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有了媒体,媒体在政治中会起到某种很奇妙的作用。中国进入传媒时代,是20世纪初,清朝的新政时期。朝廷逐渐开放报禁,使得媒体一天天活跃起来,逐渐地不再需要托庇于租界,也敢放言无忌。即便是革命党人,只要有银子,也可以改头换面,大办报纸,甚至在北京的天子脚下,办报暗中宣传革命。被发现了,关了门,再办一家就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原本就人心浮动,荫昌出征,盛宣怀送行,嘱托他千万保护汉阳铁厂,保护好了有赏。荫昌回答说,你就准备好钱就是了。结果被记者听去,解释成军饷不继,导致银行发生挤兑。多数的报纸都倾向革命,所以,在舆论鼓吹和气氛渲染上,往往对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意无意地,革命党方面的胜利,就夸大,失利则掩饰。各地的响应与骚动,有与没有,但说就是有。弄得满城风雨,举国狼烟,害得整个朝廷,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达官贵人,纷纷往天津租界跑。当时的当政者,多为少不更事的满人亲贵,缺乏政治经验,更没有应付传媒的经验,当家人自己就不知道如何辨别消息的真伪。所以,在媒体有意(有革命党人制造)和无意的“新闻战”面前,惊慌失措,进退失据。先是被革命党推着走,然后又掉进了袁世凯的陷阱,乖乖地交出了政权。

当时的“新闻战”,有一部分肯定是革命党或者同情革命的人发动的。一个很有效的战术,就是夸大其词。把蚂蚁说成大象,把芝麻说成西瓜。真的假的,搅和到一块儿,令人真假难辨。当然,也有性急的,干脆直接造谣,凭空制造一个假消息,以期引发朝廷方面的混乱。

革命当口,世界的通讯,还处于有线电报时代。清朝在各大城市之间,架设了电报线,便于政令和军令的传递。官方的电报局,主要任务是传递官电,但有空闲的时候,也拍发些民用的电报,借以挣点钱花。当时以上海报业最为发达,但北京却是政治的中心,所以先是西文报纸在北京设通讯员,把每日的最新消息,用电报传到上海。后来,几家大的中文报纸,也纷纷效法,在北京设通讯员,每日打听点消息,就到电报局拍发专电(有些通讯员,干脆就是朝廷的官员暗中兼的)。有些没钱干这事的报纸,包括一些革命党人办的“穷报”,也有自己的办法,则干脆关起门来编专电。据说,凭着政治嗅觉,有时还真编得挺像真的。当时的香港,比起上海来,还是个小地方,传媒不发达,最大的华文报纸,就是名士王韬任过职的《循环报》。香港报纸报道中国大陆的消息,也得靠专电。当时香港只与上海有电报线的连通,所以,《循环报》就在上海安了一个通讯员,每月发几十元工资,专门给他们拍发专电,至于北京的消息,只能靠这个通讯员去跟别的报纸驻北京的人通融,或者从别的报纸那里蹭点来。而香港别的华文报纸,再从《循环报》那里买专电。好在这些小报,涉及大陆的消息不多,这样也就可以对付了。

当革命爆发,各地骚动之时,一位同情革命的华侨,带了一些钱到上海来支援革命,不知怎么一来,结识了《循环报》驻上海的通讯员。当时广东尚未独立,两广总督张鸣歧和水师提督李准,还在顽抗,只同意保安(保境安民),不希望独立,革命党一时半会儿推不动。那位华侨觉得,可以利用拍专电的机会,造点事端,给广东方面制造点混乱。华侨有钱,而通讯员缺钱,不愁他不答应。于是,通讯员就拟了一条“北京专电”:“京陷帝奔”。华侨觉得还不过瘾,改为“京陷帝崩”。通讯员犹豫了一下,就这样发了过去。这个谣造得实在太大了,香港《循环报》接电后,一时拿不准,没敢发表,反而来电询问这消息有无根据。通讯员有些慌,忙问华侨怎么办?华侨说,你就回电说京电不通,无法核实,保险没事。连电报都不通,京可是真的陷了。这回,香港方面信了,一时间,登载大字的“京陷帝崩”消息的报纸,传遍了香港。据当时人回忆,说当时全港的华人,欢声雷动,举市若狂,纷纷燃放鞭炮,上街庆祝,一些外国人也跟着起哄,英国警察止都止不住。当时粤港间人员往来,没有太多的障碍,这骇人听闻的假消息,马上就传到了广州。张鸣歧和李准这样的大员,跟北京有电报联系,也许不会信,但底下的人,听说道路传闻,香港那边报纸说了,京陷帝崩,北京完了,皇帝翘了,谁个不慌呢?总督提督以下的人员,个个惊魂不定。总督就是出来辟谣,也未必有人信。不消说,这个假电报,肯定对广东的局势会有影响。全国光复后,香港报纸都知道了,他们当初报的是个媒体的谣言。但是,这个谣言“政治正确”,所以,也没人追究。

进入民国之后,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军阀开战,武戏开锣之前,先要打电报战,你来我往,骈四骊六的,看似好像吵架,但不是给彼此看的,都是发到报纸上,给大众看的。一般来说,比较会造势的一方,电报战打赢了,日后的枪炮战,也大多没问题,反之亦然。媒体大多趋时而且进步,哪方面趋时进步,就向着哪边,大家都向着,即使这边比较弱,也一样可以占上风。讨袁护国之役如此,直皖战争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媒体逐渐成熟了,偏向是有点偏向,公然造谣,还是不大敢做了。狼来了,喊一次两次行,喊多了,报纸就没人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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