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是个命特别好的人。看相貌,此人国字形四方大脸,堂堂仪表。从清朝到民国,官场之中,有这样相貌的人,命都不错。在清朝举人大挑(即选拔举人直接进入仕途的一种程式)的时候,这种人属于首选,只要参加大挑,就注定会做官的。大挑的标准,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种用人的相貌标准。在上面的人,大抵以为凡是长成这个模样的人,比较靠谱。所以,这样的人,但凡进了官场,官运大抵亨通,黎元洪也是这样。这个出身海军,进过北洋水师学堂,做过严复学生的人,得到张之洞的赏识,改投陆军之后,一路顺风,升到协统(旅长)。要说有什么本事,很难说,但的确比较老实,为人谨慎。做军官从不克扣军饷,带兵也比较宽厚。胸无大志,规规矩矩,在瑞澂小老婆眼里,是个老实巴交,从来不多说一句话的憨大头。比较起来,这个出身海军的人,知识水准似乎要比陆军将领要强些。一位接近他的外国传教士告诉我们,黎元洪能用简单的英语跟他对话。海军学堂出身的人,应该差不多,因为当年海军就是学英国的,教材和教师,都是英国人和英国的留学生。在湖北新军里,他和张彪一个混成协统,一个镇统,张彪的声誉一般,传闻颇多,但对他,几乎没有什么不好的说法。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憨大头,后来居然断断续续做了好些年的民国总统。期间,多少个风云人物,至少在名分上,都得屈尊于他之下。比如后来做了民国总理的段祺瑞,前清时节已经官拜军统,但进入民国却位在黎元洪之下。有这样的好命,关键是辛亥武昌起义那天,他刚好是武昌新军的协统。

其实,起义当天,他是站在起义对立面的。此前的他,虽然从来没有镇压过思想过激的士兵,但是,在事发当时,他跟多数武昌新军军官一样,却自动地出来阻止起义。他这一协,当时在城里的部队不多,除了已经暴动的工程营和辎重营之外,只有两个营。为了防止起义扩大,他亲自到其中一个营中坐镇弹压,还亲手手刃了一个前来煽动的起义士兵。只是,黎元洪并不是一个铁腕人物,杀人弹压的效果持续了没多久,局面反而更加不稳。卫兵和随从见状不妙,劝他还是识时务为好,于是,信念很不坚定的他就忸怩地逃走了。在整个辛亥起义史上,像他这样的“反动军官”,无论逃或者不逃,多半是要掉脑袋的。逃走之后,黎元洪也感觉到了危险,因此没有回家,而是躲到参谋刘文吉家里,还跟郑重地跟刘文吉交待财产,托付了家人。

有幸的是,武昌起义是个群龙无首的士兵暴动。起义士兵中的小革命党人,熊秉坤、曹亚伯这样的普通士兵,肯定没法服人,被推为临时总指挥的队官(连长)吴兆麟,也只能临时指挥一下。在一个习惯了资历、身份、地位的社会里,即使是起义者,也习惯性地看重这些东西。如果没有革命的资历,就得看传统的资历。谁让起义前革命党的机关暴露,革命首领死的死,逃的逃呢?加上吴兆麟跟黎元洪有师生之谊,对黎印象格外好(湖北陆军办有陆军特别学堂,黎元洪任会办,学堂中特设参谋班,由在职官佐入学不脱产学习,吴兆麟就是该班学生)。开会商议,士兵们也多半对黎有好感。所以,黎元洪不仅没有被追究,反而被找来当了都督。辛亥初,策动起义的共进会已经把都督选好了,就是出钱最多的刘公,副都督为刘英。预备革命成功后,成立四个镇,每镇的统制,都委派好了,大印也刻出来了。可是,真到起义的时候,这些事先定下的领袖们都走了,却让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一个反动军官,做了都督,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革命后,人们一直传说黎元洪是个被起义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都督。但是,几个当事人的回忆,都没有这种说法,还有人(胡祖舜)直斥为“谬谈”。只有有点文学性的《鄂州血史》,说他被从参谋家厨房后的密室中被搜出。只有不在场的居正提到从床下拉出之说,但明确说是听说的。显然,只要被人堵在了屋里,躲到床下,肯定也是躲不了的。作为军人,黎元洪还没有怕死到这种程度。虽然不是从床底下拖出来的,但“请”黎出山的过程,也相当的不客气。带队去的人马荣,是个脾气火爆动辄拔刀的主儿。由他请人,不来也得来。黎元洪是个老实人,老实人多半懦弱,即使有老长官的余威,到这份上,只能随人去了。来到楚望台,黎元洪受到了士兵持枪列队的欢迎,好生隆重,但他却对一脸笑容的吴兆麟说了几句不中听的硬话。但是,身入“梁山”,说什么都晚了,此时的黎元洪,实际上已经成为囚徒,行动没有半点自由。据说是张振武的主意,所有以鄂军军政府的通电、文告,都是以他的名义发出,等于是强行让他立了入伙的投名状,想要不从,也身不由己了。更难堪的是,张振武这些人,还动辄对他吆三喝四,颐使气指。自然,由是也种下了日后他借袁世凯之手杀张振武的根苗。被“绑”入都督府的黎元洪,在做都督的前几日,终日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活脱一尊泥菩萨,所以,人们叫他黎菩萨。

做了几日菩萨之后,眼见得汉口、汉阳相继光复,加上汤化龙总是规劝,心里有点活动。汤化龙是个有身份的人,他的话不比那些毛头小子,说了顶事。渐渐地,黎菩萨不像泥菩萨了,开始视事。虽然说,后来当战事紧张之际,他也动摇过,有消息说,当汉阳失守之后,他跟清军有过通讯的往来。但是,总的来说,他坚持下来了,成了一块招牌,革命首义的招牌,后来革命领袖黄兴赶到武昌,却只能屈尊于他之下,做前敌总指挥。从此,黎元洪成了一个象征,一个首义的象征,出现在此后的政治生活中。通过首义,他赢得了政治资本,也得到了一个能写四六句的幕僚饶汉祥。饶汉祥替黎元洪代笔的通电,骈四骊六,极尽华丽,但也出过笑话。像“元洪位备储貳”,“汉祥法人也”,这样半新不旧,半通不通的句子,还曾为促狭的报人拿来开心,写成对子:“黎元洪篡袁克定位,饶汉祥是巴黎人”。

鼎革之后,挂着首义头牌的黎元洪,在多数时光,虽然没有实权,但却很有光环。后来各省代表组建临时政府,在孙中山没回来之前,他的威望甚至不下于革命元勋黄兴。临时政府,无论孙中山时代,还是袁世凯时代,都跑不了他的副总统。革命后,很多政客都喜欢这个老实厚道的副总统,先后被推举为共和党和进步党的理事长。同盟会的元老章太炎,谁都看不上,就看好黎元洪,因为捧黎的缘故,甚至宣称要在湖北找一个老婆。因机缘凑巧,骤得大名和大位的黎元洪,此后没干什么了不起的事,经常为当政者看不起,但他却能坚持他这个首义者的立场,小心看护这块头牌。袁世凯称帝,以及张勋复辟,他都没有“变节”屈从。几经反复,断断续续做了好几任总统,直到1923年被曹锟赶下总统宝座,不久驾鹤西游,人们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同情绝对多于批评。试想,当时跟他同为协统的军人多了,如果他不是武昌起义时赶巧在做武昌新军的协统,赶巧没有走或者死掉,又赶巧被拥戴成都督,黎元洪绝对不可能有日后那么大的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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