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当口,满人在各地做官的人很多,各个层次的都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满人亲贵有意收回权力的结果。至于各地的驻防八旗,更是满人的专利,无论将军和都统副都统,不是满人,就是蒙古人。而且,清政府有意改善了八旗的装备,驻防八旗的装备有的甚至要比当地的新军还要好。但是,革命发生之后,各地的旗人官僚,基本上没有抵抗的,不走即降。驻防八旗首领,走的最多,其次是降,战或者表示要战而死者不多,殉节自尽者最为罕见,但也不是一个没有,当时驻防镇江的副都统载穆就是一个。自己死,其实不容易,“吾欲殉节,奈小妾不肯何?”官做到一定份上,就是自己想死,也未必死得了。一大家子人,拖累太大。况且,晚清的人们,传统的观念已经动摇,有谁还在意忠孝节义?

镇江的八旗防营很有名,系著名的京口驻防,由一个副都统统率,常川驻扎一千六百余名士兵。当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副都统海龄率京口驻防八旗跟英国人血战,据茅海建研究,此战让骄横的英国人付出了三十九人毙命,一百三十人受伤,外加三人失踪的损失。超过整个鸦片战争中历次战斗英军伤亡的总和。鉴于那时的医疗条件,加上是远离本土的海外作战,所以,受伤的英军士兵带来的战斗减员,比死亡还要多,而且多半活不了。因此,精通军事的恩格斯当年评论道,说是如果英军在中国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当然,镇江的驻防八旗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同样据茅海建的统计,战死二百二十五人,受伤二百二十六人,失踪四十八人,三倍于英军。城陷之后,八旗兵跟英军展开了巷战,很多人肉搏到最后一息。副都统海龄,自焚身亡。鸦片战争爆发时,舆论公认八旗已经腐化,但镇江的驻防八旗却能打出这样的战绩,的确不同凡响。

当然,当年的战绩,只是八旗最后一点回光返照。也许能战的八旗子弟都在那场鏖战中死光了,随后到来的太平天国战争,镇江八旗就没有什么有光彩的表现了。八旗跟绿营一样,在太平军面前,屡战屡败。到了辛亥革命发生,京口驻防的八旗,已经拖家带口膨胀到了近万人,据说多为蒙军八旗,能拿枪的还是不足两千,虽然装备精良,但跟所有八旗防营一样,武备松弛,人无斗志。所有人想的都是怎么过日子,能过一日算一日。

在革命爆发前几个月,作为宗室的载穆升任京口副都统,他倒是想有点作为,还尽其所能,对八旗防营进行了一番整顿,只是收效甚微。武昌起义时,镇江新军有五个营,兵力超过旗营,但没有重武器。重炮和机关炮,都在旗营手里。新军不稳,各地皆然,载穆也早有耳闻,武昌起义之后,他一边下令全营戒备,一边下令把大炮拉到城墙上,炮口对着新军营盘。害得新军十分惶恐,很多人主张移营他走,虽然最后没走,很多士兵也不敢回营,住在外面。作为起义首领的营管带林述庆(起义后担任镇军都督),还多次化装到旗营周边侦查地形。并且通过关系,从已经起义的上海,弄来了大批的弹药。可见,新军对于旗营还是相当重视,做了一场恶战的准备。

然而,这场恶战根本没有发生。拉炮上城墙,全营戒备,其实不止吓到了新军,更吓坏了自己人。半个多世纪没有打过仗的京口八旗防营,已经闻不得火药味了。没等新军起义,这边的旗兵就多次跟当地商民商议“和平解决”,在当地士绅的斡旋下,私下里,旗兵居然一致同意缴械。这样的商议和谈判,其实一直瞒着副都统在进行。看到自己的部下如此,载穆也无可如何,“始则涕泗横流,哽不能语,继则曲徇众请,无复异言。”最后,咬咬牙,提出了三项要求,一、保全旗人生命;二、保护旗人财产;三、护送载穆家眷行囊出境。这边绅商当然悉数答应(其实这些条件早在商议中就已经定了),然后,这位副都统就回到内室,用一根麻绳吊死了自己。这一切在新军未发动时,就已经发生。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形势,居然兵不血刃就烟消云散。蓄谋起义的新军,居然一枪没放,没有机会放。整个过程,只折了一个满人贵族,还是人家自己了断的。而载穆这个一直不怎么得志的清朝宗室,虽然回天乏术,但对朝廷守土有责的规矩,老几辈子传下来的观念,还真的在意,不走不降,就只好死了。

对于载穆的死,让镇江士绅很是感动。地方士绅首领镇江中学校长杨振声发起募捐为他立祠纪念。在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杨振声还上书袁世凯,请求为载穆建立专祠。认为他不仅防止了战火发生,而且舍命尽了效忠之义。显然,尽管民国了,能够殉节的人,还是能让人感动。可惜,在辛亥年,这样殉节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作为一个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王朝,垮台的时候,居然是树倒猢狲散,没多少人在意它的死活。遗老遗少们,真正感慨清朝之“深仁厚泽”的,是在清朝垮台之后,民国办得又没什么起色之后。对于当时多数上层人士而言,辛亥革命还真不仅仅意味着改朝换代,而是一场符合进化公理的制度变革。有西方的榜样在,没多少人会怀疑这个变革的正当性。即便是拥护清朝的人,在内心深处,对自己拥戴的王朝,也没多少自信。他们能做到最好的,就是像这个死心眼的载穆一样,结束自己的生命,给王朝留最后一丝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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