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些人的狂欢,另一些人的灾难。辛亥革命,虽然是一场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但是,这场革命的目标,是建立西方的制度。庚子义和团的灾难,殷鉴不远,加上革命本身,实际上就是革命党和立宪党人合作的结果。所以,这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战争的烈度不大,很多地方的夺权过程,也比较和平。所以,有相当多的人,基本上没有被革命波及。一些远离政治的乡绅,在革命中,也变成了看客,而且是能发声的看客。透过他们的眼睛看革命,别有一番景象。

江苏属于和平反正的省份,巡抚程德全素孚众望,势力很大的张謇又从旁协助,他一变,大半个省都变了。江南地区,除了南京,基本无战事。最大的破坏,就是苏州巡抚衙门屋檐被特意捅掉的几片瓦。这时候,常熟回来一位翰林公,名叫徐兆玮。徐兆玮在日记里说,他是出于担心家乡和家人的安危,才回乡的。其实,更大的可能是他自己想躲风。北京自打武昌起义之后,一直人心惶惶,有力者都躲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或者北京六国饭店。他一个穷翰林,没这个本钱,只能往乡下躲,回乡之后的徐兆玮的确做了些事。由于苏常一带是科举福地,进士俯拾皆是,他这个当朝的翰林公,才做了一个县里的副民政长,相当于副县长,但也足够了。他一个翰林公,在任上,不在文治上下功夫,却张罗了好些购买枪械,组织民团并镇压抗租的事。作为一个回乡的中央政府的官僚,他对革命不可能有太多的好感。对于革命的发生,往往感慨朝廷的昏乱,党人的胡闹,但他更担心的是革命党人的不文明,总是觉得报纸上介绍革命军如何的文明理性不大靠得住,这构成了他拼命张罗买枪,组织民团的动力。他对立宪原来是满怀期待,临行前还去资政院旁听。但也知道,到了革命发生之际,立宪也没戏了。但是他对实现共和,感觉不靠谱,提到共和,总难免语带讥讽,认为国民程度如此,“岂能高谈共和?”他跟多数士绅一样,对袁世凯很有期待,一心指望袁世凯出山,收拾乱局。日记里总是袁公长,袁公短地说个不停。我们知道,这样的期待,绝非翰林公一个人有。

山西是个在革命中比较混乱的省份。革命时动了武,革命后,北洋军又打上门来,兵来兵去,扰动相当大。刘大鹏是个举人,革命时做省谘议局的议员。革命当口,他的日记是空白,到底是因为兵荒马乱没功夫记,还是后来遗失,已经搞不清了。从他稍后的日记看,他对新党没有好感,对已经成为大总统的袁世凯深恶痛绝,斥之为“贼臣”,觉得革命把伦常毁坏,风气大变,经济衰退,简直国将不国。看见学生不读经书,感觉十分恐怕,觉得早晚会有大乱。反过来,对于垮掉的清朝倒是十分怀念,一口一个“本朝”。看来,刘大鹏资历不够,本钱也不多,否则可以躲到青岛,跟一班儿遗老遗少做诗钟去。

身在长沙乡下的王闿运,是个名气足够大,但本钱也不够的名士。革命到来之际,他很镇定,安静地待在家里。看见报上报道武昌起义的事,只是淡淡地记上一笔,不动声色。接下来,他会嘲笑一下摄政王载沣的手足无措,“乱了枪法”。当门人向他报告湖南的革命时,他对于可能的动乱,无可奈何,觉得也可能会大乱将至,“玉石俱焚,牛骥同皂”。但却丝毫不做防备,一付不死不降不走的架势,听之任之。已经须臾不可分离的周妈,此时已经随侍在此老身边。日记里时常会出现,周妪如何,周妪又如何的记载。在外间的乱哄哄中,他的生活,他的享乐,纹丝不乱。待到焦达峰已死,谭延闿接任,湘事趋于稳定,他则感慨,“我等已专制受累,复以共和被困,其不自由,由不能自立也。”这样的感慨,对照当时很多士绅处境,不得不让你感到此老的确见识不凡,这样的话,非洞悉世事,尤其洞悉士绅在大变动时代的处境,是说不出来的。有资料说,谭延闿做了都督之后,曾具西式礼服往见。此老居然顶戴花翎袍褂辫子出迎。一见之下,谭未免尴尬。王闿运笑道:你别诧异,你穿的和我穿的,都是穿戴而已,皆外国服而已。此老在此大变动之际,犹不改滑稽玩笑本色。不过,他对于袁世凯,既不像翰林公徐兆玮那样期待,也不像举人刘大鹏那样讨厌。在袁世凯接下临时大总统之后,他改了他此前的一首诗的两句:“竖子无成更堪叹,群儿自贵有谁尊?”表达了他对袁世凯的轻蔑,似乎这时就看出了袁世凯后来的悲剧结局,很有几分谶语的感觉。

只是,后来袁世凯坐稳了总统之后,请他这位老前辈进京做官,做国史馆的馆长,他又携周妈欣然就道。一路上,无论哪个督军请饭,他都携周妈前去,一直把个老妈子携到袁世凯的新华门里。做了官之后,又放任周妈把持馆务,反正这个馆也无事可做,无非给些遗老口饭吃。博得报界哄传的“老荡子”之名,也不在乎。当杨度发起筹安会,袁氏帝制的露出口风之时,他却借口“帷薄不修”(古来指不能整肃家政,放任妇女行为不谨),不管周妈乐意与否,挂冠而去。可以嘻嘻哈哈地做袁总统的官,却不肯嘻嘻哈哈做袁皇帝的臣,坚决不肯趟这道浑水,于日后“群儿自贵有谁尊”的年代,多几分从容。

辛亥革命,某些士绅是看客,农民也是看客,凡是看客,对后来的政局变化,似乎都没有多少影响。乐意也罢,不乐意也罢,无非跟着走,走着瞧。但是,士绅这种看客,却能发声,他们的声音,告诉人们,他们不乐意,告诉人们,革命的毛病,民国的问题,只是当时没人听罢了。可是,历史不总是按站在前台的英雄的意图走,袁世凯出了山,做了总统,但却内忧外患重重,到了没有善终。乡绅们没看上眼的民国,连年动荡不已。传说是王闿运的一付对子说的挺巧: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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