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

那是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大约上午十点三十分到十一点之间，弗朗辛·库利对丈夫说她要出去一下，上街去买菜。

“开我的车吧，”他建议道，“我不出门。”

“你的车太大了，”她说：“每次开你的车都觉得好像在开船。”

“随你。”他说。

他那辆别克公园大道和她那辆丰田凯美瑞都停在他们家房子后面的车库里。房子位于布鲁克林湾脊区七十八街和七十九街之间的殖民路上，是一幢仿都铎式的半木制结构建筑，外墙粉了灰泥。弗朗辛发动她那辆凯美瑞，倒车出库，按了遥控器的按钮，车库的门随之降下。接着她一路倒车，开到了街上。到达第一个十字路口时，她将一盘古典音乐录音带塞进播放机里，是贝多芬晚期的四重奏。在家里她听爵士乐，因为那是凯南最喜欢的，可是自己开车的时候她总是放古典音乐。

她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女人，身高五英尺六英寸，体重一百一十五磅，胸部丰满，蜂腰窄臀。卷曲而有光泽的黑发向后梳理，露出整个脸庞。黑眼睛，鹰钩鼻，嘴唇极其丰满。

照相的时候她总是紧闭嘴唇。据我所知她有两颗暴牙的，那两颗门牙比下排牙齿突出很多，因为对这项缺陷感到自卑，她很少露齿而笑。结婚照里的她春风满面，洋溢着幸福，但仍然没有露出牙齿。

她的皮肤是橄榄色的，很容易晒黑。当时她已经有了夏天流行的古铜肤色，因为二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她和凯南是在牙买加内格尔的海滩上度过的。以前她晒得更黑，可是现在凯南让她必须用防晒油，还限制她晒日光浴的时间。“对你不好，”他对她说，“太黑了就不好看了。一直躺在太阳下面会让一颗李子变成一粒梅干。”李子就这么好吗？她可真想知道。李子又熟又多汁，他对她说。

等她从家里的车道开出去，开了半条街左右，也就是到达第七十八街和殖民路交口的时候，一辆蓝色厢型货车的司机也跟着发动引擎。他先让她往前又开了半个街区，然后便从路边驶进路中间，跟在她后面。

她在湾脊大道上右转，开到第四大道再左转往北。到六十三街转角上的达戈斯蒂诺超级市场时，她减速向前滑行，接着把车停在离超市半条街远的一个停车位里。

那辆蓝色厢型货车经过她的凯美瑞时继续往前开，在附近绕了一圈，然后就停在那家超市正前方的消防栓旁边。

弗朗辛·库利离开家的时候，我还在吃早餐。

前一天晚上我睡得很晚。埃莱娜和我在东六街上的一家印度餐厅吃了晚饭，然后赶到拉斐特街上的公共剧院看新改编演出的话剧《勇气母亲》。我们的位子很不好，有的演员讲话根本就听不清楚。本来中场休息的时候就想走，可是其中一位男演员是埃莱娜邻居的男友，我们想等谢幕之后到后台去称赞他的演技，后来又决定跟他一起到附近街角的一家酒吧喝一杯。结果那地方挤得水泄不通，真让我搞不懂。

“太棒了，”走出酒吧时我对埃莱娜说，“他在台上三个小时，讲的话我一句都没听清楚，刚才我坐在他对面一个小时，也没听清楚他在说什么。我怀疑他是个哑巴。”

“那出戏没有三个小时，”她说，“大概也就两个半小时吧。”

“感觉像三个小时。”

“感觉像五个小时！”她说：“咱们回家吧。”

我们回到她的住处。她替我煮了咖啡，自己泡了杯茶。我们一起看了半小时，广告时间聊了聊天。接着我们上床，一个小时之后我起床摸黑穿好了衣服。走出卧室时她问我上哪儿去。

“对不起，”我说：“我没想吵醒你。”

“没关系。你睡不着？”

“是啊，我觉得好像透不过气，不知道为什么。”

“去客厅里看看书，或者把电视打开，不会吵到我的。”

“算了，”我说：“我觉得有点烦躁，步行回旅馆或许能让我平静点。”

埃莱娜的公寓在五十一街，第一和第二大道之间。我住的西北旅馆在五十七街，第八和第九大道之间。外面很冷，本来我想叫出租车，可是走一条街之后就不觉得冷了。

在一个街口等红绿灯时，我无意中瞥见两栋高楼之间的月亮。几乎快月圆了，难怪，那个晚上就是有月圆的感觉，血管的血在奔腾，让我老觉得想做点什么事，可就不知道到底应该做什么。

要是米克·巴卢在城里，或许我会去他的酒吧找他。可是他现在人在国外，而且我此刻的情绪，进哪个酒吧都不安。回到家后，我拿起一本书，挨到大约四点左右，才把灯关了，上床睡觉。

早上十点钟我已经坐在街角的火焰餐厅，吃了一份简单的早餐，顺便读读报纸，主要是看看社会版的犯罪新闻和体育版。全球版永远只报道危机，我无暇关心，除非国内或国外真的是大祸临头了，否则无法引起我的兴趣；太遥远了，我的心力拒绝为之烦忧。

上帝知道，我闲得很，每条新闻都可以细细读，再加上招聘栏和租售版。前一个星期，一家办公室设在熨斗大厦里的规模颇大的侦探社给了我三天的工作，可是后来就没音讯了，而我最后一次靠自己关系做的工作，更不知已是哪年哪月的事。我的钱没有问题，所以并不是非工作不可，而且我也已经学会每天给自己找点事情做，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做点什么。月亮虽已西沉，但昨夜的焦躁之感并未因此沉寂。它还在那儿；血液在轻微地发烧，皮肤下说不上哪里在痒。可无论如何，你就是挠不到。

弗朗辛·库利在达戈斯蒂诺超市里逛了半个钟头，装满一个购物车，付了现金。提物僮替她把三大袋物品装进购物车里，跟随她出了超市，走到她停车的地方。

那辆蓝色厢型货车还停在消防栓前面。货车的后门敞开，两个男人下了车站人行道上，显然在研究其中一个人手上拿的记事板。领着提物僮的弗朗辛经过他们面前时，两人都朝她这边看。等她把她那辆凯美瑞的后车厢打开时，那两名男子已钻回货车，关上车门。

提物僮将购物袋放入后车厢，弗朗辛给了他两块钱小费，这是普通人出手的两倍，还有很多顾客连一个蹦子儿都不会给。凯南教她给小费要大方；不必过头，但要慷慨。“慷慨是谁都负担得起的。”他对她说。

提物僮把购物车推回超市，弗朗辛坐进驾驶座，发动引擎，沿着第四大道朝北驶去。

那辆蓝色厢型货车隔着半个街区的距离跟随着她。

我不能确定弗朗辛从达戈斯蒂诺超市到大西洋街上那家进口食品店走的路线。她可能沿着第四大道一直走，到达大西洋街；也可能上高恩努斯高速公路进入布鲁克林南区。我不可能知道，不过也不要紧；总之她驾着那辆凯美瑞到了大西洋街与克林登街的交叉口。西南边的街角上有一家名叫阿莱波的叙利亚餐厅，它的隔壁，位于大西洋街上的就是那家食品店。其实那是家大型熟食店，店名叫作“阿拉伯美食店”。（不过弗朗辛从来不用这个名字，跟大部分去那儿买东西的人一样，她总是称它为“阿尤布的店”，阿尤布是以前的店主，十年前搬去圣地亚哥了。）

弗朗辛把车停大西洋街北侧设有计时器的停车位上，几乎就在阿拉伯美食店的正对面。她走到街角等绿灯，过了马路。等到她走进店里时，那辆蓝色厢型货车已经在阿莱波餐厅的卸货区停下，就在阿拉伯美食店隔壁。

她在店里待的时间不长，只买了几样东西，不需要人帮忙提。大约在十二点二十分时她走出店门。当时她身上穿着煤灰色长裤，上身穿了两件毛衣，外面是象牙白的粗毛线衣，里面是件巧克力色的套头毛衣，外套一件骆驼毛大衣；肩膀上挎着皮包，一手拎着塑料袋，另一只拿着车钥匙。

这时，货车的后门打开了，那两名先前钻出货车的男子又走到人行道上。弗朗辛一从店里出来，他们立刻一左一右走到她身边。同时，车里的另一名男子发动了引擎。

其中一名男子开口说：“库利太太吗？”她转过头去，他很快地把皮夹打开又合上，让她瞄到一个徽章，不过也可能什么都没看清楚。第二名男子说：“你得跟我们走。”

“你们是什么人？”她说，“到底怎么回事？你们想干什么？”

两名男子一人抓住她的一只手臂，在她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前，已经将她扯着穿过人行道，一起钻进货车。前后总共不过几秒钟，他们已经架着她进了货车，关上车门。货车随即驶离路边，淹没在繁忙的交通之中。

尽管当时是正午时分，尽管这起绑架案就发生在繁忙的商业街上，但没有一个人看清楚整个过程，仅有的几位目击者对于自己目睹的部分也不是很确定。整件事想必发生得极快。

如果弗朗辛在他们开始动手那一刹那往后退一步，大叫……

但她没有这么做。在她恢复行动能力以前，已经上了货车，车门也已经关了。或许那时她开始叫喊、挣扎，或试图那样做，但已经太迟了。

我很确定当他们抓走她时我在做什么，我去参加法尔赛团体的中午聚会。聚会通常是在工作日的十二点三十分到一点三十分举行，地点在西六十三街的基督教青年会。那天我去得比较早，所以那两名男子架着弗朗辛穿过人行道钻进货车时，我肯定自己正坐在那儿喝咖啡。

我不记得那次聚会的细节了。这几年来我一直在参加戒酒协会的聚会，频率之固定，令我自己也感到惊讶。虽然现在去得不如刚开始戒酒时频繁，不过平均一个星期也总会去个五次。那次聚会应当是遵循那个团体的老规矩，前十五到二十分钟先让一位主讲者叙述个人经验，接下来一个钟头再进行团体讨论。我在讨论时间好像没发言；如果有，我应该会记得。我相信那天一定有人说了些有趣的话，每次聚会都没有。只是那次聚会有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事。

聚会之后我去吃午餐，之后我打电话给埃莱娜。接电话的是应答机，表示她出门了，或者就是她有伴。埃莱娜是个应召女郎，陪伴客人是她的谋生之道。

我在两辈子前遇见埃莱娜，当时我是个口袋里揣着一枚簇新的金色警徽的酗酒警察，有一个住在长岛的老婆和两个儿子。我们俩的关系维持了两年，当时对我们俩都有好处。我是她工作上的好朋友，能够帮她避开麻烦，还有一次在接到电话传呼后立刻赶到，将一个死在她床上的客户运送到商业区的一条小巷里。她则是典型的梦中情人，美丽、聪明、风趣、专业技术高明；而且从头到尾都要求不多，令人愉悦。只有妓女才能如此完美，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离开家人与工作之后，埃莱娜和我便断了联系。直到有一个从我们共同的过去中钻出来的怪物露面了，并同时威胁到我们两人，才又让我们俩聚在一起。令人惊异的是，从此我们便一直没有再分开。

她有她的公寓，我有我的旅馆。一个星期有两天、三天或四天我们会见面。那些夜晚到最后通常会以回她公寓为收场，并且我在那儿过夜的时候也比较多。我们偶尔一起出城一周，或过个周末。就算哪天不见面，也几乎都会通个电话，有时还不只打一次。

虽然我们从未谈到要放弃别的对象，但基本上我们俩都已经这么做了。我没和别人约会，她也一样——当然客户除外。隔一段时间她便会踩着高跟鞋走进某个旅馆房间，或是带某人回她的公寓。在我们刚开始在一起时我对这些事从不介意；老实说，也许这还是她的吸引力之一，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也不应该介意。

如果哪天我真的介意了，我随时都可以开口要她别做了。这些年来她赚了不少钱，大部分都存了起来，投资在收入不断增加的房地产上。即使停止此种生活方式，她的生活水准也不会受到影响。

不知道为什么我却一直没有开口，或许因为我不想对自己或对她承认我介意吧，同时我也不愿意做出任何可能会改变我俩关系的举动。这份关系并没破裂，我也不想弥补什么。

但情况还是变了；这没有别的可能。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一直以来，一切都没有发生变化。

我们都避免用“爱”这个字，虽然爱无疑是我对她、她对我的感觉。我们避免讨论结婚或同居的可能，虽然我知道自己想过，显然她也想过，但我们就是没谈。这是一个我们从来没碰过的话题，除此之外，我们也从来不谈爱，或是她的职业。

当然，我们迟早得考虑这些事，得讨论、得处理。但现在我们过一天算一天；自从我消耗威士忌的速度不再比别人蒸馏威士忌快之后，我学会了以这种态度面对整个人生。有人说过，生意再大，不如过一天算一天，这世界不正是这么对待我们的吗？

那个星期四的下午四点差一刻，库利位于殖民路上家里的电话铃响了。凯南·库利拿起电话，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嘿，库利，她一直没回家，是吧？”

“你是谁？”

“我是谁不干你屁事。你老婆，你的阿拉伯杂种在我们手里。你到底要不要她回去？”

“她人在哪里？让我跟她讲话。”

“嘿，库利，操你妈去吧！”那男人说完电话就挂断了。

库利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对着死一般寂静的电话筒大吼“喂”，努力地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做。他跑到屋外，冲进车库，确定了自己的别克还在，而她的凯美瑞不在。接着他沿着车道跑到外面街上左右张望，再回到屋内，拿起电话。他听到拨号音，拼命想，却不知该打给谁。

“上帝啊！”他大叫，然后放下电话筒，又大吼，“弗朗辛！”

他冲到楼上的主卧室，嘴里还叫着她名字。她当然不在房里，但他还是忍不住要去看，他非把每个房间都看过一遍不可。那栋房子很大，他叫着她名字，在每个房间冲进冲出，对于自己的恐慌，他既是旁观者，也是当事人。最后他终于回到客厅，这才发现刚才没把电话挂好。太棒了，如果刚才他们想找他，一定打不通。他把电话挂好，用意志力命令它响，果真几乎就在同时，电话响了。

这次是另一个男人的声音，比较平静，比较有修养。他说：“库利先生，我刚才一直打电话给你，但一直占线，你在跟谁通话？”

“没有，我电话没挂好。”

“我希望你没打电话报警。”

“我没有打电话给任何人，”库利说：“我以为我把电话挂了，结果发现话筒摆在旁边。我太太在哪里？让我跟我太太讲话。”

“你不应该不挂好电话，也不应该打电话给任何人。”

“我没有。”

“尤其是不应该打电话报警。”

“你要什么？”

“我想帮你把太太找回来，如果你还要她回来的话。你要她回来吗？”

“老天，你到底……”

“回答我的问题，库利先生。”

“对，我要她回来。我当然要她回来。”

“我想帮你。别让你的电话占线，库利先生，我会再跟你联络。”

“喂？”他说，“喂？”

但电话挂了。

接下来十分钟里，他在房里踱步，等电话铃再响。然后一阵冰凉而平静的情绪慢慢浸透了他，他逐渐放松下来，不再踱步，走到电话旁的一把椅子上坐下。等电话铃响时他拿起听筒，却没吭声。

“库利？”是第一个男人，粗鄙的那个。

“你们要什么？”

“我要什么？你以为我要什么？操！”

他没有回答。

“钱！”隔了一会儿那男子说：“我们要钱。”

“多少？”

“操！你这个半黑不黑的黑鬼，有你问问题的份儿吗？你还有话说？”

他等着。

“一百万。如何，屁眼儿？”

“太荒谬了，”他说，“听着，我没办法跟你讲话，叫你的朋友打电话给我，或许我可以跟他谈。”

“嘿，你这个贱杂种，你还想……”

这一次挂电话的是库利。

他觉得这似乎是一场争夺控制权的游戏。

企图控制这样的局面会令人发狂，因为你根本办不到。王牌全在他们手上。

但你不能因此放弃争夺，至少你可以不必对他们唯命是从，不必像只保加利亚马戏团里随着音乐前后跳脚的熊。

他进厨房冲了一壶又浓又甜的咖啡，装在一把长柄铜壶里。等咖啡凉时，他从冰库里拿出伏特加，替自己倒了两盎司，一饮而尽，感觉那股冰凉而平静的情绪占据了他整个身体。然后他把咖啡端进另一个房间里，刚喝完，电话铃就响了。

是第二个男人，比较有修养的那个。“你惹火了我的朋友，库利先生，”他说，“他生起气来很难应付。”

“我想从现在开始最好都由你来打电话。”

“我不认为……”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处理这件事，不必搞得这么戏剧化，”他说：“他提出一百万，这是不可能的。”

“难道你觉得她不值这个数？”

“她是无价的，”他说：“可是……”

“她的体重多少，库利先生？一百一十磅，一百二十磅？差不多吧。”

“我不懂……”

“差不多五十公斤，对不对？”

真俏皮！

“五十公斤，一公斤两千元。你何不替我算一算，库利先生？不正是一百万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库利先生，如果她是货，你就会付一百万买她。如果她是白粉，你也会付这个钱。难道因为她是血肉之躯，就不值得？”

“我没有，怎么付？”

“你有钱得很。”

“我没有一百万。”

“你有多少？”

刚才他有很充裕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四十。”

“四十万。”

“对。”

“一半还不到。”

“我有四十万，”他说：“虽然没你们说的数目多，但也不算少了。我只有这么多。”

“剩下的你可以去筹啊。”

“我觉得不可能。我是可以答应你，然后打几个电话去求别人，凑点钱出来，可是绝不可能筹到那么多，而且至少要等个几天，甚至等上一个星期。”

“你认为我们很急？”

“我很急！”他说，“我要我太太回来，我要你们从我的生活里消失，这两件事，我急得很。”

“五十万。”

你瞧，毕竟有些东西还是可以控制的。“不成，”他说，“我不跟你讨价还价，这关系到我太太的生命。一开始我就告诉你我能付的最高价。四十！”

对方安静了一阵，接着是一声叹息。“好吧！我真傻，还以为能跟你们这种人谈生意不吃亏。你们玩这种游戏已经玩了不知几千年了，对不对？你们跟犹太人一样坏。”

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没搭理。

“就四十吧，”那男人说，“要多久才能准备好？”

十五分钟，他心里想。“两小时。”他说。

“我们可以今晚交易。”

“好的。”

“把钱准备好。别打电话给任何人。”

“我能打给谁？”

半个钟头之后他坐在厨房的桌子前面，瞪着四十万美元。他地下室有个保险箱，旧型莫斯勒牌，非常巨大，重达一吨，嵌在墙里，外面有松木木板作掩护，除了本身的锁，还加了一套防盗系统。所有钞票都是百元大钞，每五十张一捆，总共八十捆，每捆五千元。他一一数过，一次抓起三、四捆往弗朗辛拿来放脏衣服的塑胶编织篮里丢。

天哪，她哪需要自己洗衣服呢？她要请几个佣人都行，任何事都可以交给别人做；他告诉她多少遍了。可是她喜欢做家务事，她很传统，就是喜欢烧饭洗衣服，收拾屋子。

他拿起电话筒，但还没等手臂收回，又把话筒放了回去。别打电话给任何人，那男人说过。我能打给谁？他问。

谁会对他做这种事？布下陷阱，把老婆从他身边偷走。谁会做出这种事？

或许很多人都会吧。或许任何人都有可能，如果对方觉得他们能逃过制裁的话。

他又拿起电话。这部电话很安全，没有人窃听。其实这整栋房于里都没有窃听器。他装了两套设备，据称都是尖端科技；花了他这么多钱，应该名副其实。一套是电话窃听警报系统，装在电话线里。只要是电话线上的伏特数、电阻或传导体容量有任何变化，他一定会知道。另一套是追踪锁，能够自动扫描无线电光谱，寻找隐藏式麦克风。两套系统大约花了他五六千美元，不过只要能让他的私人谈话内容保持隐私，这个数目也是值得的。

他现在几乎觉得有点遗憾，过去两个小时没有警察能够窃听他的电话。没有警察能够追踪打电话的人，突袭绑架者，把弗朗辛送还给他……

不！这是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警察只会把整件事搞得不可收拾。他有钱，他会照付。至于她能不能回来，就是他没办法控制的事了。有些事情你可以控制，有些事情你不能——他可以控制付钱，他也多少可以控制怎么付法，可是再后来的事，就在他控制范围之外了。

别打电话给任何人。

我能打给谁？

他再一次拿起电话，拨了一个他想都不用想的号码，他哥哥在铃响第三声时接了。

他说：“彼得，我这里需要你。你坐出租车过来，车钱我付，不过你得立刻过来，你听清楚了没？”

静了一会儿。然后，“宝贝，为了你我什么事都愿意做，你也知道……”

“那就快坐出租车过来，大哥！”

“不……可是我绝不能跟你的生意扯上关系。我真的不能，宝贝。”

“这跟生意无关。”

“那是什么事？”

“是弗朗辛。”

“老天爷，怎么了？好啦，等我到了你再告诉我。你在家是吧？”

“没错，我在家里。”

“我叫出租车，马上过去。”

当彼得·库利在等一辆愿意载他去布鲁克林弟弟家的出租车时，我正在看ESPN电视台一的堆记者讨论限定运动员薪资上限的可能性。这时电话铃响了，我倒不觉得和电视难分难舍。是米克·巴卢从爱尔兰梅奥郡的卡斯尔巴城打来的；音质清晰无比，简直跟他从葛洛根酒吧后面房间里打来没有两样。

“这里太棒了，”他说：“如果你觉得在纽约的爱尔兰人全是疯子的话，你应该来他们老家瞧瞧。街上每隔一家店就有一间酒吧，而且不到打烊时间，没人会离开。”

“他们打烊得很早，不是吗？”

“的确他妈的太早了，不过不是全部。在旅馆里，只要是登记了名字的客人要求，无论多晚都会送酒上来。不愧是文明国家，你说是不是？”

“那当然。”

“不过他们每个人都抽烟，永远都在点烟，拿包烟到处敬烟，这一点比法国人还糟糕。上一次我去法国探望我父亲那边的亲戚，他们还因为我不抽烟生我的气。我觉得美国人是世界上唯一头脑清楚，知道戒烟的人群。”

“你会发现美国抽烟的人还是不少，米克。”

“我祝他们好运，现在飞机上、电影院里、公共场所到处都禁烟，他们可有苦头吃了。”接着他讲了一个关于他前几天晚上遇见的一对男女的故事，很好笑，我俩都笑了。之后他问我近况如何，我说我很好。“那此刻是不是也很好呢？”他说。

“或许有点焦躁吧。最近我闲得很，又碰到满月。”

“是吗？”他说，“这里也一样。”

“真是巧。”

“不过在爱尔兰永远都是满月，幸好老天总是下雨，你可以不必每天盯着满月瞧。马修，我有个主意。干脆跳上飞机飞过来算了。”

“什么？”

“我敢打赌你一定从没到过爱尔兰。”

“我从来没出过国，”我说，“等等，这话不对。我去过加拿大两次，去过一次墨西哥，不过……”

“你从没来过欧洲？”

“没有。”

“那么就看在耶稣份上，跳上飞机飞过来吧，可以带她一起来嘛——”指的是埃莱娜——“或是你自己来也好，都行。我跟罗森斯坦谈过，他让我最好还是暂时先别回国。他说他可以摆平一切，但是有他妈的联邦勤务组在前面，在还不确定所有障碍都已清除之前，他不要我踏上美国的领土。我很可能还得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困上一个月或者更久。你笑什么？”

“我还以为你爱那里咧，现在又变成鸟不拉屎的地方了。”

“只要朋友不在身边，任何地方都是鸟不拉屎的地方。快点来吧，老兄，怎么样？”

彼得·库利到达弟弟家时，凯南刚和比较温和的那位绑架者通过一次电话，不过这次那名男子似乎不那么温和了，尤其是讲到最后凯南要求他提出弗朗辛仍然好好活着的证据时。他们的对话大约是这样的：

库利：我要跟我太太讲话。

绑架者：不可能。她待在一个安全地点，现在我在打公用电话。

库利：那我怎么知道她没事？

绑架者：因为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细心照顾她，你瞧她对我们而言值多少钱。

库利：老天，我怎么能确定她真的在你们手上呢？

绑架者：你对她的乳房应该很清楚吧？

库利：嗯？

绑架者：你应该认得其中一个吧？这个方法最简单。我把她的一个乳房切下

来，放在你的前门口，这样就可以让你安心了吧。

库利：老天，别说这种话，提都不要提。

绑架者：那么我们就别再谈什么证据了，好吗？我们必须彼此信任，库利先生。相信我，这项交易只能靠诚信两个字。

事情就是这样了，凯南告诉彼得。他非信任他们不可，但怎么可能呢？他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

“我一直在想我可以打电话给谁呢？”他说，“只有同行了，哪一个可以帮我，支援我，结果我想到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就是绑架的人。我怎么能排除任何可能呢？这是有预谋的。”

“他们怎么能……”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出去买菜，然后就一直没有回来。她开车出门，五个小时之后电话铃响了。”

“五个小时？”

“我不知道，大约吧。彼得，我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干什么，应付这种鸟事我毫无经验。”

“你不是无时无刻都在谈交易吗，宝贝？”

“毒品交易跟这完全是两码事，你安排一切就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安全，考虑到每个人，这件事……”

“但每天还是有人因毒品交易送命。”

“没错，可是通常都有理由的。第一，跟你不认识的人交易，这最要命了。表面上看起来很不错，结果却被坑。第二，或许应该说是第一点半吧，跟你以为你认识、其实你并不认识的人交易。还有一点，随便你说它是第几点都可以，很多人惹祸上身，是因为他们想要使诈。他们想做无本生意，以为下一次再照规矩来。脑筋一糊涂，这一次躲过了，下一次可不然。你知道这种情况十之八九都是因为那些人自己也在用自己的货，所以判断力全冲进马桶了。”

“不然就是每件事都按部就班，结果碰上六个牙买加人破门而入，开枪把每人都射死。”

“这种事也有，”凯南说：“而且不一定是牙买加人。前几天我在报上读到旧金山现在最凶悍的是老挝人，每个星期都会冒出来一个新种族威胁要宰你。”他摇摇头，“但重点是，只要是上规矩的毒品交易，一觉得不对劲，随时可以掉头走开。只要有钱，大可以到别处花；只要有货，大可以卖给别人。做一次交易算一次，可以替自己铺后援，沿线布置安全设备，一有动静，马上知道是不是可以信任对方。”

“但是现在……”

“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唯一有的就是自己的拇指插在自己的屁眼里，还有什么？我说我们会带钱去，你们带我太太来；他们说不。说这种交易不是这么干的。我能说什么，你留着我太太好了？你不喜欢我做生意的方式，把她卖给别人吗？我不能这么说啊。”

“是不行！”

“只有一件事我能做。他说一百万，我说四十万。我说去你的，就是这么多！结果他买了。如果我说……”

这时电话铃响了。凯南讲了几分钟，在便笺纸上做了点记录。“我不是一个人，”谈话间他这么说，“我哥哥在这里，他会跟我去。这件事没得商量。”他听了一会儿，正要说话，电话“喀”的一声挂断了。

“得上路了，”他说：“他们要我把钱装在两个大塑胶袋里。这简单。但为什么要分两袋装呢？或许他们没看过四十万现金，不知道体积多大。”

“也许医生交代他们不可以提重物。”

“也许。我们得去海洋大道和法拉格特路交叉口。”

“那里不是弗莱特布什区吗？”

“应该是吧。”

“当然是，法拉格特路，隔两个街区就是布鲁克林大学嘛。那儿有什么？”

“一个电话亭。”等钱分别装进两个垃圾袋之后，凯南递了一支九毫米口径自动手枪给彼得。“拿着，”他坚持，“我们不该手无寸铁地去。”

“我们根本不想去，带把枪够干什么？”

“不知道，反正带着就是了。”

出门的时候彼得一把抓住弟弟的臂膀。“你忘了启动警报系统。”他说。

“又怎样？弗朗辛被他们抓走了，钱揣在我们身上，家里还有什么可偷的？”

“既然装了警报器就用嘛。要说没用，带把枪还不是一样没用。”

“嗯，你说得有理，”凯南说罢便钻回屋里，回来时他说：“尖端科技的安全系统，你不能闯进我家、窃听我的电话或监听我的房子，只能架走我老婆，使唤我拎着两个装满百元大钞的垃圾袋在城里疲于奔命。”

“哪一条路好走，宝贝？我打算走湾脊公园大道，然后由金斯高速公路上海洋大道。”

“随便。有十几种走法，每种都差不多。你想开车吗，彼得？”

“你要我开吗？”

“嗯，最好让你开。我现在这个样子，很可能会去撞警车的屁股，或者辗死一个修女。”

本来他们应该在八点三十分的时候抵达法拉格特路上的电话亭，结果彼得的表显示他们早到了三分钟。彼得待在车里，凯南走到电话前站在那儿等电话铃响。之前彼得已经把那支枪塞进后腰，开车途中他一直感觉到那把枪的压力，后来又把它掏出来，放大腿上。

电话铃响了，凯南拿起电话。八点三十分，对方是在对时行动，还是在监视整个地区？此刻在对街的某一栋楼里，是否正有一个人坐在一扇窗户后面把他们看得一清二楚？

凯南大步踱回车旁，斜倚车身。“韦特兰斯大道。”他说。

“从来没听说过。”

“在弗莱特兰茨区和米尔盆地中间那一带。他告诉我怎么走。法拉格特接弗莱特布什区，从弗莱特布什区上N大道，直走下去就会到韦特兰斯大道。”

“然后呢？”

“去另一个电话亭，韦特兰斯和东六十六街交口。”

“干嘛要这样跑来跑去？你知道为什么吗？”

“想让我们发狂，想确定我们没找后援。我不知道，彼得，或许他们就是想整整我们。”

“这招很管用。”凯南绕到左边，上了车。彼得又说：“法拉格特接弗莱特布什，弗莱特布什接N大道，那应该在弗莱特布什区上右转，到了N大道再左转？”

“右！我是说没错，到弗莱特布什区右转，N大道左转。”

“给我们多少时间？”

“他们没讲，我不记得他们提到时限。但他们说尽快。”

“那大概不能停下来喝杯咖啡了。”

“大概不行。”凯南说。

到了韦特兰斯大道和六十六街转角处，同样情况又演练一遍。彼得等在车里，凯南走到电话前面，电话铃几乎立刻就响了。

绑架者说：“非常好，动作很快。”

“现在怎么样？”

“钱在哪里？”

“摆在后座，用两个塑胶袋装着，都照你们说的。”

“很好。现在我要你和你哥哥沿着六十六街走到M大道上。”

“你要我们走路过去？”

“对。”

“带着钱？”

“不，钱留在原处。”

“留在车子后座。”

“对，车门别锁。”

“我们把钱留在没上锁的车里，然后走到一个街区以外……”

“实际上要走两个街区。”

“然后呢？”

“到了M大道转角处等五分钟，再回你们的车上，开车回家。”

“那我太太呢？”

“你太太很好。”

“我怎么……”

“她会在车上等你们。”

“最好是这样。”

“你说什么？”

“没什么。听着，有一件事我觉得很不妥当，就是把钱留在没上锁的车里，没人看着，万一别人抢先一步怎么办？”

“不用担心，”那男人说。“这个区很安全。”

他们没锁车，把钱留在车上，先走过一条短街，又走过一条长街，走到M大道街口，等了五分钟，然后回头，走回那辆别克的停车处。

我大概还没描述他们的长相吧？凯南和彼得外表看起来就是一对兄弟，凯南身高五英尺十英寸，比哥哥高一英寸，两人体型都像四肢瘦长的中量级拳击手，不过彼得的腰已经开始变粗了。两人都有橄榄色皮肤，黑色直发，偏分，整齐地往后梳。凯南三十三岁，发际已经开始后移，额头显得比较高；彼得虽然长两岁，却还没开始脱发。

他们都是英俊的男人，鼻子长而直，眉骨突出，下面是一对深陷的黑色眼睛。彼得留了个一副小胡子，修剪得很整齐；凯南没留胡子。

如果你以貌取人，又看他们俩不顺眼，一定会先找上凯南。或至少试着去和他较劲。他有那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让人觉得他比较危险，反应会比较突然而且果断。

当时他们俩看起来就是那样，脚步迈得很快，但不是太快，走回凯南停车的地方。车还在原处，仍然没锁。后座的钱已不见踪影，弗朗辛·库利也不见踪影。

凯南说：“操，搞什么鸟事！”

“后车厢？”

他打开前座的置物箱，按下开启后车厢的开关，然后绕到车子后面，拉起车厢盖；除了备用轮胎和千斤顶，后车厢里什么都没有。他刚把后车厢盖上，十几码外的公用电话铃就响了。

他跑过去抓起电话。

“回家去，”那男人说：“或许她在你回去之前就已经到了。”

我依照惯例去我住的旅馆对街转角上的圣保罗教堂参加晚间聚会，可是在休息时间就提前离开了。回旅馆房间后打电话给埃莱娜，告诉他我和米克的谈话内容。

“我觉得你应该去，”她说：“我觉得这个主意挺好。”

“我们一起去如何？”

“我不知道，马修。去的话我就要缺课了。”

她在亨特学院修了一门课，蒙古人统治下的印度艺术及建筑，每周四晚上上课，我打电话过去时她正好下课回家。“我们只去一星期或十天，”我说：“顶多只缺一堂课。”

“一堂课并不是很要紧。”

“就是啊……”

“那我想真正的原因是其实我并不想去。我会变成累赘，对不对？我现在就可以想象你和米克在乡村里冲来撞去，教那些爱尔兰人怎么样才算胡闹。”

“了不起的想象！”

“我的意思是，那是男孩子的聚会，对不对？谁要个女孩跟着呢？真的，我不是很想去，我知道你最近有点烦，我觉得去对你会很好。你从来没去过欧洲？”

“从来没有。”

“米克出国多久了？一个月？”

“差不多。”

“我觉得你应该去。”

“或许吧，”我说，“我再考虑考虑。”

她不在。

整个房子都找遍了。凯南无法自制地从一个房间找到另一个房间，尽管他心里明白这样做毫无意义，她不可能在不触动或解除警报系统的情况下进到屋内。检查过每个房间之后，他走回厨房，彼得正在那儿煮咖啡。

他说：“彼得，真他妈的！”

“我知道，宝贝。”

“你在煮咖啡？我不想喝。如果我喝杯酒会不会影响你？”

“我喝一杯才会影响我，你喝没事。”

“我刚才只是想……算了，我其实根本不想喝。”

“我们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宝贝。”

“大概吧，”他突然转身，“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彼得？他们说她会在车里，结果她不在。他们说她会在这里，结果她还是不在。到底搞什么鬼？”

“也许他们遇到堵车。”

“现在怎样？他妈的坐在这里干等是不是？我连我们在等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拿到钱了，我们拿到什么？狗屁，这就是我们唯一拿到的东西。我不知道他们是谁，在哪里，什么都他妈的不知道，还有……彼得，我们怎么办？”

“我不知道。”

“我觉得她已经死了。”他说。

彼得沉默不语。

“为什么不呢？那些王八蛋！她可以指认他们，杀了她比放她回来安全。杀了她，埋掉，事情就结束了。结案！如果我是他们，我就会这么做。”

“你不会的。”

“我说如果我是他们的话，但我不是！第一，我不会去绑架女人。一个无辜的好心的女人，从来没伤害过任何人，从来没有一点坏心眼……”

“别激动，宝贝。”

他们一再陷入沉默，又重新拾起话头，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半小时之后电话铃响了，凯南一跃而起，拿起电话。“库利先生？”

“她人在哪里？！”

“我向你道歉。我们的计划稍微改变了

一点。”

“她在哪里？！”

“就在你家出去的转角处，呃……第七十九街街口。我想应该是街南侧，街角算过去第三或第四幢房子。”

“什么？”

“消防栓前面违章停了一辆车，灰色的福特天霸。你太太就在里面。”

“她在车里？”

“在后车箱里。”

“你们把她放在后车箱里？”

“里面空气多得很，不过今天晚上很冷，你应该尽快把她弄出来。”

“有钥匙吗？我怎么……”

“锁坏了，你不需要钥匙。”

他顺着街道跑出去，冲过街角，对彼得说：“他是什么意思，锁坏了？如果后车箱没锁，她自己为什么不爬出来？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我不知道，宝贝。”

“也许她被绑起来了，贴了胶布，上了手铐，所以不能动。”

“也许吧。”

“噢，老天，彼得……”

车子果然在那里，一辆年份已久的破烂的天霸，挡风玻璃呈放射状碎裂，副驾驶那一边的车门凹陷得很厉害。后车箱的锁已经整个不见了。凯南霍地把车盖掀起。

里面没人。只有一些包裹，一捆一捆的。不同大小，用黑色塑料袋裹住，用宽胶带绑得紧紧的。

“不！”凯南说。

他站在那儿，不断说“不！不！不！”过了一会儿，彼得把其中一个包裹从后车箱里拿出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切开胶带。他把黑色大塑胶袋拉开——和他们装钱的垃圾袋差不多——从里面拉出一只人脚，自脚踝两寸以上的部位切下。三个脚指甲上涂着指甲油，另外两只脚趾不见了。凯南把头往后一仰，像只狗一般地嚎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