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各地光复,多有浑水摸鱼者,小地方被摸也就罢了,江北重镇扬州也被摸过一下。扬州这个地方,在清朝中叶之前,属于江南繁华胜地,南北盐商集聚地,人多,钱多,美女多。扬州瘦马,闻名天下。若干不想进官场,也不想务农的才子,在这里大抵可以混得很好,比如扬州八怪。但是,到了上海开埠兴盛起来之后,就把扬州的财、才两气,连同美女给吸走了。这里固然还是个富庶地方,但早没了昔日的繁华如锦的光彩。革命一起,正经的革命党人没把此地看在眼里,清政府也没派兵前来镇守,于是,就给了一个混混可乘之机。

混混名叫孙天生,即使1949年以后专门为他“平反”的调查,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个流氓无产者。混混做革命党,在当时也是有的。只是,在当时留下的文字材料中,孙天生是个比较纯粹而且彻头彻尾的混混,似乎跟任何组织都没有关系,更别说革命党了。而后来的调查,却一口咬定,他就是革命党,在上海跟革命党人建立的联系。可是,如果说他是革命党的话,不惟在当时他被剿灭之际,没有人替他出来说话,事后革命党也一声不响。如果说他跟革命党一点关系也没有呢,他带人来扬州时,打着白旗,前导士兵各执两面旗帜,上写:“还我山河”,“光复大汉”。所贴告示,用黄帝纪年,后署扬州都督孙天生,一切都跟革命党操办的光复没什么两样。这一切,如果没人教,或者没跟人学过,凭他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江湖小混混,肯定是办不来的。

至于说自己作了都督之后,没有什么举措,倒也没什么奇怪,其他地方的革命党也没做过什么,顶多强迫民众剪辫子。孙天生奇怪的是连辫子也不张罗剪,每日光骑马在街上抖威风。但是,说起来,这倒是件便民的好事。一进城就问藩库的银子,不奇怪,把剩下的银子都抢光,也不奇怪,有哪个革命党夺了权不要钱呢?人家说了,要钱是给士兵发饷的,奇怪的是他居然不扩军,如果拿银子招上几千人,别人也许想打他的主意,也得掂量掂量。打开监狱释放囚徒,也不稀罕,很多地方光复之后,只要不是立宪党人当家,也这么干。至于通告扬州三年不完粮,苛捐杂税全免,平抑物价,每石大米不得超过三元,每斤猪肉不得超过二百文,也是那些比较有民生理想的革命党当家之后常做的事。当然,在孙天生身上,不大符合革命党惯例的奇怪事也有。头一件就是进城之前,抢了一家绸布店,抢了一匹白绸子,裹在了身上。当时都传说,革命党是在为崇祯皇帝戴孝,白盔白甲。白盔白甲比较难弄,但弄一身白衣服倒是没什么难处。只是,为崇祯戴孝,成了抢劫的借口。这个,革命党人似乎并不做,真要干,也是打着革命党旗号的会党中人。第二件奇怪的事,是他们占领盐运使衙门之后,自己抢光了值钱的东西,还打开大门,对周围居民大呼:大家快来发财呀!于是大批的穷人蜂拥而入,把家具搬了一空,甚至连门窗和地板都撬走了。孙天生对居民说,我们发大财,你们发小财。这样的做派,更是太有会党风范了。

会党是革命党人借以发动革命的助力,被利用的会党,其实多数人并没有接受革命党的主张。但是革命一起,他们也趁机起来,冲锋在前。他们自以为就是革命党,但是,做起事来,还是会党这一套。开仓放粮,释放囚犯,大家发财。比较起来,孙天生他们,既没有在大街上开娼开赌,大散海底,也没有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招摇过市,比起其他当家的会党中人,他还是有所收敛的。实际上,最大的可能是,趁乱占了扬州的孙天生,就是一个跟革命党有关系的会党人物。但是属于底层的会党群众,到过上海,见过世面,估计也听过革命党的宣传。在他周围,除了若干清军防营士兵,就是一些有着大癞子、小癞子之类外号的拳师、衙役、闲汉这类的帮会人士。只是他们这伙人规模太小,孙天生在帮会里,估计地位也不高,没有过硬的靠山,又没有像其他会党参加革命的团伙那样,弄若干懂行的真革命党人入伙,自己就拉起队伍进城了。

其实,剿灭孙天生的人,号称镇军都督林述庆部下的徐宝山,也是一个帮会头目,做过大盐枭,后来被清朝招安收编,成了巡防营的头目,革命时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军。做盐枭的人对扬州是有感情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大流氓在前,扬州这样的肥肉,断不容小流氓吃了。于是,大流氓以小流氓假冒革命的罪名,杀掉了孙天生,追回了孙天生好容易抢到的库银。像孙天生这样,革命不拉革命党人入伙,自己当家,当了家又被一个更大,更有名的帮会大佬干掉,会党和革命党两边都不会理他,所以,孙天生就只能是假冒的了,失掉组织也罢,组织不成人也罢,反正没有待见他。

孙天生自己,倒是有点豪气,不失江湖本色。临死,没像阿Q那样窝囊,连句唱都没有。他大叫:“做人要做大丈夫,我孙天生也做了三天皇帝!谁敢说个不字?”慨然赴死。而当地的老百姓则唱道:“扬州城,新旧十二门。九月十七日,来了一个冒充孙天生。鼓三更,进衙门,库银元宝四下分,放走监牢众犯人,宣统江山坐不成。”当然,清朝的江山,是不大可能被像孙天生这种不安分的流氓无产者,主动捣乱,四下捣乱就捣完的,他们能做的,就是趁乱摸一把。无论乱子是什么性质的,能摸他们都会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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