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不在星期一杀人。

这是个人坚持,也是节奏的问题。不要以为是什么迷信或单身汉的习惯,我只是偏爱在周末完成作品中的这个部分。

我将生活安排得像一篇乐谱。

星期一,在家工作。

家里所有东西都井井有条,一尘不染。我亲自监督、打扫,不是因为经济考虑,是原则问题——绝对不能让外人看到脏衣服、垃圾桶里的草稿,还有我身上散发出来的任何不完美,那些都注定化为尘土。对于整洁,我有点偏执。

近几年来丰厚的演出酬劳,让我得以一手布置这栋位于佩果雷兹路上的贵族大宅,里头所有的房间都收拾整齐,在我眼中没有一样赘物。工作室是一间约50平方米的宽敞大厅,四周都是落地镜,既没沙发也没有椅子,只有一架1980年制、6尺高的山叶平台钢琴,一架翼琴,一架我自己组装的大键琴,跟一架小型管风琴。这个工作室只有我的学生,或是有时受邀住在我家的外国音乐家才能进来。进门的另一边是客厅,小平台上有一架斯坦威B型的大钢琴跟几支谱架,这个房间主要用来招待客人,我放了不少椅子,另外远一点的圆亭里则放了一组沙发。客厅的另一端通向一个阳光充足的日光室,我在里头栽植了各式各样的热带植物,玉兰、橘子、兰花、缅甸小杧果树……简直就是个热带雨林。当中则摆了一架竖琴,那是我母亲的遗物,这架竖琴只有极少数来做客的朋友偶尔弹弹。钢琴上方的天花板是造型简单的装饰艺术,四周是镶嵌了同款式彩绘玻璃的铁铸门,我在这里接待客人,有时是开小型演奏会,有时则是社交宴会。五米高的天花板,墙上挂了帕斯夸里·卡力玛的三联画《布列塔尼岩石》,两幅花了我一大笔钱的巴斯奎特的画,以及一张鲁珀特·皮普金的演奏会海报。我的卧房在隔壁的房间里,房间相当小,遮光的窗帘一直都是关起来的,因为我需要绝对黑暗才睡得着。床很大,通常是空的,房间里有一张祖父留下来的大书桌,他生前是个外交官,到处旅行时从亚洲带回来很多宝物,我是唯一的继承人,所以保留了一些他的家具;书桌上有台电脑,墙上靠着整排的书柜,里头放了音乐相关书籍跟我最喜欢的小说。我想,我的房子就像我的灵魂。

早上,我需要一个小时暖暖手指,做一些音阶跟其他我选择的特殊困难练习,比如连续的技巧,或一段复杂的乐章。

我喜欢挑战困难,将它们拆解,分离成可以简单解决的小问题;年轻时,在音乐学院里我便以注重细节而闻名,教授们甚至拿这个来开我玩笑。我一直都是如此,跟别人不一样。我是无与伦比的。

星期二,早上9点跟经纪人有约,这个习惯固定不变。我的经纪人50来岁,衣着优雅,个性迷人,他的办公室在奥斯曼大道一栋大楼的七楼,装潢气派豪华到有时我会怀疑是不是我付给他太多薪水。

乔治·伊密兹昂是十年前第一个发掘我演奏才华的人,当然之后有不少经纪人也来敲过门,但我在事业跟友谊上都属于忠实的类型,对他的竞争对手开出来的条件不为所动。那年夏天,我在法国南部的好几个艺术节里奔走演出,期待获得迟迟不来的成功。乔治到那个小音乐厅来听我的演奏,他的真诚以及对我才华的肯定打动了我,直到那个时候,我还是唯一一个相信自己天分的人。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谈话时他的亚美尼亚口音。在音乐会当中我就注意到他了,因为他用一种特别专注的眼光看着我,等着抓我的错误或不够精准的地方,当然他什么也没等到。我从来不犯错,他也注意到了。我结束了李斯特的《即兴圆舞曲》时,回应他的注视——记忆鲜明得就像昨天才发生一样——这时他站了起来,然后以崇敬的姿态向我走来。

“杜马先生,您的演奏简直就是完美本身!这事实就跟我的名字是乔治·伊密兹昂一样真实,只要再加上一点热情,您就会成为当代最好的钢琴家。请相信我,我会让您成为一颗明星!”

我接受了,之后也从来没有后悔过。虽然乔治只不过是揭露了本来就会实现的真理,但他让整个过程以我可以接受的、正确的方式呈现。那个时期我已经不想忍受别人的批评,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备受媒体冷落;我强压怒火与反感,听着朋友与同行的批评,相信他们不过是嫉妒。我只想靠自己的力量成功,而乔治的意见似乎颇有道理,所以从那时起,经由他的帮助,我全心致力于在演奏中加入曾经欠缺的深度。我是个有点机械化而且冷僻的人,这点从我的触键可以感觉得出来,我得找出能抒发感受的题材与根源。

从经纪人办公室出来后,我会去拜访住在渔人区之路的玛莎姨妈,她跟两只狼狗住在一起。那两只大狗又蠢又凶,老得自我有记忆起它们就存在了,虽然早就认识我,但是在每星期我到访的时候还是都会蹿上来,就差没张口大咬。玛莎姨妈孀居,姨丈是海军军医,一生都待在远洋军舰上,每年只能见到妻子一两回,结果退休6个月后就无聊致死了。除了自家,姨丈四处都有私生子,两只狗一点也不喜欢这个一家之主,又好像预知了死亡的接近,老人家最后的时日就在两只怪物持续的兴奋吠声中度过。我崇拜玛莎姨妈,自我幼年起她就把我收入门下,教我弹钢琴。她有非凡的天分跟敏感度,是巴黎音乐学院以及玛格丽特·朗钢琴比赛大奖优胜者,种种原由都预示她会走上演奏家之路,但是她却纤细害羞到接近病态,又缺乏丈夫的支持,使得一切都让她退却。她极少公开演出,一生都在教授私人课程,学生则由好心的同行介绍。我的演奏里所有属于非技巧非理性非数学的部分都拜她的教导所赐,在我明白如何让我的演奏更丰富之后,所有乐评一致同意的我的优点:触键的敏感度,就是直接来自她的影响。我一向知道这点,这是我们之间不言而喻的默契。当她到普莱耶音乐厅或其他音乐厅听我弹琴时,我可以感到她为我骄傲,但听到自己最得意的部分像变魔术一样从我的手指间流淌出来,恐怕她的内心是有点苦涩的。姨妈撒下优秀的种子,我则让这些种子获得丰收。

离开渔人区之路后,我通常会先到圣奥诺雷市郊路上一堂课,然后才回家练琴。上课时我会选择一个曲目,先论述一番,弹几段之后再让学生接续弹下去。我对学生毫不留情,只筛选最好的,把次等的剔除,他们自己也很清楚,所以非常惶恐,同时又深深着迷,还一直要求我继续授课下去。听着我的演奏,可以让他们觉得自己长出翅膀来……我得承认,感觉自己左右着这些年轻钢琴家的心情起伏,着实让我产生某种快感,这种愉悦的感觉,跟迷醉了整个演奏厅时紧紧抓住我的那种畅快感不同,也许还更病态一些。

我的夜晚常常被演奏会占据,乔治知道我希望每季不要超过两个巡回演出,每个巡回演出为期两周,一个在国外一个在法国。我不想重蹈某些同行的覆辙,花太多时间在演出上,结果没有时间磨炼琴技,最后终于失去个人风格。

我从为期10天的美国巡回演奏回来,下个月有两个星期将在普莱耶音乐厅演奏拉赫曼尼诺夫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在那之前,只有伦敦、里昂跟罗马的几场零散演奏会。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多几场,不过我只开到刚刚好可以维持我的名声、不至于被人遗忘的程度,如果演奏会太多的话,就没有时间自我充实了。

我在钢琴里出生,家人全是音乐家,不管是职业的或业余的,在我们家里,没有比音乐更崇高的价值了。我们家没有财富、没有教养也没什么头脑,只有对音乐演奏毫无保留的尊敬跟盲目的崇拜。10岁的时候我已经每天练琴6小时,而我家到处都有听众,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练琴的时候,总是有爸爸妈妈、奶奶或刚好来家里的叔叔伯伯们旁听我的音阶练习,在我反复练习某段乐曲时指出我的错误。父亲是个严肃的公务员,任职于邮政电信部,他在事业上无甚成就,只是办公室中酸里酸气的小主管,于是把所有壮志跟专横都发泄到家庭里,为了他责无旁贷的高贵使命:督促儿子实现他无缘的演奏家生涯。当大使的祖父也是出色的钢琴家,祖母26岁便在史卡拉歌剧院登台演唱《穆塞塔》,可惜这个演出自此成为她事业的高峰,最后以在养老院教歌唱告终。我的母亲是竖琴家,正当演奏事业蒸蒸日上时,那年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两千名观众面前独奏后,回程的飞机却在途中失事,结果年纪轻轻即去世。可怜的父亲卡在他们当中算是异类,他一样英年早逝,直到去世前都非常抑郁沮丧,但他不断抽在我身上的鞭子造就了我今天对于细节的要求,直到现在,只要我想起这段往事,当时感受到的耻辱以及疼痛,还会让我热泪盈眶。

……

在我内心一直有个音乐,像是某种不间断的奏鸣曲,它如影随形,紧紧跟随,不管我看书、吃饭、刮胡子、讲话或是睡觉,都可以听到它;它像某个熟悉的乐谱,但是又不断更新,我好像熟知又辨认不出来,只有在极罕见的状况下它才会离我而去,比如开演奏会,或者我特别紧张或专注的时候。

我想,应该自儿时开始它就出现了,它好像是另一个只会用琴键表达的我,日复一日地借着旋律诉说每日的生活,奏鸣曲一个个奏出的最初音符,就像我内心秘密的抗争,呐喊着我必须压抑的声音:鞭打在身上的耻辱、面对困难乐谱时的无助、对学校跟对旁人的惧怕,特别是憎恨,对那些耻笑我的同学的憎恨。他们认为我很奇怪,却不知道在他们玩足球或贴纸时,我正努力使自己更加完美,开始走上永恒之路,如果没有这个奏鸣曲,如果没有母亲愉悦沉静的支持,我会变成怎样呢?

从童年到青少年,这个内心的音乐引领着我,在我面对人生重要抉择时指出方向,提供我一个远离其他人视线的避难所。渐快的节奏、渐强、长长的静默、琶音,这些都是我能演绎的符号,直觉、灵感、预示……我的精神已经习惯接受这些音乐信息。这首奏鸣曲相当忠实,从来不背叛我,然而它却无法回答所有问题,我知道它不过是中转站,我的创造力跟能量来自他处,更深层的地方。奏鸣曲就像轻量的毒药,有时也会把我推向怀疑和迷惑,就像太柔顺的朋友,有些事不敢说出来,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反而三缄其口,而当我弹琴的时候,内心的宁静笼罩着我,只剩下十只手指,如同脱了线的傀儡,自动传达我的音乐。

遇到乔治之后,他一个简单的评语就激发了多重疑问,我往自身寻求解答,为什么我无法表达内心纤细的感情?我的灵魂是一个如此不断创新的艺术摇篮,为什么我的声音却如此喑哑?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感官灵敏得甚至在全身所有毛细孔中感受到……音乐,正在演绎变幻的音乐,变得更可以感知、更个人化,将我辨识的乐谱烙上独一无二的印记……而这一切却都无法从我的意识中解放出来。我内心的奏鸣曲跟我的演奏无法真正反映出囤积于心灵深处的宝藏,我多么希望能够把这个丰美的音乐影像跟我高超的琴艺结合啊!我试着做瑜伽跟放松训练,短时间避开尘世到修道院静修,希望能激发潜力,但是内心那首小小的奏鸣曲仍然单调,轻盈滑顺如装饰音,而它让我无聊。我觉得无聊。

在一个又累又沮丧的夜晚,我在台上犯了一个错误。那是萨布勒城的巴洛克音乐节,我应邀以大键琴伴奏巴赫的《古大提琴奏鸣曲》,虽然只是个小错,但是这类音乐节的观众总有一部分是非常古板的爱乐者,我感到自己乱了阵脚,越错越多,明显到听得出来,至少是一双专家的耳朵一定能分辨的地步。第一排的一个观众注意到了,开始用一种懊恼的神情盯着我,他的眉毛在每个迟疑的音符间皱起。大键琴的高度以及它在舞台上的位置让我得以清楚端详这个陌生人,我为此感到一种无与伦比的羞辱,一想到我犯的错误被抓个正着,被投以不屑,特别是一个我一向可以完美演绎的曲目时,疼痛几乎是立即出现在我的下背部。我马上明白那是父亲的鞭子,无数年间,每当我犯错,鞭子就会毫不留情地落下,而我完全无法反抗。我努力回到乐谱上,泪水爬上我的眼眶。失误其实非常细微,连帮我翻谱的助手也没有发现,但是我已经毀了,居然在公众前犯错,而且还有目击者。这个证人可以到处去宣扬,也许他会想办法攻击我,让我失足,或者取代我在乔治·伊密兹昂身边的位子。我越想越多,大滴的汗水从太阳穴流下,勉勉强强才把这首曲子弹完,起身谢幕的时候,已经濒临昏厥边缘。我走出场外想冷静一下,走到教堂的围墙边时,内心的奏鸣曲又开始了,这次的节奏有点快,带点惊慌,跟我的情绪同调。一部分观众也走出来透气,等着下半场开演,我在人群中认出那个人,不动声色地走近他,听着他跟女伴的对话,附带听到他是巴黎布丰高中的生物教师乔斯林,是古典音乐跟古典钢琴的爱好者。我离开他们走远时,内心突然涌现愤怒,伴随着脑中变得更重更不连贯的音乐,就是这一刻,不知有什么驱使,我决定杀了他。

他罪有应得,我必须平息心中的风暴,必须报鞭打之仇,以及那些羞辱的时刻,没人能像父亲一样对待我,他是在我无知的青少年时代既不能也不想报复的暴君,没有人能取代这个位置。为了这个原因,我越过了第七个音程的Do,乔斯林必须死,永远地消失、蒸发,他将是我的受害人,我唯一的受害人,借着他的牺牲我才能得救。我的奏鸣曲加快节奏,好像演奏者屈服于我刚刚做的决定,我一点儿也没考虑到危险性或是外在环境,反而感受到某种光晕笼罩在我身上,保护我不受侵害。本来我就已经远远优于常人,当我完成这项解放行动后,我将会更强大。我在音乐会结束后离开教堂,平静而且坚信这个决定的正确性,在回巴黎的火车上,我在静默中欢欣地见证我的灵魂之乐以新的活力堂堂奏出。

回家之后,在这个计划实行以前我无法安稳,准备任务期间,我发现自己非常有耐心,处处谨慎,并且充满想象力,这些对于任务的部署非常有用。等在巴斯德大道上的高中门口跟踪目标物后,我得知他的全名是乔斯林·德马霍,单身,合格的生物教师,住在格勒纳勒大道25号,比尔·阿克姆地铁站附近。我展开行动:头戴往下拉的针织圆帽,一条套在外面的长裤跟一双球鞋便让我完全成为无名氏。那个星期六早上的10点40分,他从巴斯德踏入地铁车厢,我就坐在离他不远处,注意着四周所有细节,我的心脏激动地跳着,为脑中流泻出来的大量而有点混乱的音符打着拍子,我感受到这个音乐的支持,甚至要求。在地铁过了五站这段时间,虽然外表完全看不出来,但我的内心已经接近颠狂状态。我跟着他,肩上背着一个装了武器的背包,里头是在筑地鱼市场买的一把又长又扁的日本刀,这把刀原来的用途是将鲔鱼切成平行六面体,我细心地将刀子磨利,并且用一块布把刀刃部位卷起来。我的心跳越来越强烈,我做得到吗?我能下定决心跨出无可挽回的那一步吗?我盯着这个男人,努力将我的怒气投注到他身上。

去死吧,你这只居然敢怀疑我、下三烂的寄生虫!你从来就不应该出现在世界上,消失吧。

你这个社会渣滓,要知道,没有人可以跟我相比,你的生命轻如鸿毛,但是你的死却非常重要,所以要死得漂亮一点。

你根本什么都不值,你的死却能成就我的作品,在冥界里你可以借由音乐继续存在,你会参与我不可逆转的蜕变。

上帝宽容你,让你活到现在,不用怀疑,那是因为亘古以来你的命运之书就已经刻好。你这个矮子,微不足道的原始人,只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的音乐才能,让你比别人敏锐一些,你会为这个能力后悔,你也会懊悔这个喜好,当你了解到你无边的骄傲将害死你时,你也将呻吟、喊叫、流下泪水,你会明白想要找我的麻烦,期待我的失败是件多么愚蠢的事!

我在脑中重复计划十多次,星期六早上11点他跟尼古拉连锁葡萄酒专卖店约好送货到家,在这之前他在高中有实验课。前一天我跟他一起在专卖店里流连,为了不让他认出来,我稍稍变了装,戴一顶棒球帽,悄悄记下他的订单:一箱香槟,一箱波尔多红酒,一箱勃艮第白酒,免费送到家,是生日宴会,大门密码、楼层,我都记下了。我到另一家店买了类似的三箱酒,10点一到我就打电话给店里,把送货日期改到星期一,然后把我买的酒摆到五楼,正好在我未来受害者的上面一层,只等他掉到陷阱里。10点55分,他回家五分钟后,我也进入大楼,搭电梯到五楼,把酒搬到四楼,公寓里流泻出吕利的一首曲子,我听了几秒钟,然后自信满满地按门铃。

“德马霍先生吗?”

“我是,你早到了,请把酒放到厨房,我马上好。”

他让我进门,我看到他走向一个小客厅,里头摆着一架美丽的大键琴,琴是打开的。他小心翼翼关上琴,好像在一堆乐谱中翻找什么,我把酒箱推向木地板,滑进门后关上门,跟他会合。

我将账单放在大键琴上,他倾身签字时也许察觉到些许不对劲,但就在这时,在这间客厅拉上的酒红色窗帘的暗影中,他在喉咙发出的喀喀声中结束了生命,连声叫喊都没有——我割了他的喉咙。那把修长的刀非常轻巧好使,我一只手抓着他的头发往后拉,另一手拿着刀往他的脖子上按,割断气管跟颈动脉,他才动了一下就瘫在我怀里。我用当天早上才在平价百货买的一条大围巾把他的脖子包起来,当我把他放到地上时,乔斯林的眼神已经死寂。我无声地收拾东西,把尸体抬到床上,将溅到地板跟大键琴上的血渍擦干净,然后把身上的衣服换掉。我无法自抑地坐到大键琴前弹奏起来,就像要延续我心中那首缓慢庄严又无止境的奏鸣曲一样,我领悟到自己刚刚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离开的时候我把门带上,平静地上了车,回到家后,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都瘫在床上。运气真好,没人看到我,大楼既没有管理员,也没有邻居。完美的犯罪。我复仇了。

当时我深深相信这桩谋杀是我最初也是最后一次杀人,我已经可以感觉到这个破天荒的行动在我人格中引起的效应,我跨出那一步,从此再也没有界线。比起其他俗人,我是如此高绝,不只在音乐才能上面领先于他们,而且只要我高兴,还可以随意左右他们的命运,我一点也不需要再杀人,正因为我可以,我有操控生死的权力。

接下来就要看这对我的琴艺有什么影响了。之后的那个星期二,我刚好要参加一个盛大的晚会,在钢琴家杜歇博的独奏会上担任第一部分的演奏。乔治帮我争取到这个机会,他说,这样我就可以在全巴黎音乐界的重量级人士面前展现实力了。

演奏会出奇成功。我的最深层起了某种变化,内心的音乐惶恐地自我检视,完全不再奏出那个技巧精湛却单调无聊的旋律;当我练琴的时候,我感到像是雷击、神启,或是其他神秘的东西窜过,演奏的力度前所未见,就像母亲喜爱的芭芭拉某首歌词里说的“音符在我的指尖轻松愉悦地跳动着”,完全就是这样,每个音符都像是个奇迹。我就像听别人演奏似的聆听着,整整两天,我毫无倦意地练习着巴拉基列夫的《伊斯拉美》,我选择这首地狱级高难度的作品,主要是想在古典曲目中显得独特,不是有传言说连作曲家自己都不敢在公共场所演奏它,而有名的史克里亚宾在演奏它的时候也把手弄伤了吗?

好心的乔治在星期一晚上来看我,听到我的练习之后,他目瞪口呆。

“拉兹洛,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演奏,从来没有!你先弹拉赫曼尼诺夫的序曲让他们尝尝滋味,然后再用这个了结他们!”

他兴奋过度了,我用眼角余光瞄他,带点担心,然后回答他接下来的狂热问题。

“发生什么事?这刚好就是你原先欠缺的,这样的饱满度跟这种热情,你现在完全表达出来了,你在诉说自己啊……”

然后他再度拿起我给他斟的一杯酒,说:“你看着吧,拉兹洛,看那些乐评会有什么反应,我想他们甚至有可能谈论你比谈论杜歇博还多!”

那是在杜歇博把自己的钢琴沉到湖底以结束演奏生涯之前的事。那个星期二演奏会当天,我负责音乐会的第一部分,夏沃音乐厅里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从序幕的第一个音符开始,就好像有某种颤动的波浪,如一道电流通过一排一排的座位传达出去,直到最高点,在《伊斯拉美》喧噪的结尾中转化成如雷的掌声,观众、钢琴跟我都像中了邪似的。观众起立鼓掌,要求我再弹一次巴拉基列夫,我看到杜歇博跟他的经纪人在后台不耐烦地走来走去,于是我谢幕,跟处于狂喜状态的乔治会合。

“不要激怒他们,你只要挑起观众的渴望,这次不要重弹,你会有其他机会的。”

我遵从他的意见,热情感谢借舞台给我的钢琴家,感觉像脚下有火红的炭火般急切兴奋。

回到当时在蒙托葛尤街的住处,我被一种圆满的感觉笼罩。随后当我气喘吁吁、独自跑上巴黎街道的时候,音乐将我淹没在一种狂暴的急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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