不带名片。又隔得一日，午饭后张爱玲却来了电话，说来看我。我上海的家是在大西路美丽园，离她那里不远，她果然随即来到了。”（胡兰成《今生今世——民国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