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有时龙会取胜

1982年6月，一名16岁女孩子的尸体在西雅图郊外的格林河上被人发现，当时没有人对此事过分在意。这条连接芒特雷尼尔和皮吉特湾的河流是一处臭名远扬的弃尸地点，况且受害者是一个年轻妓女。直到当年夏季晚些时候，即8月12日，在河面上出现了另一具女尸以及三天之后又出现了三具女尸时，警方才意识到事关重大。受害者在年龄和种族方面不尽相同，但统统都是窒息致死。其中有的尸体是吊上重物沉入河中的，凶手很显然不想让人发现尸体。受害者均是赤身裸体。

由此看来，这些罪行无疑是同一个人所为，这唤起了人们对西雅图上一次系列犯罪的恐怖记忆。1974年时，至少有八名女性在这一地区遭到了一名被叫做“特德”的杀手的绑架和杀害。那些案子在四年间一直悬而未决，直到一个相貌堂堂、油嘴滑舌的年轻人西奥多·罗伯特·邦迪因在佛罗里达州连续残杀女大学生而被逮捕时才总算水落石出。此时他的足迹已经穿过了这国度，沿途犯下了累累罪行，至少断送了23名年轻女性的性命。他在大众心灵上留下了永久的阴影。

金县刑事调查科的理查德·克拉斯克少校负责此案的调查。他请求联邦调查局给予援助，为他们提供一份对格林河杀手的心理侧写。新组建的专案小组由多名司法部门人士组成，尽管其成员对那些案件是否真有关联存在意见分歧，但是这些案子都有一个共同点：所有的被害女性都是妓女，都在西雅图塔科玛国际机场附近的沿太平洋海岸公路一带进行肉体交易。

到了9月份，西雅图外勤站主管特工艾伦·惠特克前来匡蒂科参加在职培训时，给我们带来了五起早期案件的全套详细资料。如同往常那样，为了摆脱办公室人员以及电话的不断打扰，以便全神贯注地研究案子，我把自己关进图书馆的顶楼，独自眺望窗外(对于我们这些在地下室工作的人来说，这总能给我们一种新奇感)，让自己潜入作案者和受害者的心里。我用了将近一天时问翻阅案情卷宗，包括发案现场调查报告和照片、验尸报告、对受害者的描述等。尽管这些案子在受害者的年龄、种族和作案者的惯用手法方面存在着差异，相同之处却是巨大的，足以表明所有谋杀案均系同一作案者所为。

我提出了一份详尽的侧写：作案者系白人男子，体格健壮，有欠缺感，对所犯暴行毫无悔过之心。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以往有过备受女性屈辱的经历，如今一门心思要尽可能多地惩罚那些他认为是她们当中最卑贱的成员。同时我又告诫警方，仅从罪行和受害者的特征来看，不少人会符合侧写特征。与埃德·肯珀不同的是，此人压根算不上精神巨人。这是不成熟的高风险犯罪。破案的关键在采用前摄手法，引诱作案者与警方进行某种形式的接触。惠特克离开匡蒂科时带回了这份侧写。

当月晚些时候，另一名年轻女性遭严重分解的尸体在机场附近一片不宜居住的住宅区被人发现。她身上一丝不挂，颈部系着一双黑色男袜。验尸官估计她遇害的时间与格林河受害者遇害的时间大致相仿。也许作案者听说警方已在监视之后改变了惯用手法。

卡尔顿·史密斯和托马斯·吉伦对此案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同其研究报告《搜寻格林河杀手》所详细描述的那样，头号嫌疑人是一个45岁的出租车司机，几乎在任何方面都符合侧写特征。他很早就介入了调查工作，在电话上提示过警方如何去寻找作案者，建议他们去搜寻其他出租车司机。他经常与西雅图塔科玛狭长地带的妓女和街头卖淫女厮混在一起，习惯夜晚外出，驱车到处转悠，如侧写所提示的作案者那样，又吸烟又喝酒，并且假装对妓女的安危很关心。他在沿河一带长大成人，曾有过五次失败的婚姻，现与鳏夫父亲住在一起，驾驶一辆款式落伍、保养不善的旧车，密切关注着报纸的有关报道。

警方预定在9月份与他面谈，因此打来电话请我出出点子。我当时正在以疯狂的速度四处奔波，几乎每周都要在国内做短途飞行，处理手头的案件。警方打来电话时，很不凑巧我不在城里。他们与罗杰·迪普科长通了话。他告诉他们，我过几天就会回来，极力建议他们与我商讨之后再进行面谈。到这时为止，该案犯表现得挺合作，并未打算离开当地。

可是警方按期与他进行了面谈，时间长达一整天，结果形成了对抗局面。事后看来，如果他们换一种谈话方式，结果也许会大不相同。测谎结果显得模棱两可。尽管警方对他进行了严密监视，并且继续在搜集情况证据，但他们根本不可能提出不利于他的理由。

由于没有亲身参加那一阶段调查，我无法确认此人是不是重大嫌疑人。不过，调查开始阶段没有做好协调工作和没有确定工作重点带来了副作用，而这时作案者往往是最容易被抓获的。他焦虑不安，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如坐针毡因素”也最能发挥作用。随着时间推移，作案者逐渐认识到他逃脱法网有望，为此他的感觉会越来越好。他放心下来，进一步完善他的惯用手法。

在此案调查的开始阶段，当地警方连一台电脑也没有配备。随着办案的深入，按照他们当时处理案情线索的速度，可能要花上50年时间才能适当地评估完他们手头掌握的有关情况。格林河杀手案一类的调查工作要是放到今天展开，我相信早期的组织工作会更加有效，办案的策略会更加明确。尽管如此，破案的难度还是很大。那些妓女过的是游牧般的生活。经常会有谁的男朋友或者拉皮条的人报告说某某人失踪了，其实她是故意消失了，或者索性转移到了海岸线的另一处地方。她们中的许多人使用的是别名，致使辨认尸体和寻找线索困难重重。警方很难发现可以用于辨明死者身份的病历及牙科资料。再说，警方与妓女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很微妙的。

1983年5月，一具衣着完整的年轻妓女的尸体在一处精心布置的现场被人发现：喉咙处横放着一条鱼，左胸前摆放着另一条鱼，两腿夹缝中搁着一只酒瓶。她是被人用细绳索勒死的。警方将她的死亡归在了格林河杀手的名下。尽管我认为最后这名在陆地上发现的受害者与格林河杀手不无关联，但我感觉这起杀人案的杀人动机更多的是出自个人恩怨。受害者的选择不是随机性的。其中宣泄的是过度愤怒。作案者非常熟悉受害者。

临近1983年年底时，死尸数字已经上升到12具，另有7人据报案已经失踪。遇害女性中有一人已怀有8个月身孕。专案小组想请我出马，为他们提供现场办案的指导。如上文所提，我正在竭尽全力应付以下案情各异的案件：亚特兰大的韦恩·威廉斯残杀儿童案，布法罗的“0.22口径”枪杀案，旧金山的林径杀人案，安克雷奇的罗伯特·汉森案，哈特福德的反犹太系列纵火案，以及其他一百多件未侦破的案件。我能够应付所有案件的惟一办法就是迫使自己夜晚去梦想破案方法。我晓得自己已被折腾得精疲力竭。我只是不知道精疲力竭到了何等程度和何等速度。当格林河专案小组的人提出他们需要我帮助时，我知道还得把这个案子硬塞进来。

我相信我的侧写符合作案者特征，但同时清楚它也符合许多人的特征，而且眼下已经有不止一人卷入了此案。案子拖得越久，作案人数增加的可能性就越大，后继者们或者是盲目效仿者，或是偏向于选择在这一地区作案。不法之徒很容易在西雅图塔科玛狭长地带找到猎物。如果存心想杀人，那便是你的好去处。妓女们随处可觅，由于她们中多数人往返于整个西海岸走廊，从温哥华一路南下至圣迭戈，因此当一个姑娘消失时，常常不会有人惦念她。我认为前摄技术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其中包括：在乡村学校召开集会讨论谋杀案，随后散发经签名的有关印刷品，并记录下参加集会人士的车辆牌照，利用媒体宣传某位调查人员是“超级警察”以诱使作案者与其接触，刊登有关那位孕妇的有血有肉的报道以使作案者萌发悔罪心并重返犯罪现场，监视未加广泛报道的弃尸地点，派警官诱使凶手招供，以及任何其他可能的手法。

我在12月前往西雅图时，带上了两名新任侧写人员，布莱恩·麦基尔韦恩和罗恩·沃克，心想正好利用这次案例让他们获得一些现场经验。幸亏我做了这件事，好像有上帝或者某种天外的万物主宰有意这么安排一般。他们拯救了我的性命。

当他们撞开了锁和拴上了安全链的房门，闯进我的旅馆房间时，发现我神志不清地躺在地板上抽搐。我因发高烧而昏迷，奄奄一息。

到了1984年5月我最终身体恢复并重返工作岗位时，格林河杀手仍然逍遥法外，正如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在写作此书时的情况一样。我当时继续为专案小组提供咨询，小组组织了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有组织搜捕行动。随着死尸数目不断增加，调查工作越是持久，我就越是深信有几个杀人犯在作案。他们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却在各行其道。斯波坎和波特兰的警方向我通报了一连串妓女被害和失踪案，但我发现它们与西雅图一带的谋杀案不存在明显的关联。圣迭戈警方认为，该市发生的另外一连串案件也许与此有关。总而言之，格林河专案小组正在调查五十多起亡命案。嫌疑对象从1，200人缩小到了大约80人。这里面什么人都有，有死者生前的男朋友以及拉客者，有波特兰的一名嫖客(曾有个妓女在他扬言要蹂躏她之后逃了出来)，还有一个长期住在西雅图的捕兽者。连警察队伍中的某些成员一度也被认为是嫌疑人。但是，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其中的哪个就是凶手。眼下我确信至少有三名作案者涉案，很可能不止三人。

最后一次采用大规模前摄技术是在1988年，当时向全国观众播放了一个持续两小时的现场直播电视节目，题为《搜捕凶手……现场直播》，由《达拉斯》一片的男主角帕特里克·达菲主持。节目介绍了搜捕行动的大致情况，同时提供了一组免费电话号码以便观众直接提供破案线索。我飞往西雅图出席了这档节目，还训练警官们如何迅速从打来的电话中获取有用的信息。

节目播出后一星期之内，电话公司估计有十万以上人次试图拨进电话，只有不到一万人打通了电话。三星期过后，已经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或志愿人员去继续开通那几条提供线索的热线电话了。最终，这成了我们为侦破此案所做的又一次徒劳无功的努力。许许多多的热心人士尽力帮忙，但收效太小，为时也太晚。

多年以前，格雷格·麦克拉里将一幅卡通画钉在办公室的布告板上。画面上有一条龙，口吐火舌，很霸道地屹立在一个拜倒在地的骑士面前。标题很简单：“有时龙会取胜。”

这是一个无法逃避的现实。我们无法将罪犯一网打尽，况且由于我们已抓获的罪犯早已或杀人，或强奸，或蹂躏，或爆炸，或放火，或残杀，可以说没有一人是被及时捉拿归案的。这便使今天的公众惶惶不可终日，诚如一百多年前第一个系列杀手杰克开始杀人碎尸时那样。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搜捕凶手》这档节目未能帮助侦破格林河谋杀案，我在当年出席的另一档全国性电视节目中，的确通过侧写手法确认了那个臭名昭著的系列杀手的可能身份。节目播放的时间恰巧是碎尸者杰克制造怀特查佩尔谋杀案100周年的时间，它意味着我的侧写实在是迟到了整整一个世纪，无法对缉拿真凶有何帮助了。

那些野蛮的谋杀妓女行径发生在1888年8月31日至11月9日期间，地点位于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城的简陋而拥挤的东区那些靠煤气照明的街道里弄。在那一期间，残忍的杀人分尸行为愈演愈烈。9月30日凌晨，作案者在一两个小时之内杀害了两名女子，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警方收到了几封对他们肆意嘲弄的信件，遂将其披露于报端，这些恐怖事件顿时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尽管苏格兰场警方付出了极大努力，碎尸的恶徒却从未被抓获，对他的身份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同人们推测莎士比亚的“真实”身份那样，对嫌疑人的勾画多属臆测，没有揭示多少实情。

多年以来，人们最偏向接受的、最令人着迷的嫌疑人是艾伯特·维克托亲王，即克拉伦斯公爵，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孙爱德华即威尔斯亲王(维多利亚女王逝世后，他于1901年即位，称为爱德华七世)之子。据推测，克拉伦斯公爵在1892年死于流感，不过许多研究碎尸案的人士认为，他实际上死于梅毒，或者被王室御医下毒害死，以防王室的名誉被丑闻玷污。这种说法很有意思。

其他重大嫌疑人选包括蒙塔古·约翰·德鲁伊特，一所男子学校的教师，符合目击者的描述；威廉·古尔博士，首席王室御医；艾伦·科斯明斯基，一个贫穷的波兰移民，曾经进出过该地区的精神病院；罗斯林·唐斯坦博士，一位新闻记者，以喜欢玩弄巫术而著称。

人们一直在拿碎尸者骤然停止作案这一事实大做文章，做出了种

种猜测，有人说他可能已经自杀身亡，有人说克拉伦斯公爵被王室派出旅行了，有人说他可能去世了。以我们现有的知识来重新研究此案，我倒觉得他完全有可能像许多作案者那样因犯某项轻罪而遭拘捕，这才是凶杀停止的原因所在。另一让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涉及“碎尸”本身。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某个受过医学训练的嫌疑人，因为作案者似乎很善于对尸体开膛剖肚。

《碎尸者杰克的神秘身份》这一电视节目在1988年10月面向全国播出，本案所有现存的证据被摆了出来，让各学科专家就杰克的实际身份提出他们的看法，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开这个世纪之谜。我和罗伊·黑兹尔伍德被邀请参与了该档节目，联邦调查局认为这是一次好机会，可以充分展示我们工作的成就，同时不暴露内部秘密，避免对进行之中的案件调查或审讯工作带来负面影响。这档长达两小时的直播节目由英国演员、作家兼导演彼得·乌斯蒂诺夫主持，随着节目的不断深入，他真的置身到了这一神秘案件之中。

如今，任何此类演练同一次现行的调查受着相同规则的约束，即我们的推断只可能与我们必须运用的证据和数据具有同等的可信度。百年以前法医采用的方法按现代标准衡量是原始的。但我认为，基于我对那些碎尸案的了解程度，倘若这样一起案子放到今天提交给我们，它是非常有可能侦破的，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妨尝试一下。当你从事的是我们所从事的工作，那么如果你出现差错，惟一的危害就是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丢丑，但不至于使另一个人无辜丧命，其实这样倒能从节目中得到些许乐趣和放松。

节目播放之前，如同对待一起现代案件那样，我拟出一份侧写，写上标题：

作案者：亦称碎尸者杰克

系列杀人案

英国伦敦

1888年

全国暴力犯罪分析中心——杀人案

(刑事调查分析)

全国暴力犯罪分析中心系指1985年在匡蒂科建立的一个综合机构，包括行为科学调查支援科、暴力罪犯拘捕电脑数据库中心，以及其他快速反应小组和单位。

如同提供实际破案咨询时那样，我做出侧写后，他们就把嫌疑人的资料交给了我们。尽管克拉伦斯公爵是作案者的说法具有戏剧性，但分析所有收集到的证据后，我和罗伊不约而同地认为艾伦·科斯明斯基是最有作案可能性的人选。

我们深信，那些寄给警方的嘲弄性信件如同在90年之后的约克郡碎尸案侦破过程中发生的一样出自一个冒牌货笔下，此人并非是“真正的”杰克。这类罪犯不会具备公开向警方发出挑战的胆量。分尸行径显示作案者是个心智错乱、性功能低下的人，内心充满着对女性整体的愤怒。每起案子中的突然袭击风格还告诉我们，他在与人交往方面有障碍。他不善言辞。案发的具体环境告诉我们，这个人能够轻易融人周围的人群，不会引起妓女的怀疑或害怕。他是个不声不响的独居者，而非男子气十足的杀手，他会在夜间潜行于街头，还会重返案发现场。毫无疑问，警方已经在调查过程中与他面谈过。在提供给我们的所有嫌疑人中，科斯明斯基比其余任何人更符合我的侧写。至于说分尸应具备医学知识，那倒不一定，有初级屠宰术就足矣。我们长久以来就知道，系列杀手会想尽种种残忍的手法来处置尸体。埃德·吉恩、埃德·肯珀、杰弗里·达默、理查德·马吉特都没有因缺乏医学知识而受到任何妨碍，这里只是略举几个例子。

做出这番分析后，我又不得不对自己的判断有所保留，因为从100年之后的观点来看，我不能说艾伦·科斯明斯基肯定是碎尸者。他仅仅是提供给我们的几个嫌疑人之一。但是我能够相当有把握地说，碎尸者杰克就是类似科斯明斯基的某个人。假如这次刑事调查分析发生在今天，我们输入的信息就会帮助苏格兰场警方缩小重点嫌疑人的范围，查明作案者的真实身份。这便是我为什么说这起案子根据现代标准是大有侦破可能的原因所在。

在有些案件中，我们通过分析找到一个嫌疑人，但我们无法取得足够的证据对他实施逮捕和起诉。类似的案子便是70年代发生在堪萨斯州威奇托的勒杀案。

案子是从1974年1月15日奥特罗一家人被谋害开始的。38岁的约瑟夫·奥特罗和妻子朱莉被人用软百叶帘拉绳捆绑住并勒死。他们9岁的儿子约瑟夫二世被发现捆绑于自己的卧室里，头上套着一只塑料袋；11岁的约瑟芬则悬吊在从地下室天花板的管道垂下的绳索上，只穿了一件宽松式无领运动衫和袜子。所有证据均显示，这不是一时冲动的行为。电话线已被切断，绳索是带到现场的。

10个月后，当地一家报纸的编辑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指示他上公共图书馆去寻找一本书。书中夹有作案者留下的一张便条，留条的人声称对奥特罗一家遇害负责，预言还会有更多的人遇害，并且解释说：“我的行动代号是：捆绑、蹂躏和杀害他们。”

在其后的三年间，又有几名年轻女性被杀害。作案者随后写给当地电视台的一封信揭示了他的不少心理状况。他郑重地给自己取了一个诨名：“我还要杀害多少人才能让自己的大名赫然上报或者引起举国上下的关注呢？”

在已公布的一封信中，他把自己的杰作与碎尸者杰克、“萨姆之子”以及山坡勒杀犯等人的杰作相提并论，这些不法之徒因所犯罪行而成了媒体名人。他把他的所作所为归咎于一个“恶魔”和“X遗传因子”，从而导致了报界广泛开展对其个性的推测。

他随信附上了裸体女子在被捆绑、强奸和蹂躏时的不同姿势的生动素描。这些下流的素描未被公开，却促使我在脑海里勾勒出我们要缉拿的作案者的一幅清晰的图像。从这里入手，剩下的问题就只是缩小嫌疑人的范围了。

如同他所崇拜的英雄碎尸者杰克那样，勒杀者也突然终止了谋杀。然而在本案中，我相信警方与他进行过面谈。他很清楚警方在步步紧逼他，于是他显得十分聪明老练，在警方搜集到足够罪证之前便洗手不干了。我希望我们至少已经阻止了他继续搞破坏，可是有时龙会取胜的。

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有时龙也会取胜。当暴徒杀害一个人时，受害的不仅是那个死者。在我们科里，我不是因为压力太大而吃尽苦头的惟一的人，远远不是。家庭纠纷和婚姻冲突时有发生，你无法不为此操心。

历经22年风风雨雨之后，我与帕姆的婚姻在1993年破裂了。我们也许会对这件事提出各自不同的看法，但有些事情是不容否认的。在我的女儿埃里卡和劳伦的成长过程中，我离家的时间太久。就是回到了城里，我依然要为手头的案子耗费时间、精力，以致帕姆常常感觉就像一个单亲家长，不得不料理家务、支付账单、送孩子们上学、会见老师、保证孩子们完成家庭作业，与此同时还要教书。到了1987年1月我们的儿子杰德出生时，已经有其他侧写人员与我一道工作，因此外出巡回讲学的时间不如以往那么多了。我得承认我有三个聪慧、可爱、迷人的孩子，而我直到快要从局里退休前不久才真正熟悉了他们。多年来我把那么多时光倾注在研究死去儿童的被害情况上，以至于都不能充分了解我自己那几个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孩子。

曾有过不少回，帕姆跑来告诉我某个孩子受了伤，比如说刀伤或是自行车摔伤。我们都还记得，由于承受着巨大压力和紧张，我经常会说她一通，再谈起我见过的同龄儿童被分尸的情形，难道她不能认识到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是正常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吗？

你力图不对那些残暴行为显示出完全无动于衷，然而却不知不觉发现自己对一般的受伤无动于衷起来。有一回，我和孩子们一道吃饭，帕姆在厨房里开启食品的包装。她一时不小心，被刀子划伤，伤得不轻。她尖叫起来，我们都冲了进去。我还记得，当看到伤势未危及到性命或者造成肢残时，我饶有兴致地研究起溅血模式来，同时在心里将它与我在谋杀现场见过的溅血模式联系在一起。我开了个玩笑，尽力想化解紧张气氛。我开始对她和孩子们指出，每当她移动手时，我们如何见到一种不同的溅血模式，而那正是我们断定攻击者与受害者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方法之一。然而我认为，其他人不会像我那样轻描淡写地看待这次刀伤。

你力图要与工作中所目睹的一切在感情上保持一段距离，但是很容易到头来成为一个超然冷漠的混蛋小子。如果你的家庭完整无缺、婚姻牢固，就能够承受工作中的诸多压力。可是如果你的家庭存在薄弱环节，各种紧张性刺激便可能导致问题恶化，恰如罪犯被我们搜捕时所面临的情形一样。

结果，帕姆和我都有不同的朋友圈子。我在她的圈子里无法谈论我的工作，因此我需要身边有同类人。当我们进入调查局或执法界以外的社交圈时，我常常对人们谈论的日常琐事感到乏味。尽管这昕起来不近人情，但是当你整天要琢磨凶手的心理时，邻居的垃圾桶放在何处或者他的围墙漆成何种颜色是根本激发不起你的兴致的。

不过，我可以欣慰地说，我俩在感情上历尽了磨难，如今又成了好朋友。孩子们与我一道生活(埃里卡在外地念大学)，不过帕姆和我很多时间是在一起度过的，我们现在共同承担着抚养孩子的任务。劳伦和杰德还年幼，我还可以享受一段看着他们长大成人的美妙岁月，我为此不胜感激。

80年代初期，联邦调查局专职从事侧写的就是我一人。罗伊·黑兹尔伍德，比尔·哈格梅尔等人在他们抽得出时间的时候会助我一臂之力。我们科已经壮大到了十多人。我们仍然不足以应付提交给我们的大量案件，不过我们也只能发展到这个规模。我们保持着彼此之间的个人交情以及与各地警察局的交情。建立交情已成为我们自己的惯用手法。给科里打来电话的很多警察局长和警探是在全国学院的课堂上与我们相识的。治安官吉姆·梅茨和副巡官林德·约翰斯顿皆是全国学院毕业生，前者曾打电话请我协助寻找谋杀莎丽·史密斯和黛布拉·赫尔米克的凶手，后者曾打电话给格雷格·麦克拉里，请他协助查明在罗切斯特市滥杀妓女的凶手。

到了80年代中期，行为科学科已经分拆成行为科学教研科和由我担任罪犯个性侧写项目主管的那个科，即行为科学调查支援科。除了我负责的项目以外，调查支援科还负责两个重要分支项目：一个是暴力罪犯拘捕项目，吉姆·赖特已经接替鲍勃·雷斯勒出任负责人；一个是工程服务项目。罗杰·迪普担任教研科科长，阿伦·斯莫基·伯吉斯担任调查支援科科长。(他与安·伯吉斯并无什么关系，不过她丈夫艾伦·伯吉斯与我们合写了《犯罪分类手册》。弄清楚了吧？)

虽说我的工作富有挑战性且耗费了我很大精力，我却从中获得了一种满足。幸运的是，我一直能够避免迈出几乎每一位欲在局里不断晋升的人不得不迈出的那一步：行政管理。到了1990年春天，情况有了变化。我们正在召开科室会议时，斯莫基·伯吉斯突然宣布说，他不久就要从科长职位上卸任退休。后来，新任副局长助理戴夫·科尔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询问我的意向如何。他曾是我在密尔沃基外勤站时的小队长，同时也是特种武器攻击小队的同事。

我告诉他，我感到极度疲倦，对一切都感到厌烦，正在考虑申请去一个远离闹市的处理暴力犯罪的办公室工作，并在那儿结束我的职业生涯。

“你不该这样做，”科尔告诉我，“你去那里会一事无成的。你作为科长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不知道该不该担任科长一职。”我告诉他。我早已在履行科长的许多职能，同时起着机构存储器的作用，因为我在这里供职已经很久了。但是处在职业生涯的这一阶段，我是不愿意陷入繁杂的行政事务之中的。伯吉斯是一位出色的行政人才，擅长排除各种干扰，以便让我们这些替他工作的人能够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我要你出任科长。”科尔宣布说。他是个精力充沛、说一不二、咄咄逼人的人。

我说希望能继续从事提供审讯策略、法庭作证以及公开演讲等工作。我认为这些才是我的长处。科尔保证说我能够继续这些工作，于是提名我担任科长一职。

我上任伊始做的头一件事，如我多次提过的，就是省去我们科名称中的“行为科学”二字，简称为调查支援科。我的想法就是，要给我们在各地的警察客户以及局里的其他部门发出一个有关我们干些什么的明确无误的信息。

在人事部门负责人罗伯特·比德尔的大力帮助和不懈努力下，我将暴力罪犯拘捕项目的人员编制由4人扩大到16人。科里的其他分支也得以扩充，不久我们就达到了近40人的总编制。为了减轻扩大规模带来的行政负担，我实施了一项地区管理计划，根据该计划

，各个特工要对国内特定地区负责。

我认为这些人统统都有资格晋升到GS14级，可是总部只同意给我们四五个名额。于是我让他们同意，完成两年专业培训计划的人将被“选定”为专家和认可为主管级特工，并有资格得到那个职务和薪俸。专业培训计划要求学员旁听全国学院行为科学科讲授的全部课程，修完武装部队病理学学院开设的两门课程，攻读弗吉尼亚大学(帕克·迪茨当时在那里任教)的精神病学和法学课程，完成约翰·里德主持的审讯学校的学业，与巴尔的摩验尸官办公室一道进行死亡调查，随纽约警察局凶杀案调查组一同执勤，以及在一位地区级主管的指导下从事侧写工作。

另外，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地介入了国际性办案工作。比如在退休前的最后一年中，格雷格·麦克拉里就办理过加拿大和奥地利两国的重大系列谋杀案。

我的科在履行职能方面运转良好。在行政管理方面，我则比较松散，这不过是我的个性使然。当我发现有人疲劳过度时，就会绕过有关规章制度，签名同意他们不来上班，或者告诉他们休整一段时间。最终，他们的工作效率较之假如我照章办事让他们继续上班要高出许多。当你手下人才济济，可又不能给予奖金鼓励时，你就得用别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我总是跟支援人员相处得很好，在我退休之际，他们似乎对我的离去感到伤心难过。这也许是因为我曾在空军服役过。局里领导层中有很多人都是军官出身(还有很多人，比如我的最后一任主管特工罗宾·蒙哥马利，曾经作为英雄被授予勋章)，他们总是从军官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本身无可非议，庞大机构的大多数管理者要是像我这样，就会使这些机构运转失灵。可我曾是一名士兵，故而始终在感情上与二线支援人员有一种认同感。为此我比其他一些当头头的人更容易得到必要的帮助。

不少人按照以往看待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眼光来看待联邦调查局：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到处是身穿白色衬衣和黑色外套的男男女女，他们聪明，有成就，不过缺乏幽默感，千人一面。我所在的小群体是由真正不同凡响的个人组成的，他们每个人在专业领域里各有千秋，我为能成为其中一员而一直深感庆幸。随着时光推移以及行为科学在执法界的作用不断增强，我们自然而然都发展了自己的兴趣，攻克不同的领域。

从我们开展研究起，鲍勃·雷斯勒从事的是研究，我则投入到实际办案之中。罗伊·黑兹尔伍德是侦破强奸谋杀案的专家。肯·兰宁是处理迫害儿童案的一流权威。吉姆·里斯从侧写起步，后来在警官及执法人员的压力管理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这一领域拥有哲学博士头衔，论著颇丰，在整个执法界因其咨询才华而广受欢迎。吉姆·赖特初来科里时，不但接手了培训新任侧写人员的重任，而且成为侦破跟踪案的一流权威，跟踪是严重人际间犯罪，目前这类案件的增长速度最快。我们每个人都与全国各地的外勤工作站、警察局、治安官办公室，以及执法机构建立了许多的私人联系，因此每当有人打来电话时，他或她都认识并信任与之通话的人。

对于加盟我们科的新人来说，试图与所有这些“大腕人物”并驾齐驱是困难的，在随着《沉默的羔羊》上映全国上下对我们的工作表现出极大兴趣后，情况尤其如此。但是我们尽力让他们相信，他们之所以被选中，就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完全具备胜任科里工作所必须的素质。他们都拥有丰富的办案经验，一旦与我们共事以后，我们还要让他们接受整整两年的在岗培训。除此之外，他们还拥有聪慧、直觉、勤奋、正直和自信，再加上倾听和评估他人观点的能力。以我之见，导致联邦调查局全国学院成为世界上同类院校中佼佼者的原因之一是，它是由那些拥有共同目标和各自的兴趣的有才华的个人组成的。反过来，这些人中的每一人又在激励别人具备同等的素质。我希望并相信，我们在科里建立起的学院式的、相互支持的体制，在我们这些第一代人员退休之后，将得以保持下去。

1995年6月，在匡蒂科为我举办的退休晚宴上，不少人对我大加赞誉，令我既惭愧又感动。坦率地说，我原先准备举行一个烧烤晚会，指望大伙会利用这个最后的正式机会，把他们积累已久的种种不满对我发泄出来。我后来在洗手间碰上了贾德·雷，他一见到我便为没有发言表示歉意。在他们说完之后，轮到我说话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对他们隐瞒自己的想法，于是把原先预料他们都会说些什么以及事先准备好的一套反驳论点悉数道了出来。那天晚上，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至理名言或慎重的建议可以传授。我只是希望我的言传身教能起到一点作用。

自从退休以来，我曾返回匡蒂科从事教学和咨询工作，而我的同事们清楚我对他们是有求必应的。我一如既往地进行讲课和演讲，将我25年来研究谋杀犯心理的心得体会传授出来。我已经从联邦调查局退休，可是我认为我永远不可能停止与那些犯罪行为作斗争。不幸的是，犯罪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永远不会缺少客户。

人们时常问我，面对可怕的暴力犯罪统计数据，我们能拿出什么对策。尽管肯定有切实可行的对策能够采取而且应当采取，我倒是相信解决犯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让更多的人关注犯罪问题。配备更多的警察，设立更多的法庭，建立更多的监狱，改进办案技巧，这些固然不错，可是要想使犯罪率降下来，惟一的办法就是我们所有人不能接受和容忍我们的家庭成员、朋友和同事犯罪。这是我们从犯罪率低得多的其他国家那里得到的启示。在我看来，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犯罪是一种道德问题。它只能从道德层次上加以解决。

在我这么多年从事研究和对付暴力犯罪的过程中，我从来没有碰上一个罪犯是在良好的环境上长大的或者拥有功能齐全的、体面的家庭。我相信，绝大多数暴力凶犯要对其罪行负责，他们自己做出了选择，因此应当正视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那种认为一个年仅14岁或15岁的人不能正确估计他行动的严重性的想法是荒谬的。我的8岁儿子杰德已能区分是非好几年了。

不过，25年的观察还告诉我，罪犯是“后天造就的”而非“先天形成的”，这意味着在他长大成人的某个阶段，有个人给他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这也说明如果有人对他产生深远的正面影响，他也许不会犯罪。所以我笃信，在需要更多的财力、警察和监狱的同时，我们最需要的是更多的爱。这并非是将问题简单化，而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不久前，我应邀对全美神秘小说作家协会纽约分会进行了演讲。出席演讲会的人很多，会上洋溢着热情友好的气氛。那些以创作谋杀案和重伤犯罪案小说维持生计的男士女士怀着浓厚的兴致，聆听一位实际经手过数以千计案件的人的演讲。事实上，自从托马斯·哈里斯的《沉默的羔羊》问世以来，作家、新闻记者以及电影制片人就一直在设法让我们提供“真实的故事”。

当我追述着几起较为有趣和生动的案子的具体情节时，我很快就意识到，在场的许多听众变得兴味索然，思想开着小差。我和我的人每天都要目睹的场面使得他们感到十分恶心。我意识到，他们对那些案情细节毫无兴趣，同时他们必定意识到，他们并不想按照实际案情去写作。非常公允。我们各自拥有自己的客户群。

龙并非总会取胜，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务必要使龙的取胜率越来越低。不过它所代表的邪恶势力，即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与之斗争的势力，是不会自行消亡的，因此必须有人站出来讲述真实的故事。这便是我在这里尽力要做的事情，因为我有过亲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