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十一章

本顿坐在他位于认知神经显影实验大楼底层的办公室里。在这片随处可见百年红砖与石板建筑物、果树林和水塘、占地两百三十七亩之广的院区当中，这幢大楼是难得一见的现代建筑物。和麦克连医院大部分办公室不同的是，他这间办公室没有景观可言，窗口对着的是身心障碍者专用停车场，再过去是一条道路，再过去是一片栖息着加拿大野鹅的田野。

他的办公室很小，塞满文件和书籍，位居H形实验室的中央。实验室每个角落各有一台MRI扫描仪，它们的电磁场加起来力量之大，足以让一列火车脱轨。他是唯一在实验室没有办公室的犯罪心理分析专家。由于“掠食者”计划的关系，脑神经专家需要随时请教他。

他打电话给他的研究协调人。

“那位最新的普通实验对象回电了吗，”本顿望着窗外两只野鹅沿着道路闲逛，“名叫肯尼·姜普的？”

“等一下，电话进来了。”不久之后，“韦斯利博士？他在线。”

“喂？”本顿说，“午安，肯尼。我是韦斯利博士，你今天还好吗？”

“还不错。”

“你似乎有点着凉。”

“可能是过敏，我刚才摸了猫。”

“我必须再问你几个问题，肯尼。”本顿看着另一个人的电话面试申请表。

“你已经问了我好多问题。”

“这些问题不太一样。只是例行问答，每个参与我们研究计划的人都必须回答的。”

“好吧。”

“首先，你从哪里打的电话？”本顿问。

“公用电话亭。你不能回我电话，必须我打给你才行。”

“你住的地方没有电话吗？”

“我说过了，我目前住在沃尔瑟姆附近的一个朋友家里，他没有电话。”

“好的，我想和你确认一下昨天你告诉我的几件事，肯尼。你未婚。”

“是的。”

“今年二十四岁。”

“是的。”

“白人。”

“是的。”

“你惯用右手还是左手，肯尼？”

“右手。我没有驾照，无法告诉你号码。”

“无所谓，”本顿说，“没这个必要。”

不只如此，包括向实验对象询问身份证明、为他们拍照以及任何企图查证他们真实身份的行为，都算违反HIPPA法案。本顿继续问了些表格上的问题，问肯尼是否装有假牙或牙套，是否做过移植手术，身上是否有金属片或针，以及他以什么为生。又问，除了猫之外他还对什么过敏，有没有呼吸道毛病或其他疾病和服药习惯，是否曾经受过脑部伤害，可曾想过伤害自己或他人，目前是否正处于治疗期或观察期。他大都回答不是。自愿参加研究计划的正常人实验对象当中有三分之一遭到剔除，因为他们一点都不正常。不过，截至目前肯尼似乎是合适人选。

“过去一个月你的饮酒状况如何？”本顿继续提问，只想快点结束。

电话面试非常冗长乏味。但如果他不自己来，最后还是会被找来听电话，因为他不信任研究助理和其他生手所采集的信息。没道理从街上找来一个不错的研究对象，经过研究人员花了无数宝贵时间进行面谈、诊断访谈、等级评量、神经认知测试、脑部显像和实验程序之后，才发现这人不适合、不稳定或者具有潜在危险。

“偶尔喝一两罐啤酒，”肯尼说，“我不太喝酒，也不抽烟。什么时候开始？广告中说你们会付给我八百美金，出租车钱也由你们出。我没有车，没有交通工具，需要车钱。”

“周五你能来一趟吗？下午两点钟。可以吗？”

“去做CT吗？”

“没错，脑部扫描。”

“不行，周四五点。周四五点就可以。”

“好吧，周四五点。”本顿记下时间。

“派出租车来接我。”

本顿说他可以派出租车去，于是问他地址，但肯尼的回答让他困惑。他要本顿派出租车到埃弗里特的“有始有终”殡仪馆去。他从没听过这家殡仪馆，而且还位于波士顿市郊一个不太平静的地区。

“为什么是殡仪馆？”本顿问，用铅笔敲着表格。

“那里离我住的地方很近，而且有公用电话。”

“肯尼，请你明天再给我打个电话，我们好确认你后天，也就是周四五点来这里的事。好吗？”

“好，明天我同样用这部公用电话打给你。”

韦斯利挂了电话，翻了下工商人名录，看在埃弗里特是否真有这么一家殡仪馆。的确有。他拨电话过去，在线等，边听着Hoobastank乐团的《理由》。

什么的理由？死亡？他不耐烦地想。

“本顿？”

他抬头，看见苏珊·连恩医生拿着一份报告站在门口。

“嗨。”他说着挂断电话。

“我有你的朋友巴吉尔·詹雷特的消息。”她凑近看着他，“你好像很沮丧。”

“我什么时候不沮丧？分析结果出来了？”

“回家去休息吧，本顿，你累坏了。”

“精神太紧张，加上熬夜。快告诉我，巴吉尔老弟的大脑是怎么运作的，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本顿说。

她把那份脑部构造和功能显影分析复印件交给他，开始解释：“对有力的刺激产生渐增的杏仁体活动反应，尤其是对面孔——明显或隐藏地表现出恐惧或负面表情的面孔。”

“这一直是很耐人寻味的一点，”本顿说，“有一天，这也许能告诉我们凶手是如何选择受害者的。在我们的认知中属于惊讶或好奇的表情，在他们眼中很可能是愤怒或恐惧。就这么一发不可收拾。”

“想想还真令人不安。”

“这一点我必须借着和他们谈话的机会深入调查。就从他开始吧。”

他打开抽屉，拿出一瓶阿司匹林。

“还有，在进行认知干扰测试的时候，”连恩医生看着报告说，“他脑部的前扣带皮层背部和膝下皮层有活动减缓的现象，同时背外侧前额叶活动趋于活络。”

“说重点吧，苏珊。我头疼。”

他摇出三颗阿司匹林到手中，没喝水直接吞下。

“你是怎么办到的？”

“经验。”

“总之，”她给巴吉尔脑部分析报告下了结论，“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他的前脑结构出现了一些异常联结，这表示他前脑的信息传递可能有缺陷，才导致异常的反应抑制现象。”

“影响了他监督和抑制行为的能力，”本顿说，“我们那些从巴特勒医院来的可爱客人也有不少类似现象。这符合躁郁症的症状吗？”

“很可能，当然还有其他精神疾病。”

“请等一下。”本顿说着拿起电话，拨了他的研究协调人的分机。

“你能不能查一下电话记录，告诉我肯尼·姜普的公用电话号码？”他说。

“未识别ID”

“哦，”他说，“我从来不知道公用电话会显示‘未识别ID’。”

“我刚和巴特勒医院通完电话，”连恩医生说，“巴吉尔不太好，他希望你能去探望他。”

下午五点半，布劳沃德县法医实验与办公大楼的停车场几乎已经空了。职员们，尤其是非医疗雇员，很少在下班后还留在停尸间。

这座停尸间坐落在西南三十一大道，周围是大片浓密的棕榈树林、长满青苔的橡树和松树林，边上还散落着拖车，相当荒凉。这是一栋用灰泥和珊瑚石建成的平房，典型的南佛罗里达建筑。它的后面是一条狭窄的水渠，渠内蚊虫滋生，甚至还有鳄鱼出没。停尸间旁边是县消防局，里面的急救医疗人员想忘都忘不了那些不幸的患者最后的落脚处就在一旁。

雨差不多停了，到处都是水洼。斯卡佩塔和乔朝一辆银色悍马H2走过去。这车不是她选的，不过很适合用来处理偏僻地带的死亡案件，运送笨重的装备。露西很喜欢悍马，斯卡佩塔则老是为了替这车找停车位伤脑筋。

“我实在想不通怎么有办法在大白天拿着支霰弹枪大模大样地走进去，”乔说，过去一小时中他不断重复着这句话，“一定是事先把枪拆开了。”

“如果拆开之后枪管没有磨光，弹垫上应该会有工具痕迹。”斯卡佩塔回答。

“可是，没有工具痕迹并不代表枪没有被拆开。”

“没错。”

“因为他可能把拆开的枪管磨光过了。要是他这么做了，除非我们先找到枪，否则一切都免谈。目前只知道是十二号口径的枪。”

之所以知道这点，是因为斯卡佩塔在戴姬·西米斯特女士严重受创的脑袋里找到一块雷明顿强力活塞子弹的四瓣塑料弹垫。除了这个，斯卡佩塔能确定的事并不多，包括西米斯特女士遭到攻击的性质，验尸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管她是否遭到枪击，她都很可能会死。斯卡佩塔相当确定，早在凶手把霰弹枪枪口伸进西米斯特女士的嘴里并扣下扳机之前，她就已经昏迷了。要下这结论并不容易。

检查脑袋上大量的迸裂伤口的时候，很可能会把之前发生的致命性创伤掩盖掉。有时候法医病理学也包括整容手术，而在停尸间里，斯卡佩塔尽力把西米斯特女士的头部修复完整，把骨头碎片和头皮前回去，再把头发剃掉，结果她发现位于后脑的一处裂伤和头骨裂痕。撞击点造成的硬脑膜下血肿位于大脑内层，因此能够在遭到枪击之后大致保持原状。

倘若西米斯特女士卧室窗边地毯上的两处污渍是她的血迹，那么那里很可能就是她最初遭受攻击的地点，这也说明了为何她两只手掌上沾着尘埃和蓝色纤维。她被人用钝器猛力敲击后脑，昏倒在地后，攻击者再将八十六磅重的她抱起来，放到床上。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轻易地把一支拆开的霰弹枪装进背包里。”乔说。

斯卡佩塔将遥控器对着那辆悍马，打开车锁，疲累地回答：“不见得。”

她觉得乔很烦人，对他越来越感到厌烦。

“就算你把枪管锯掉十二甚至十八英寸，把枪柄锯掉六英寸，”她说，“至少还剩下十八英寸长的枪体，假设是自动上膛的霰弹枪的话。”

她想起那个柑橘巡查员身上的黑色袋子。

“如果是唧筒式霰弹枪，剩下的部分就更长了，”她补充说，“无论哪一种都无法装进背包里，除非是很大的背包。”

“大提袋应该可以。”

她想起那个柑橘巡查员，想起被他拆成几段然后装进黑袋子里的采果器。以前她也见过柑橘巡查员，但不记得他们曾经使用采果器，通常他们都只检查手够得到的果实。

“我敢说他一定是用大提袋。”乔说。

“我也不知道。”她真想对他大吼。

在整个验尸过程中，他不停地絮叨、猜测，武断地表达意见，让她几乎无法思考。他觉得有必要说出他正在做的每个动作和他写在夹板备忘录上的每件事。他觉得有必要告诉她每个器官的重量，还根据西米斯特女士胃里残留的肉和蔬菜来推测她最后用餐的时间。他刻意让斯卡佩塔听见当他用手术刀切开部分阻塞的冠状动脉时，其中的钙质沉淀发出的沙沙声，并宣布她或许是死于动脉粥状硬化。

哈，哈。

反正西米斯特女士的日子也已经不多了。她有心脏病，有肺粘连，或许以前感染过肺炎。她的脑部严重退化，说不定患有阿兹海默症。

“就算你没被谋杀，你也活不了多久。”乔说。

“我在想，他也许是用枪托敲她的后脑，”他又说，“你知道的，像这样。”他拿着假想的霰弹枪枪托撞击假想的脑袋。“她的身高还不到五英尺，”他继续编剧本，“所以，如果想用重达六七磅的枪托敲她的后脑勺，假设枪没有锯断，他的身材也不能太矮小，而且至少得比她高。”

“这还很难说，”斯卡佩塔回答，把车驶离停车场，“必须考虑他和她的相对位置，还得考虑其他许多因素，况且我们也还无法确定她的伤口是枪托造成的，连凶手是男是女都还不知道。要小心，乔。”

“小心什么？”

“当你如此热心地推论她是如何死的，为何死的，你恐怕会把理论和事实混淆不清，有落入凭空臆测的危险。这不是现场模拟，是一个真实的人，她真的死了。”

“多点创意又有什么不对。”他直视着前方，薄薄的嘴唇和尖翘的下巴回到他使性子时的惯常模样。

“创意很好，”她回答，“创意可以提供新的角度，但不见得要去编造你在电影或电视剧里看见的那些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