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凜冽,半圆形的月亮高挂在天边,显得异常渺小。本顿和斯卡佩塔朝停尸间走去,几乎没有感受到月光。

人行道上空空荡荡,寥寥几个路人显得百无聊赖。一个年轻人正用纸卷大麻,另一个靠在墙上试图取暖。斯卡佩塔觉得他们仿佛正盯着她的后背,略觉不自在。出名后就总会有这样的感觉。一辆辆黄色的出租车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车顶灯上都是银行和信贷公司的广告,圣诞节后尤其多见,因为刚脱离节日喧嚣的人们开始为生计发愁了。一辆公共汽车的车身上涂了“高谭百事通”的广告,斯卡佩塔心里登时闪过一阵刺痛。

接着她开始感到害怕。本顿似乎感觉到了她的恐惧,悄悄拉住她的手。

“看看我都得到了些什么,”斯卡佩塔有感而发,“我勤勤恳恳工作二十年,尽量避免出风头。现在,先是上了,然后是这个专栏。”

“你不该得到这样的对待,”本顿说,“事情变成这样不是你的错。真是太不公平了。不过你也别往心里去,我们不正是要去解决不公正嘛。别忘了,这是我们的专长。”

“我不会再抱怨了,”她说,“你是对的。走进停尸间是一回事,以怎样的立场看待尸体是另一回事。”

“你尽管抒发不满吧。”

“不了,谢谢你,”她顺势靠在本顿的肩膀上,“我的牢骚发完了。”

车灯照亮了废弃的精神病医院的窗户,铁门旁的小巷直抵蓝砖蓝瓦的法医办公室大楼,两辆黑色玻璃窗的白色运尸车停在路边,等待着执行又一次令人痛心的任务。他们登上门前台阶,迎着冷风。本顿去按门铃,按了一次又一次。

“她也许已经离开了,”他说,“或者不想接待我们。”

“真没意思,”斯卡佩塔说,“她总喜欢让人等。”

这里到处都是摄像头,斯卡佩塔觉得莱诺拉·莱斯特医生也许正笑着通过监视器观察着他们。几分钟过去,本顿正准备离开时,莱斯特医生出现在狭长的玻璃门后,打开了门。她穿着绿色的手术袍,戴着钢丝边眼镜,灰色的头发盘了起来。她长相平平,额头有几道深深的皱纹,眼睛细小,看上去和躲避汽车的麻雀没两样。

一进入简陋的门厅,他们就发现墙上贴着世贸中心的巨幅照片。莱斯特医生让他们跟上,好像他们头一次来这里。

“上星期我听人提起过你的名字,联邦调查局派来查案的几位探员和一个匡提科的计算机专家,似乎在重演《沉默的羔羊》。我记得你以前是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研究室的负责人。你是不是这部电影的首席顾问?他们在调查局观摩了多长时间?安东尼·霍普金斯和朱迪·福斯特表现得怎样?”

“我当时在别处处理案子。”本顿说。

“真是可惜,”莱斯特医生说,“一想到好莱坞会对我们这行发生兴趣,我就精神振奋。这多少是件好事,因为公众对法医的工作以及法医本身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偏见。”

斯卡佩塔想告诉她电影并没有消除偏见,因为电影中最著名的场景发生在殡仪馆,而不是现代化的验尸间,但她终于忍住没说。她想,如果电影中那个死神似的法医病理学家有原型,那非莱斯特医生莫属。

“你们知道现在的情况吗?我整天接到不同剧组的电话,让我当顾问。作家、编剧、制片人、导演,全都一窝蜂地跑来,想看一次尸检,有时你会发现犯罪现场充斥着这些人,叫我反感。算了,不提也罢。”

她快步走上狭窄的楼梯,绿色加长型手术服的下摆不断拍打着膝盖。“至于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我至少接到十几个电话了。我想大概是因为受害者是个侏儒吧。实际上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类人,觉得这次尸检别有趣味。前突的脊柱,O形腿以及突出的额头。当然还有巨脑,大脑的比例异常大。”她一一道来,好像斯卡佩塔不知道。“这在软骨发育不良的人中很常见,不过不会对智力产生任何影响。这位女士应该不笨,所以不能把她的悲惨归因于智商。”

“我不知道你在暗示什么。”本顿说。

“此案的真相远比你看见的要复杂,但也许和你想的有出人。但愿你已经看过了那些现场照片。另外,我准备再给你一套我在尸检过程中拍下的照片。典型的勒杀。我觉得这是一起谋杀案。”

“只是觉得吗?”本顿问。

“此案非同寻常,必须全面考虑。这样矮小的人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可能比一般人更脆弱。特莉身高不过四英尺,体重也只有八十九磅。如果这是次意外,比如说是由狂热的性爱所引起,那么也许我们可以说,一旦情况变得难以控制时,她面临的危险比普通人要大得多。”

斯卡佩塔说:“这张照片上,特莉的腿上有污血和青肿。你觉得这些迹象是否和所谓‘狂热的性爱’有关?”

“也许做爱时一方的情绪突然失控,这种现象我碰到过。鞭打、脚踢,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惩罚超过限度后都会导致死亡。”

他们来到了行政办公区域,地上铺着灰色旧地毯,几扇门都是亮红色。

“我没在特莉身上发现自卫的伤痕,”莱斯特医生继续说道,“所以如果她是被谋杀的,凶手一定是迅速制服了她。可能是用枪,也可能是刀,总之她马上屈服了。但也不能排除她和男友或别的什么人昨天晚上性游戏玩过头的可能。”

“有没有特别的证据表明,我们现在处理的是一件与你所称的‘性游戏’有关的案件?”本顿问。

“首先是现场发现的证据。我认为她在性爱中喜欢把自己想象成别的‘角色’,请允许我这样说。更重要的是,在强奸未遂案中,施害者通常都会解开受害者的衣服。凶手强迫她脱去他的衣服,然后想象着自己将要对她做的事,获得深深的快感。接着他也许马上把她绑了起来,然后用某种利器割开了她身上的浴袍和胸罩,使现场看上去是‘性游戏’的场面。如果受害者本来就喜欢性幻想,现场就更逼真了。从我所陈述的情况看,她的确是个喜欢性爱的人。”

“事实上,捆绑后再割去衣物远比先让她脱掉浴袍可怕。”本顿说。

“不管你怎么看,我是根据多年的法医病理学经验作出的判断。恐怖还是激情,只是你的个人看法。”

“如果只是我的个人看法,我会说明的。”本顿说。

伯格在便笺上作笔记,她和露西挨得很近,两人的胳膊不时地轻轻触碰。她朝着电脑看了一眼,亮白色的数据依然滚动着。她慌忙避开了目光,头又剧烈地疼痛起来。

“你觉得我们有可能把所有的数据都恢复吗?”

“没问题。”露西答道。

“我们能查出近一年电脑里保存过的文件吗?”

“至少一年,等文件全部恢复后我再好好向你解释。必须得等到她保存的第一份文件恢复。虽然我知道现在还不能确定论文作者的身份,但我还是不自觉地把这个人看作女性。”

露西的眼眸是幽绿的,当两人四目相对时,她的目光含情脉脉。

“看来她保存文件的方式和我完全不一样,”伯格说,“换句话说,她好像对那些安装了类似‘非常规’防护软件的人完全没有设防。而我写简报的时候,通常都会保留一个副本,并重命名。”

“这才是正确的做法,”露西说,“但她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复修订和保存同一个文件,覆盖旧文件,真是蠢透了。但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做的。好在每次她修改、保存这份文件,都会在系统上打一个时间戳。在查阅系统文件列表的时候看不到它,但它分布在了广阔的磁盘空间里。电脑会发现这些数据并为其排个序,然后作模式化的分析。比如说,她一天对同一个文件修改几次,这份硕士论文,她每周用多长时间写,是在白天还是晚上。”

伯格一边动笔一边说:“也许通过这种调查,我们能知道她的活动规律和生活习惯。我们也许能发现谁和她有交往。也许会发现她大部分时间躲在公寓里写论文,只在周六晚上见一次奥斯卡,或许她是在别处写论文,甚至很可能是在另一个人的住处。她的生活里会不会还存在另一个人?”

“我可以告诉你她最后一次敲打键盘是在什么时候,”露西说,“但不能确定当时她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查到发送邮件所在地的IP地址,比如某家网吧。但至于文字处理软件,我们就无从确定使用电脑的地点了我们不能断言写论文的地点就是在家里,而断然排除图书馆。如果她总是在家写论文,奥斯卡不可能毫不知情,当然前提是他说的全是真话。你我心里都很清楚,他也有可能是这篇论文的作者。”

“警方并没有在特莉的公寓发现论文所用的调查资料。”伯格说。

“现在很多人使用电子文件,并不需要纸张,许多人一年也用不上一次打印机。我就是其中的一员,不主张纸张存档的做法。”

“只有凯知道特莉或别的什么人收集撰写的内容是否准确。”伯格说,“我们能把所有电子文件完全恢复吗?”

“没有十足把握,我只能说可以把现有文件恢复出来。现代的电脑通常是通过目录索引排序的。每次特莉修订文件时,系统总会为文件创立一个新版本。这就是多份文件副本存在的原因。算了,你也看不了电脑。现在感觉好些了吗?”

露西关切地看着伯格。

“我不是很确定,”伯格说,“也许我真的该走了。我们必须考虑下一步了。”

“与其费劲去想接下去该做的事,不如干脆等在这里看看电脑里会有什么发现。暂时还没什么进展,但你别离开,千万别。”

她们的椅子并排放着,露西在键盘上移动着手指,伯格则在不停地记着笔记。杰特·兰杰尔在两把椅子之间探出了脑袋,伯格开始抚摸它。

“排序很耗时,”露西说,“不过借助最新的电脑调查法,指纹、DNA和现场证据都可以复制到一个名为‘法医科学’的文件夹里。”

“文件更新以后,原文件就找不到了,”伯格说,“我常听人说,一份文件一旦被覆盖,就别想再找到了。”

办公室的电话响了。

伯格说:“是找我的。”

她把手放在露西的手腕上,不让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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