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驻防制度,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确立的用以监视汉人,控制四方的祖制。虽然说,这个制度连同驻防在外的八旗兵,早就看不住天下了,但是,一直到清王朝咽下最后一口气,这个制度依旧维持着。其间,进行过多次改革,力图让驻防八旗重振雄风,花大价钱买来洋枪洋炮,外聘洋教练加以训练,但大抵一点用都没有。变成统治群体之后,八旗无论贵贱贫富,都成了闲人外加废人。

但是,这群闲人,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有了大麻烦。革命党人的革命,在当初就是排满。宣传的时候,杀气腾腾,似乎恨不得食满肉,寝满皮,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仇。革命到来,市面风传,革命党白盔白甲,替崇祯皇帝戴孝,要杀光所有的满人。所以,八旗驻防之地,尤其是那些位于城市之中的满城,没法不恐慌。总不能让人家像杀鸡似的给杀了吧?所以,要抵抗。于是,架枪、拉炮,上岗。有的还加紧训练,充实军官。可惜,八旗老爷兵,已经做闲人做了二百多年,急来抱佛脚,再怎么急,也没有用。好在,即使革命党,其实对满人没那么大仇恨,宣传只是宣传而已。只要满人不抵抗,几乎没有起义者喜欢杀人的。然而,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当口,双方都不大摸底。虽然多数满城里的旗兵,比如杭州、广州、南京都没有抵抗,满人大抵无恙。也有城市如西安,里面的满城发生了真正的抵抗,当然,旗人死伤也比较多。还有的地方,比如福州,驻防的将军死活要打,似乎也真的打了,但却只是双方放了些空炮,人基本没死的。只有一个将军,因为头脑顽固,当时“斗志”过于坚强,在旗人投降之后,丢了性命。这种抵抗,其实只能算“似抵抗”。

福州的将军名叫朴寿,系满人镶黄旗人,科举正途出身,光绪三十三年(1907)坐的这个位置,一直等到革命发生。朴寿《清史稿》有传,关于这场抵抗,《清史稿》说的颇为惨烈:“宣统三年,省城民军起,(朴寿)率防军与搏,火器猛利,民军几不支。然民军虽被创,辄随时募集,防军以猛斗故,伤亡多,卒败溃。朴寿被执,受挫辱,不屈,遂肢解之,弃尸山下,其死状为最烈云。”当然,这位旗人将军,的确很顽固,也很认真。大概算是外地驻防八旗将军中,唯一一个有心有点作为的。据说待属下旗人相当厚道,辛亥年黄花岗起义之后,整个南方的官场风声鹤唳,福州官府,也迭次接到暗杀的恐吓信,他出行的时候,突然一声枪响,把他吓得魂都要掉了,以为暗杀团来了,好容易惊魂甫定,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卫兵走火,一怒之下,下令杖责这个冒失鬼,令刚下,转念觉得不妥,不应这样得罪人,马上又取消,保下了那冒失卫兵的屁股。武昌起义一爆发,他就开始整顿旗营,充实军官,加强训练。凡十三岁以上的男子,人手洋枪一支,子弹三百发,妇女发小刀一柄,发誓跟汉人决战。可惜,将军的励精图治稍微晚了点,福州的旗营,跟其他旗营一样,缺员太多,即使全数上岗,也多为老弱病残,扛不动枪,能扛起的,也不会用。满城之外起义的新军大炮一响,这边就不战自溃,连将军衙门都空无一人了,白瞎了将军的报国之志。其实,新军那边,炮也放的乱七八糟,漫无目的。但是旗人怕炮,从来如此,炮一响,人就没了。不一会儿,旗营的白旗就挂出来了。在开战之初还豪气满满的将军,这会儿也没电了,躺在椅子上,一言不发,任凭部下缴械投降。据当日在场的旗兵回忆,投降的白旗上,还写了四个大字“愿缴军械”,这四个字,就是副都统明玉的儿媳妇亲手写的。再过一会儿,起义军派人进来,带走了朴寿,杀了他,副都统却被放了回来。肢解是没有的,但是朴寿的脑袋肯定是掉了。放回来的时候,人已经装在棺材里了,并没有弃尸山下。

当日唯一激烈的交火,发生在城外山上的一座寺庙里。守在里面的旗兵,在寺院墙上挖了很多枪眼,闻听起义军来攻,人影还没见着,就拼命放枪,而起义军也不进攻,跟旗兵一样,只是往寺院打枪。双方都没有经过战阵,都不敢来真的,只管霹雳啪啦地放枪,一个人都没伤到,子弹打光了,旗兵只好投降。显然,这部分旗兵比起他们的同事来,要勇敢得多,那些人炮一响,就都换上便衣开溜了。一场战斗,在起义军方面没有什么损失,旗营也没什么损失,大家都没怎么死人,只是浪费了好些枪弹。福州的革命党人,很讲文明,凡是放下武器的旗兵,一律不杀,交了枪,还发给一元大洋,见着若干没辫子的,给三块。应付来不及走的旗人,还专门成立了旗民生计筹备处,给他们发粮米。这么一来,那些提前开溜的人,再次溜回来找饭吃了。毕竟,福建里北方有点距离,外面兵荒马乱,还不如在原地待着。

革命党在跟立宪派争论的时候,往往强调破坏,鼓吹大乱。但是,一来革命其实是革命党和立宪党人联合发动的,二来即使革命党人,除了少数出身会党、土匪的人,大抵是读书人,还未脱旧日绅士的风范,其实从心里也不乐意破坏。所以,尽量减少杀戮,成为多数起义者的共识。革命尚未成功,革命的旗帜就从排满,变成了“五族共和”,满人也混在里面,咸与维新了。其实,如果各地驻防八旗早知道是这么回事,连少数的抵抗也不会发生,革命的过程,会更加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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