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有三民主义,辛亥革命的时候,很多革命党人,对其中的二民,民生和民权主义,据说是不甚了了。大家只在意一个民族主义,在当时就是排满。平时的革命宣传,也大多拿清朝入关时的残暴,什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说事,几乎没什么人真的宣传民主。在这方面,革命党人的先进性甚至比不上立宪党人,人家鼓吹立宪,还就是老讲立宪的好处,宣讲宪政思想,推行地方自治,实行选举。但是,革命真的来了,革命党对满人,其实倒是相当客气,只要不抵抗,就放他一马,种族屠杀基本上是没有的。也许,辛亥距离庚子不远,革命党人一直惦记着给外国人一个文明的好印象,扭转庚子年的遗憾。所以,刀也就不怎么好举起来了。但是,革命后的各地民军,倒是一致同意学习西方,建立民主政府,没有人敢对西方趸来的民主、平等概念掉以轻心。汉阳军政府的首领老革命党人李亚东,刚从监狱出来,学清朝的官坐上了八抬大轿,立刻就被武昌的革命军士兵鄙视了,如果不是逃得快一点,连轿子带人都要被砸掉。所以人说,革命时三民主义只有一民,到了革命后,反而变成二民了。

革命士兵对民主和平等的坚持,对于遏制革命党做官的人摆官架子,当官做老爷大有好处。但另一方面,在指挥调动方面,却有麻烦。武汉的革命军好一点,因为原来参加革命的新军士兵,由于迅速扩军,都变成军官了。新招来的兵,对于民主、平等这样的概念,一无所知,所以,打起仗来,调兵遣将还不是太成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士兵战术素养全无,仅仅会扣扳机而已,不会打仗。但是,其他地方的革命士兵,当他们自觉地实践民主和平等之时,麻烦就来了。湖南革命军中,有相当部分的老兵,参加过北伐援鄂。停战之后,回到长沙,军队没有来得及扩编,兵还是兵,但功劳大,资格老。于是,没有什么军官能放在他们眼里,一个连的士兵开一个会,决议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年毛泽东做了半年的新军士兵,天天上图书馆看书,也没有人管。漫说连排长管不了,就是师长旅长来了也白给。士兵们认为,革命就是要民主,大家平等,打到了清朝的官老爷,就不能再受辖治。

陕西亦复如是。参加革命的新军士兵,十之八九没有纪律,不听调遣。陕西军政府派人马四出掠地,派到哪个部队头上,到了日子,领兵官在集合地等候士兵,等上一天都没个人影。派哪个营,哪个营不动。派出占领渭南的部队,因士兵不来,领兵官结果只带了十几个学生兵前去,到地方之后,由于人少而枪多,结果被当地土匪觊觎,加以包围,竟然悉数被歼。直到这时,派给领兵官的两个营,还没有到达集合地点。像这样的事情,在陕西革命期间,发生了好多起。士兵不听军官的话,自行其是,想干嘛干嘛。军中哥老会极度膨胀,会党的原始平等观念,跟革命党的民主思想,搅合到了一起,只有几个龙头大爷的话,还听听,别的人,多高的官阶,一律没用。

这种状况,据说俄国十月革命后也有过。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革命后的工厂工人,动辄就不开工了。一问,他们开会决议休息了,说,都革命了,工人说了算,不能苛待自己。后来大革命时期的武汉,也有类似的事,工厂的工人,动辄开会决定给自己发很高的工资,但却不干活,给自己放假。逼得老板逃之夭夭,工厂倒闭。只是这种革命后的民主症,在辛亥革命期间,主要表现在军队里,越是经受过革命前宣传的老兵,就越是热衷于民主和平等,军队的纪律就只好受委屈了。

说起来,士兵们最在乎的,其实是平等。这种平等,跟会党有关。会党内部固然也有等级,但理论上帮里不分大小,都是兄弟。即使龙头大爷、舵把子,也不能随意欺负小兄弟,比如睡了小兄弟的媳妇,则兄弟伙都不答应,一样三刀六洞。抢了东西,也要均分,所谓的大爷,就是分得均,行得正,并没有太多的特权。革命后的龙头大爷做了官,但这种帮会的平等,却伴随着革命党人对西方概念的引进,进入到革命队伍里,所以,这些人的官,做得也不大像官。所不同的是,革命后平等的落实,有时需要通过民主程序,开会商议,出决议。自然,这样的军队,一般都没有纪律。无疑,这不是什么民主,只算一种自发的无政府倾向。

没有纪律的军队,即使是革命军队,也是相当可怕的。所以,凡是革命党占优势的独立省份,秩序都乱。连首都南京,都经常有兵变发生,动不动乱兵就出来抢劫了。最著名的是江西部队哗变,抢得整个南京都怕,最后遭到南京临时政府的解散。其实,当时出来抢劫的士兵很多,哪个部队都有。革命军军官控制不住部队,几乎成了一个共性的问题。只有江西的李烈钧,采用强制手段,才稍微好点。这也是为什么黄兴在孙中山交出政权,留守南京之时,不得不裁掉大部分革命军的原因。这些军队的存在,除了败坏革命党的名声,没有任何作用。这样可怕的军队,打起仗来,却一点用都没有。后来,袁世凯对国民党下手,撤掉革命党人的几个都督,安徽、湖南和广东,都没有抵抗,军队根本没用,拿什么抵抗呢?只有江西还能打一下,但也就打了一下而已。

第一时间更新《辛亥:摇晃的中国》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