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想起写辛亥革命来了呢?不是说,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特意写一本书参加庆典凑凑热闹。其实,我对于历史庆典,一向很麻木,别人不提醒,一般不会想起,即使想起来,也未必会为此写点什么。活了五十多岁,自以为还不是个喜欢凑热闹的人。上本书写五四,所有知道的人,特别是出版界的朋友,特别希望我在2009年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时候拿出来,可是我就是拿不出来。可是,怎么这回偏偏会赶上点儿,好像特意为庆典献礼似的呢?

这个事,要归功于一个人,他就是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社长贺圣隧。其实我跟贺社长不认识,也没打过交道,但是,写辛亥的建议,却是他提出来的。大约一年多以前,一天夜里,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他说他是复旦出版社的老贺,一向喜欢看我的东西,虽然没见过我,但我的一些在上海的朋友,他都很熟,他建议我像以往写随笔一样,写一下辛亥革命,他说他此前看过我一篇以辛亥为题材的随笔,印象深刻。我听了,似有所动,答应考虑一下。

跟五四不一样,我此前碰过辛亥革命这个题材,写过论文,也写过随笔,近来对民国史兴趣陡长,乱七八糟,写了不少东西。写辛亥,我是有兴趣的。虽然我写什么一般不听人劝,一向自己喜欢写什么,就写什么,信马由缰。任何人想要出高价让我写他想要写的东西,基本都没有门。但是,贺社长的这个提议,多少有点让我动心。在写五四的时候,原本是打算写成一部散文体的学术著作,野心过大,结果写的时候,由于不断需要加入注释,行文的文气总是断,写出来的效果,跟我所期待的,相距甚远。趁此心愿未了之际,再做一番尝试,一方面像做学术那样看材料,想题目,但写的时候则取消注释,随着自己的性子下笔。

就这样,军阀与五四这部书刚刚杀青,我就转身进入辛亥革命的写作。其实也不是写辛亥革命,就是看看材料,找点自己感兴趣的,别人不怎么注意的东西,借题发挥一番。一年多以来,几乎一有空闲,我就埋头看材料,家里床上地下全铺满了书和复印的资料。材料的确看了不少,成百万成百万字地在手里过,有时候看上几天,一个字也写不出。但这本身就挺好玩,看的时候,不知不觉,原来在老照片看到的人,就浮现在你的眼前,所有的人和事儿,都跳出来,在眼前晃来晃去,这种感觉,无论你写与不写,都是一种享受。别的学者是不是像马克斯·韦伯那样,把学术当命,当为人类承担的使命,我不知道,但我自己,做学术也好,写随笔也罢,就是为了好玩,只要不好玩,我肯定不干。只是一旦玩起来,就认真地玩,玩得着迷,尽可能玩出名堂。我迷过围棋,迷过京剧,本质上,跟迷学术,迷历史书写,没什么两样。

当然,这本小书真的杀青之后,自己的感觉依旧不怎么样。文字还是不够潇洒,好些意思,表达得又过于直白。写作对于我这样永远都无法自了的汉子,大概永远都是一种遗憾,眼高手低是一种治不了的病。与众多跟我同病的人稍有不同的是,我总是会上手写,断然不会仅仅对别人品头论足,而不把自己的货色拿出来让别人来品评。比较遗憾的是,写的时候,兴许还有点兴奋,但写完了,每次都不忍卒读。从小学黑板报起,我的写字生涯已经快五十年了,到今天也没有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真是种莫名的悲哀。不过,我还不死心,相信下一部,一定会好一点。

必须说明的是,这本小书不是学术著作,也不是时下流行的讲史故事,它只是一本历史杂说(就跟不伦不类的我一样,货色也不伦不类)。虽然里面故事也好,人物也好,言语也好,个个都有出处,但它不是学术著述。虽然不是学术,却表达了我的一点关于辛亥的一种观察,由观察生出的杂感,由杂感汇成的集子。希望它的问世,能对人们认识辛亥革命,提供一个稍微不同的视角,一个野路子野狐禅的视角。如果有人看了此书,不再像过去那样,把这场革命符号化,从教科书的雷池里爬到了边上,我就心满意足了。

尽管自己不满意,丑媳妇早晚得见公婆,作品必须进市场,接受读者的检验。虽然没有能提供更好的产品,但毕竟我尽力了。感谢贺圣隧先生,谢谢他的建议。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刘瑞琳总编,感谢她总是盯我盯得那么紧,让我无法偷懒。也要感谢责任编辑曹凌志以及众多为本书出力的编辑们。是他们的辛劳,才让这本小书像点样子。

第一时间更新《辛亥:摇晃的中国》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