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择君”,是辛亥革命时南通丝鱼港地方农民提出的一个口号,类似的口号还有“自由择善”。两者加起来,意思就是自己选择善的“君”。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口号,据革命后的南通军分政府的文献,是因为刚好辛亥革命之际,南通为维修江堤,要求沿岸农民出资,而丝鱼港地方的农民不肯,大概是觉得革命后的“君”不怎么好,要自己当家,因此组织了保安会加以抵抗。还有一说是为了抗租抗税,组织了农民政府,有总司令、军政长和财政长。但是,农民政府或者保安会的土枪土炮,大刀长矛,不敌南通军分政府的洋枪洋炮,最终被镇压。革命政府没有给他们择善择君的机会,还压制了他们愿望。

据记载,号召自由择君的农民们,一度集聚五千余众,各持刀叉及三角式小红旗,还不时到天后宫(妈祖庙)和龙王庙烧香祭拜。虽然号称要自由,心里还是没底,还是要希图神仙的保佑。“自由择君”和“自由择善”,是这些农民在聚会时张贴的“广告”。这个地方的农民,何以能提出这样的口号?南通是张謇的家乡,清末以来,兴办新政,大力推行社会改造,民智较开。这些农民的首领,有私盐贩子朱天荣和退伍军人夏昆武和几个当地的民众领袖。这些人见多识广,既能模仿组织新式政府,当然也可能知晓几个新名词。

自由择君和自由择善的说法,让当时的南通士绅看来,荒诞不经,但实际上相当难能可贵。革命党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实行民主政治,从本质上讲,就是自由择君,其中的君,是择其善而立之。虽然说,由民众选票选出来的当家人,被称为公仆。但自打民主制度确立,人人都知道,所谓的公仆,不过是一种出于尊重民众的忽悠。即使今天的美国总统,也实际上是当家人,不是公仆,一向推崇平等的美国人,还是以一见总统为荣。最早中国人看美国体制,一直都认为他们是自由择君。中国语言里的君,除了君主,也有当家人的意思。即使君就是君主,这个君主可以由民众自由择出,那么,也自然就不是传统意义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绝对君主了。当然,以那时的农民认识水平,不会想到如何对择出来的“君权”的怎样加以限制,没法跟西方思想家洛克的思想对应起来。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从封建到郡县,就制度而言,君主一直都是世袭的,只在传说中有尧舜禹的禅让。这种禅让是否存在,或者,他们禅让的是不是一个有权力享尊荣的位置,都很难说。实际的历史中,君主宝座的取得,不是血缘世袭,就是暴力劫夺,不存在第三种途径。至于让民众选择,连这个思路都没有过。自由这个词,也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后来被用来对译freedom,很多人认为难以完全对应。但古代的自由概念,除了个人权利含义不明确之外,也有个人选择的意思在里面。只是,古代从来没有自由择君的提法,人们可以自由做这,做那,可以获得心灵和行动自主性,可以像庄子说的那样遨游天际,但就是想都不敢想自由择君,即使择善,也是老皇帝在自家儿子中间择,没别人什么事。不能不说,辛亥年农民能提出这样的说法,跟此前欧风鼓荡,有心人的启蒙,包括宣传现代民主自由观念的白话报、俗话报的启蒙,不无关系。因此,说辛亥革命前后新思潮跟民众完全没有干系,也不尽然。

但是,无论清末预备立宪期间的地方自治,包括谘议局的选举,还是后来民国第一届国会的选举,农民其实都没有自由地“择”过,多数情况是他们自己不想择,但也有想择而不让择的时候。所谓的选举,不过是若干主持选举的士绅包办出来的。几个办事员抱着票箱,四乡走一圈,然后按选民数填票,也就算选民投过票了。

当然,这样的选举,固然有宣传不到位的问题,但的确农民也没有这个意识,也就是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想自由择君。乡绅们代表他们,虽然没有经过明确授权,但实际上他们认可。可是问题是,真的有农民想自由择君了,乡绅和精英们却不肯了。按道理,革命后的南通军分政府,也不是民众推选的,仅仅几个士绅和教员一商量,就当了家了(当然得尊重巨绅张謇的意见)。按民主原则,他们组织的政府的合法性,未必比五千多农民拥戴的丝鱼港农民政府更高。许士绅自组政府,就不许农民自组政府,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协商,而是枪炮说话,赤裸裸的镇压。几位带头的农民,非死既逃,土地财产还遭到没收,连十几亩沙田也不放过。官方直称呼这些农民为土匪,事件为匪乱。

所以,说革命党人对于民主是叶公好龙,其实也不为过。立宪党人不消说了,他们中的多数人,原本要求立宪,就是要分享权力,原本就是可以他们向清政府要民主,不许民众跟他们要民主。而革命党也对于他们所追求的民主,没有多少准备,理论上都没有好好思考过。真正思考这些问题,还是得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才有可能。革命党人骨子里,依旧是认同精英政治,认同包办选举,根本不喜欢底层民众自发的民主冲动,只要是发现农民自己组织的政府,一律扑而灭之。这一点,他们跟立宪派一样,对秩序和稳定有巨大的偏好,为了这个偏好,不惜扼杀所有来自底层的要求,哪怕这些要求具有合理和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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