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抚慰黑夜行者 第九章 杀手另有其人

“咱们这是一次远距离投篮，你明白了吗？”我说，“很可能什么也找不着。”

“这我知道。”德博拉说。

“咱们在这儿没有司法权。这里是布劳沃德县的管辖范围，而布劳沃德县警察局的那帮伙计跟咱们的关系不怎么样，所以——”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德克斯特，”她打断我的话说，“你跟一个女中学生似的唠唠叨叨个没完。”

也许她说的是事实，不过她这样抢白我也太过了点儿。德博拉的神经就像一束紧紧捆扎着的钢丝。我们的汽车离开索格拉斯高速公路，朝欧迪办公用品中心的停车场驶去。她把嘴唇咬得更紧了。我几乎可以听见她的下颌在嘎吱作响。“整个儿一中看不中用的花瓶。”我自言自语道，德博拉显然听见了。

“去你妈的。”她说。

我的目光从德博拉冷峻的侧脸转移到室内运动场上。在那一刹那，清晨的阳光照在上头，运动场的大楼看上去就像四周环绕着一群飞碟。原来，大楼的四周安装着固定的照明装置，看上去像一个个巨大的钢铁蘑菇。当时一定有人告诉过建筑师这些东西很独特，而且很可能还说过“很有青春活力”之类的话。我可以肯定，如果光线投射过来的角度适宜的话，也的确如此。

我们的汽车绕着运动场兜了一圈，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人。在兜第二圈的时候我们看到一辆破旧的丰田车在一道门前停着。汽车副驾驶座的车门紧闭着，因为车窗里面有一个绳圈伸出来紧紧地套在车门的把手上。德博拉停下车来，打开驾驶室的门，不等汽车完全停稳就一下子跳了下去。

“请问，先生……”她对从丰田车上下来的那人说。那人五十岁上下，身材矮胖，上身穿着蓝色的尼龙夹克，下身是一条邋遢的绿色裤子。他瞥了一眼德博拉身上的制服，顿时紧张起来。

“什么？”他说，“我没干啥坏事呀。”

“先生，你在这儿工作吗？”

“是呀，不然早晨八点就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请告诉我你的姓名，好吗？”

他伸手到口袋里去掏钱包：“斯蒂芬·罗德里格斯。我有身份证。”

德博拉一挥手让他拿回去。“不必了，”她说，“先生，这么早，你到这儿干吗来了？”

他耸了耸肩膀，把钱包塞进口袋：“大多数时候我得早点儿来，不过球队这会儿都在路上——温哥华队、渥太华队还有洛杉矶队。所以我今儿来晚了点儿。”

“这会儿里头还有别人吗，斯蒂芬？”

“没有，就我一个。他们都起得很晚。”

“晚上怎么样？有保安在这儿值班吗？”

他用手画了一个圈：“晚上保安只到停车场那儿转悠一下，完了马上就走。大多数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这儿。”

“你是说，你总是第一个进到里头去？”

“是呀，我说什么了？”

我下了车，靠在车上。“是你开赞博尼磨冰机给早上训练的运动员磨冰吗？”我问他。德博拉瞥了我一眼，一副生气的样子。斯蒂芬偷偷看了我一眼，立刻注意到了我身上整洁的夏威夷衬衫和华达呢便裤：“你算什么警察，哈？”

“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警察，”我说，“在实验室工作。”

“哦哦哦，那就对了。”他说着，不住地点头，好像要表达什么意思似的。

“是你开的赞博尼磨冰机吗，斯蒂芬？”我又重复了一遍。

“是呀，这您知道。比赛的时候就不让我开了，是那些穿西服的伙计开。他们喜欢让小伙子开。大概是什么名人。一边开着磨冰机绕球场转圈，一边挥手，就那个鸟样儿。我只是为早上训练的伙计磨冰。早上球队都在城里，这会儿他们还在路上，我就来晚了点儿。”

“我们想到运动场里面去看一看。”德博拉说，显然因为我抢了她的话头而感到恼火。斯蒂芬转身面对着她，一只眼睛里面闪烁着一丝狡黠的光芒。

“可以，”他说，“你们有搜查令吗？”

德博拉的脸一下子红了，跟她身上那套制服的蓝色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此刻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在斯蒂芬面前摆谱。我对她太了解了，她一旦意识到自己脸红是会发脾气的。一来我们没有搜查令，二来也说不出一个理由可以跟正式的公务沾上边，因此我觉得发脾气并不是最好的策略。

“斯蒂芬……”我不等德博拉说出“对不起”之类的话就抢着说。

“啊？”

“你在这儿工作多久了？”

他耸了耸肩膀：“打这个地方开张起。在那以前嘛，我在老运动场还工作过两年。”

“那么上个星期他们在冰上发现死尸的时候，你就在这里工作喽？”

斯蒂芬的目光游移了。他的脸由黑变绿，使劲儿咽下一口唾沫。“老兄，我可不愿意再看到那样的玩意儿了，”他说，“绝对不愿意。”

我点点头，假装很同情他。“我并不怪你，”我说，“我们也就是为这个才来的呀，斯蒂芬。”

他皱起眉头：“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瞥了一眼德博拉，想看看她是不是有掏枪之类威胁的举动。她双唇紧闭，很不满意地瞪着我，同时跺了一下脚，但是没有吭气儿。

“斯蒂芬，”我朝他走近一步，极力用那种既信任他又不失威严的口吻对他说，“我们估计今天早上你进去开门，很可能会看到同样的东西在那里头等着你。”

“去他妈的！”他大声吼叫起来，“我可不想跟那种事情沾上边。”

“你当然不想喽。”

“我他妈的管那些屁事干吗呀？”他说。

“没错，”我赞许道，“那么干吗不让我们俩先进去瞧瞧？只是去弄个明白。”

他目瞪口呆，看了我片刻，这时德博拉仍皱着眉头——她这副模样在制服的衬托下显得很可爱。

“我会惹上麻烦的，”他说，“会丢掉工作的。”

我做出同情他的样子微笑着说：“不然的话，你自个儿进去会发现一大堆切割下来的手和腿，而且这次还不只是一具死尸的。”

“他妈的，”他又骂了一句，“这么说我惹上麻烦，丢了工作了，哈？我干吗要干那种事呀，哈？”

“那你的公民意识呢？”

“得了吧，老兄，”他说，“你他妈的就别跟我扯淡了。要是我丢了工作，你还会放一个屁不成？”

他并没有朝我伸出手来，我想他还算是很斯文的，不过他显然是想让我们给他一点儿小礼物，作为他丢掉工作的补偿，而这在迈阿密是很通情达理的想法。可是我身上就带了五美元，我还得去吃一个油煎饼，喝一杯咖啡。于是我做出那种很大方、很理解他的样子点了点头。

“你说得对，”我说，“我们只是不想让你去看那些尸体残肢。我不是说了吗，这次那些玩意儿可多着呢。但是我绝不想让你丢掉工作。打扰你了，斯蒂芬。祝你今天开心！再见了。”我朝德博拉一笑，“走吧，警官。咱们到另外一个现场去找指头去。”

德博拉还是皱着眉头，不过她天资聪颖，知道要把这场戏演下去。她打开车门，我朝斯蒂芬一挥手，就钻进了车里。

“等等！”斯蒂芬喊道。我露出礼貌而又很感兴趣的神情瞥了他一眼。“我向上帝发誓，我绝对不想再看到那些狗屁东西。”他说着，瞅了我一会儿，大概是希望我慷慨解囊，递给他一把克鲁格金币。可是，我已经说了，我脑子里这会儿念念不忘的是那个油煎饼，所以我的心并没有软下来。斯蒂芬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唇，然后一阵风似的转身走到那扇门前，将一把钥匙插进锁孔。“进去吧。我就在外头等着。”

“你打定主意——”我说。

“得了吧，老兄，你还想我倒找你几个钱不成？进去吧！”

我站起身来，冲德博拉笑了。“他打定主意了。”我说。德博拉一个劲儿地冲我摇头，那模样既是小妹妹耍性子，又是女警察在发怒。她从汽车另一边绕过来，第一个进了门，我跟在她身后。

运动场里面漆黑而凉爽，我对这倒不感到意外。毕竟这里是冰球场，又是早晨。斯蒂芬肯定知道电灯开关在哪儿，可他就是不告诉我们。德博拉从腰带上解下一个大手电筒，灯光不停地在冰面四周晃动着。我屏住呼吸，看着灯光照在一端的球门网上，然后又照在另一端的球门网上。接着她把灯慢慢地照着球场的边线，停了一两次，然后转身面对着我。

“什么也没有，”她说，“真他妈的见鬼。”

“你好像很失望嘛。”

她朝我哼了一声，转身往外面走。我仍然站在球场的中央，感到阵阵凉意从冰面上升起，心里想着一些很开心的事。更准确地说，我想的不只是我的开心事。

因为就在德博拉转身出去的时候，我听见从肩膀上方传来一个细小的声音，一阵冷酷的干笑。就在德博拉离开的时候，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冰面上，闭上眼睛，聆听着我那位老朋友对我说的话。我听见了他的暗笑，听见他在我的一个耳朵旁边轻轻地嘀咕着一些可怕的东西，与此同时我的另一个耳朵听到德博拉在让斯蒂芬进来开灯。几分钟后斯蒂芬把灯打开了，就在这时，那个古怪而细小的声音带着欢快的情绪和善意的恐惧骤然升高。

“那是什么？”我很礼貌地问。唯一的答案就是一种如饥似渴的快乐在心头澎湃。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突然我听到一声尖叫，但并不感到特别惊讶。

斯蒂芬的叫声真吓人。他那粗哑的嗓音就像是给人卡住了脖子似的，更像是大病中痛苦的哀号。这位老兄叫喊起来一点儿美感都没有。

斯蒂芬的叫喊声刚刚发出，我耳边的嘀咕声就停止了。毕竟，那声叫喊把所有的信息都传达出来了，对不对？我睁开眼睛，正好看见斯蒂芬从室内运动场那边的储藏室里跳出来，扑通一声摔到冰球场上。他跌跌撞撞地在冰面上走着，一会儿脚下打滑，一会儿摔倒在地上，粗哑的嗓门儿不住地用西班牙语嘀咕着，最后他的脑袋一下子撞在了冰球场边的护板上。他双手撑着地爬起来，朝门那边走去，嘴里还在恐惧地嘟囔着。刚才他摔倒的时候在冰面上留下了一小块血迹。

德博拉飞快地从门外走进来，拔出手枪，斯蒂芬从她的身边爬到门外，一下子栽倒在外面的阳光下。“是什么？”德博拉说着，举起了武器。

我歪着脑袋，听见了最后一声干笑的回音，这时那个恐怖的咕哝声仍在我的耳边回响，我全明白了。

“我估计斯蒂芬发现了什么。”我说。

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把警察政治学讲给德博拉听，但是这门学问是那样纠缠不清，那样盘根错节。如果你把两个相互不服气的执法机构聚到一起，让他们联手办案，侦查工作的进展就会十分缓慢。斯蒂芬呼天抢地的大喊大叫过去几个小时了，关于司法权问题的争吵才算平静下来，我们这边的侦破小组才真正开始检查斯蒂芬这位新朋友在储藏室里发现的东西。

与此同时，德博拉大部分时间都站在一边袖手旁观，极力控制自己的急躁情绪，却没有花足够的力气把这种情绪隐藏起来。马修斯局长在拉戈塔探长的陪同下来到了现场。他们俩跟布劳沃德县警察局的穆恩局长和麦克雷兰探长握手。双方很有礼貌地争论了好长时间，其要点是，马修斯理性地断言，在布劳沃德县境内发现的六只手臂和六条腿正好与戴德县警察局在自己管辖区域内发现的那三颗人头相匹配。他用那种过于友好而简单的措辞说，他那边发现了三颗没有躯体的人头，然后三具毫不相干的无头躯体就一定会在这里出现，这样的推断是很牵强的。

穆恩和麦克雷兰运用相同的逻辑推理指出，迈阿密那边经常发现人头，但是这在布劳沃德县境内却是比较罕见的，因此，他们这边把问题看得要严重一些，而且不管怎么说，在初步的侦查工作结束之前，很难断定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初步的侦查任务理所当然应该由他们这边来承担，因为案发地点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当然，一旦有了新发现，他们很乐意通报。

这个提议马修斯当然无法接受。他谨慎地解释说，布劳沃德县警方不知道该去找什么，因此很可能会出现疏漏，甚至毁坏关键的物证，而出现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无能或愚蠢所致。马修斯肯定地说，从各个方面来看，布劳沃德县的警察都是很能干的。

穆恩自然没有抱着愉快的合作精神接受这个建议，他带着一点儿小小的情绪回答说，这样就意味着他领导的警察们是一帮二流的呆子。讲到这一点，马修斯局长连忙礼貌地回答说：“哦，不，绝不是二流的。”我敢肯定，如果不是佛罗里达州司法厅那位先生及时赶到进行调解，双方很可能会抡拳头干起来。

佛罗里达州司法厅是联邦调

查局州一级的执法单位，在本州范围内随时随地都有司法权。跟联邦调查局那些家伙不同的是，绝大多数地方警察都很尊重他们。刚才提到的那位官员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刚刚理过发，胡子刮得很干净。在我看来这人的外貌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可是当他走到两位人高马大的警察局局长中间时，两个人立马就闭上了嘴，各自朝后退了一步。他三下五除二就把争论的问题解决了，把人员组织了起来。很快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多条人命案的犯罪现场，一切都是那样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佛罗里达州司法厅的这位大人规定，调查工作由戴德县警察局负责，除非有肌肉组织样本证明这里的尸体残肢与迈阿密那边发现的人头之间没有联系。从眼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意味着马修斯局长将第一个接受记者的拍摄，而这时门外已经聚集了一大群记者。

未婚天使安杰尔到达之后就开始工作。我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案子里头还有许多值得我进一步思索的东西——屠杀和转移尸体已经够刺激了，但问题还不只是这些。刚才在大部队到达之前我已经偷偷地瞅了一下斯蒂芬那个令人恐惧的小储藏室。

几个小时前，斯蒂芬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储藏室，嘴里含含糊糊地抱怨着，像一头猪给葡萄柚卡住了喉咙似的。我立刻钻进那间小储藏室，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他那么大惊小怪。

这一次尸体残肢没有细心地包裹起来，而是分四堆摊放在地上。我仔细查看，忽然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

一条腿竖着放在储藏室左边，颜色苍白，没有血迹，略显出一种蓝白色，踝骨上戴着一条金链子，链子上有一个心形的坠子。真的非常精巧，一条大腿上看不到一丝血迹，罪犯的手法的确高超。两条黑色的手臂也是齐刷刷地切割下来的，胳膊肘弯曲朝前，跟那条腿平行摆放着。这一堆的旁边几个肢体都在关节处弯曲，摆成两个大圆圈。

我注视了片刻，眨巴了一下眼睛，忽然看出其中的门道儿来了。我极力皱着眉头不让自己像一个女中学生似的笑出声来，刚才德博拉不是说我像个女中学生吗？

凶手把死尸的手臂和大腿摆成了三个英文字母——B—O—O，这三个字母组合起来的英语单词是“嘘”的意思。

三具尸体的躯干被精心地摆放在“B—O—O”的下面，呈扇形，看上去就像万圣节戴着化装面具的人在微笑。

真是个无赖。

一方面我十分钦佩这个恶作剧中的调侃，另一方面我又感到纳闷儿：为什么凶手要在这个地方，在一个储藏室里展出他的作品，而不是在冰球场上？如果是在冰上展出，能看到的人就要多得多。这个储藏室很宽敞，这自不必说，但也只是刚刚够他展出这么多东西。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就在我纳闷儿的时候，运动场外面的门哐啷一声慢慢地打开了，毫无疑问，警察局的第一批成员已经到达。过了一会儿，一股冷风从敞开的大门外吹到冰面上，吹到我的背上——

冷风吹在我的背上，我体内一股暖意也随之向上升腾。这股暖意像一个灵巧的手指头不断往上爬，直达意识深处。我感觉到黑夜行者为某种我既没有听见也没有理解的东西高声叫好。

准确无误。这里的一切都是准确无误的，我体内那位不动声色、喜欢搭便车的黑夜行者对此很开心，很激动，很满意，我自己却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种奇怪的想法越过各种思绪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幅场景很熟悉。不等我对这个奇怪的发现做进一步的探索，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矮矮胖胖的小伙子就催促我走开，让我举起手来。毫无疑问，在刚才到达的队伍里他是走在最前头的，他一本正经地把枪口对着我。脸上黑色的眉毛形成一道直线，看不到前额。这个家伙看上去呆头呆脑的，十分粗野，这种人很可能会对无辜的人——包括我在内——开枪。我从储藏室里走了出来。

不幸的是，我的退出让储藏室里那个艺术模型显露了出来，这个小伙子忽然忙着找一个地方来装他吃进肚子里的早餐。他把早餐吐进了三米外的一个大号垃圾箱里，呕吐的声音十分刺耳，令人生厌。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等着他吐完。

又一群身穿制服的人匆匆赶到，没过多久这位像猴子一样乱吐食物的朋友周围已经有好几个伙计跟他一道分享起了垃圾箱。这些家伙呕吐的声音太难听了，而朝我这边飘过来的气味更让人作呕。但是我仍然很有礼貌地等着他们吐完，因为手枪的奇妙之处在于持枪的人即便是在呕吐的时候也可以朝你开火。不过，这时一个穿制服的伙计挺直了身体，用袖子擦了擦脸，盘问起我来。他揪着我，把我推到一边，命令我不准到任何地方去，不准动任何东西。

没过多久马修斯局长和拉戈塔探长也来了，等到他们俩接管现场的时候，我感到轻松了一些。虽然现在我可以去一些地方，也可以动一些东西了，但我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考虑问题。而我考虑的问题令人烦躁。

为什么储藏室里的展览看上去很熟悉？

今天早上我有一个白痴的念头，认为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干的。如果否定这个念头，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我看到眼前的景象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反而还觉得很有意思。当然，这不是我干的。我也为那个愚蠢的念头感到可耻。那样的想法就是花上一点儿时间去嘲笑都不值得。简直是荒唐透顶。

那么——为什么我会觉得很熟悉？

我叹了一口气，又有了一种新的感觉，那就是迷惑不解。我简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自己是事件的一部分。我能感觉到在自己这个曾经很高傲的大脑内，那些小小的车轮脱轨而出，滚到了地面上。哐啷，哐啷。哟，德克斯特脱轨了。

幸运的是，还没等一场灭顶之灾降临到我的头上，德博拉就来到了我的身边。“走吧，”她生硬地说，“跟我上楼去。”

“我可以问一问干吗去吗？”

“咱们去找办公室的职员谈谈，”她说，“看他们是不是知道一些情况。”

“如果有办公室的话，那里面的人肯定知道一些情况。”我鼓励她道。

她看了看我，然后转过身去。“走吧。”她说。

也许是她那种命令的口吻起了作用，我顺从地跟着她走了出去。我们俩来到运动场那边我刚才坐过的地方，然后走进大厅。布劳沃德县的一名警察站在电梯旁，我还看见在一排玻璃门的外面也有几个警察站在一道警戒线的旁边。德博拉大步走到电梯旁边那个警察跟前说：“我姓摩根。”那个警察点了点头，按了一下上楼的按钮。他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就算是跟我打了招呼。“我也姓摩根。”我告诉他。他只是看着我，然后扭过头去盯着外面的玻璃门。

一阵悦耳的铃声过后，电梯到了。德博拉昂首阔步地走进去，玩儿命似的按按钮，那个警察不禁抬起头来看着她，电梯门慢慢关上了。

“干吗这么愁眉苦脸的，老妹？”我问她，“这不正是你想干的吗？”

“谁都知道这只不过是为了工作临时摊派给我的一件差事。”她咆哮道。

“这可是侦探级的差事啊。”我告诉她。

“拉戈塔这个婊子也来插手，”她咬着牙说，“我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完了之后还得回去干那种冒充妓女的勾当。”

“哦，天哪。还是去穿你那身性感衣服？”

“是穿那身性感衣服。”她说，还没等我想出一句有效的话来安慰她，电梯就已经到了办公室的那个楼层，电梯门慢慢地开了。德博拉昂首阔步地走出去，我紧随其后。我们很快就找到了职员休息厅，办公室的职员都被召集到这里，等候威严无比的法律腾出时间之后降临到他们的身边。休息厅的门边站着布劳沃德县的另一名警察，德博拉朝门边这个警察一点头，走进了大厅。我索然无味地跟在她后面，脑子里仍在想自己的事情。过了一会儿，我突然从沉思中惊醒，只见德博拉猛地朝我扭过头来，领着一个面色阴沉、胖乎乎的小伙子朝大门那边走去。这个小伙子留着一头蓬乱的长发。我跟了过去。

她把那个小伙子与众人隔离开来进行单独讯问，对于警察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工作程序，但是说老实话，我的心头仍然没有燃起希望的火苗。这些人绝不可能提供任何有意思的情况，关于这一点我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完全是为了给德博拉安排一个任务，是毫无意义的例行公事，而这项任务还是局长看在她立过功的分儿上摊派给她的。在局长的眼里，她仍然是个惹人讨厌的小妞，于是局长就把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侦探工作交给了她，一方面不让她闲着，另一方面可以把她调走，免得她老在局长跟前晃来晃去的。我之所以跟着她，是因为德博拉想把我带在身边。

德博拉把这位阴郁先生带到大楼后部的一个会议室里。会议室正中间摆着一张栎木长桌和十把黑色高背椅，墙角是一张书桌，上面有一台电脑和一套视听设备。德博拉和那位脸上长满了青春痘的年轻朋友坐了下来，你对着我皱眉，我对着你皱眉。我慢慢走到书桌跟前。书桌旁边的窗户下面立着一个书架。我朝窗外望去，差不多就在我的正下方，越来越多的记者和警车聚集在门口，就是刚才我们俩和斯蒂芬一起进来的那道门。

我瞅了瞅书架，打算收拾出一块干净的地方，然后将身体靠在上面，这样就可以很知趣地与他们保持距离。书架上放着一大堆马尼拉文件夹，文件夹的顶部有一个灰色的小玩意儿，方方正正的，看样子是塑料的。一根黑色的电线从那玩意儿里头伸出来，连接在电脑后面。我拿起那个玩意儿，挪动了一下。

“嘿！”那个面色阴沉的家伙说，“别乱动我的网络照相机！”

我看了德博拉一眼。她也看着我，我确确实实看见她的鼻孔乱跳个没完，就像起跑门前的赛马似的。“叫什么来着？”她轻声问道。

“我的镜头刚才是对着入口的，”他说，“这下子得重新调了。我说，老兄，你干吗要乱动我的东西呀？”

“他说叫作网络照相机。”我告诉德博拉。

“就是照相机呗。”她对我说。

“是呀。”

她转过身去，面对着那位帅哥王子：“是开着的吗？”

他张口结舌地看着她，仍旧理直气壮地皱着眉头：“什么？”

“照相机，”德博拉说，“没坏吧？”

他哼了一声，然后用一个指头擦了擦鼻子：“你说呢，要是坏了还不把我给急死了呀？两百美元哪。没坏，好着呢。”

这个家伙仍然用那种单调、低沉的声音嘟囔着，我看着窗外照相机镜头对着的地方。“我网址什么的都有。Kathouse.。在这个网站上可以看到我们办公室的团队什么时候到这儿来，什么时候离开。”

德博拉迈着轻盈的步伐走了过来，站在我的身边，望着窗外。“是对着门的。”我说。

“嚯，”那位朋友开心地说，“要不然别人怎么能在我的网站上看到咱们这个团队呢？”

德博拉转身看着他。过了大约五秒钟他脸红了，低头看着桌子。“昨天晚上照相机是开着的吗？”她问。

他没有抬头，低声嘟囔着：“我估计是开着的。”

德博拉朝我转过身来。她的计算机知识仅限于填写标准的交通肇事报告。她知道我在这方面的知识要多一些。

“你是怎么设置的？”我对着小伙子的头顶问，“图像是自动存档吗？”

这一次他抬起头来。“存档”是计算机的行话，看样子这个词儿用对了。“是呀，”他说，“每十五秒钟刷新一次，就把图像存到硬盘上了。我通常是在早上删除的。”

德博拉抓着我的手臂，力气太大，把皮都抓破了。“今天早上你删除过了吗？”她问小伙子。

小伙子的目光游移开去。“没有，”他说，“你们这帮人进来的时候脚步声咚咚地响个没完，又是叫又是喊的。我连电子邮件都没顾得上看。”

德博拉看了我一眼。“太棒了。”我说。

“过来。”她对那个哭丧着脸的朋友说。

“哈？”

“过来。”她重复了一遍。小伙子慢慢地站起身来，张着嘴巴，不停搓着手。

“什么？”

“先生，您能到这儿来一下吗？”德博拉下了命令，那种口气是经验老到的警察才有的。小伙子磨蹭了半天才慢慢挪动身体，走了过来。“让我们看一看昨天晚上拍下的照片，可以吗？”

他张口结舌，看着电脑，然后又看着德博拉。“为什么？”他说。啊，人类的智慧是多么神奇呀。

“因为，”德博拉谨小慎微，慢声慢气地说，“我估计你已经把杀手的照片拍下来了。”

他瞪着德博拉，接着眨巴了一下眼睛

，脸忽地一下红了。“没门儿。”他说。

“有门儿。”我告诉他。

他瞪着我，然后又瞪着德博拉，张着嘴，下颌低垂。“讨厌，”他吸了一口气，“没什么鸟玩意儿吧？我的意思是——”他的脸更红了。

“我们可以看看照片吗？”德博拉说。他一动不动地站了一秒钟，然后坐到书桌前的椅子上，抓着鼠标。屏幕上顿时出现了画面。他愠怒地敲打着键盘，点击着鼠标：“从什么时间开始？”

“大伙儿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德博拉问他。

他耸了耸肩膀：“昨天晚上大楼是空的。大概八点钟人就走光了。”

“从半夜十二点开始。”我说。他点了点头。

“好吧。”他说，默默地忙活起来。“要命，”他嘟囔道，“看样子只有600兆赫。他们又不肯拿去升级。总是说够了够了，可是那么慢，就是出不……好了。”他的前一句话没说完就突然打住了。

显示器上出现了一幅阴暗的图像，是我们脚下那个空荡荡的停车场。“半夜十二点。”他说，眼睛盯着屏幕。十五秒钟之后图像又转换成另一幅。

“就这玩意儿咱们得看上五个小时？”德博拉问。

“往下翻吧，”我说，“找一找汽车前灯之类移动的东西。”

“好吧。”他说着，飞快地点击起来，图像以每秒钟一幅的速度翻动着，刚开始这些图像没有太大的变化，画面上都是那个停车场，图像的边缘有明亮的灯光。翻了大约五十幅照片之后，又一幅图像跳入眼帘。“卡车！”德博拉说。

那位可爱的傻帽儿摇着头。“保安队的车。”他说，第二幅照片上果然是一辆保安队的小汽车。

他继续点击鼠标，照片一幅一幅地往后翻动，都是一个样儿，没有什么变化。每翻动三四十幅照片都能看到保安队的一辆汽车经过，接下来就什么也没有了。就这样又过了好几分钟，情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长串的空白。“坏了。”这位大胖脸的新朋友说。

德博拉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是照相机坏了吗？”

小伙子抬起头来看着她，脸又红了，然后目光游移开去。“保安队的那帮浑蛋，”他解释说，“整个儿的一群饭桶，每天晚上大概是在三点，他们就把车停在对面，完了就去睡大觉。”他朝屏幕点点头，上面的图像不断地翻动着，但毫无变化。“瞧见了吗？喂！保安先生？辛苦了。”他的鼻孔深处发出一声微弱的声响，我估计他是在笑。“也不是特别辛苦！”他又哼了一声，然后继续翻动照片。

突然——

“等等！”我大声喊道。

屏幕上一辆载重汽车跃入眼帘，地点就是我们脚下那个门前。再下面那幅照片的图像又不同了，一个男人站在卡车旁。“你可以把距离搞近一点儿吗？”德博拉问。

“拉近距离。”不等他再次皱起眉头我忙说。他把光标移到屏幕上那个阴暗的人影身上，然后点击鼠标。照片唰地一下变大了。

“分辨率只能是这个样儿了，”他说，“像素——”

“住口。”德博拉说着，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简直都要把照片熔化了。我也瞪着照片，一下子明白了她为什么那么激动。

四周一片漆黑，那个男人离得太远，看不清楚，但是从那几个可以分辨的细节来看，这个人看上去非常熟悉：他在电脑图像上一动不动地站立着的那副模样儿，两只脚平分身体重量的那种姿势，还有身体轮廓给人的总体印象。尽管图像很模糊，把这些细节综合起来却很能说明问题。我脑后隐秘处一阵咝咝的暗笑声越来越大，像波浪一样涌来，宛如一架大钢琴在我的耳边演奏，这人看上去太像——

“德克斯特？”德博拉说着，声音低沉而沙哑，好像给人掐住了脖子似的。

太像德克斯特了。

我断定德博拉把那位年轻的心烦意乱的先生带回大厅去了，因为当我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站在我面前的只有她一个人。这会儿尽管她穿着蓝色制服，但那模样根本不像警察。只见她满脸忧愁，好像不知道应该喊叫还是哭泣，就像一个做妈妈的，自己特别宠爱的小儿子给她丢了大面子。

“怎么样？”她问。

“不怎么样，”我说，“你呢？”

她一只脚朝椅子踢去，椅子倒在了地上。“真他妈的见鬼，德克斯特，你就别跟我耍那些狗屁滑头了！跟我说说。告诉我那不是你！”我哑口无言。“嗯，好吧，要不告诉我那就是你得了！跟我说说呀！说什么都成！”

我摇了摇头。“我——”我真的没什么可说的，于是又摇摇头，“我非常肯定那不是我。”我说，“我的意思是，我认为那不是我。”这话在我自己听来都不大站得住脚。

“你说‘非常肯定’是什么意思？”德博拉质问道，“那意思是不是说你不能肯定？是不是说照片上的那个人有可能就是你？”

“嗯，”我说，总的来说这不失为一个机敏的答复，“可能吧，我不知道。”

“你说‘我不知道’，那意思是说你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告诉我，还是说你真的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不是你？”

“我非常肯定那不是我，德博拉，”我重复道，“但是我真的说不准。看上去是很像我，对不对？”

“放屁，”她说着，又朝躺倒在地上的椅子踢了一脚，椅子撞上了桌子，“真他妈的见了鬼了，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这很难说清楚。”

“试试！”

我张开嘴，但是什么也说不出来，这是我平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此刻仿佛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不再那么平庸，而我也不再那么聪明了。“我只是……一直做着好多……的梦，但是……德博拉，我真的不知道。”我说，其实这几句话都是嘟囔出来的。

“放屁！放屁！放屁！”德博拉说着，又是踢踢踢。

她对情况的分析不由得我不赞成。

那些愚不可及、自我毁灭的念头此刻又闪现在我的脑海里，讥笑着我。那当然不是我——怎么可能是我呢？如果是我的话，我自己难道会不知道？乖乖，显然不是的。你的的确确一无所知。我们人类那个深邃、黑暗、模糊的小脑袋会把现实中游进游出的所有东西都告诉我们，但照片是不会撒谎的。

德博拉又对那把椅子发起了新一轮残暴的攻击，然后站直身子。她的脸涨得通红，眼睛也比任何时候都像哈里的眼睛。“好吧，”她说，“就这样好了。”她眨了一下眼睛，停了片刻，我们俩都明白她刚才说的话很符合哈里的行为准则。

有那么一秒钟，哈里出现在这个屋子里，就站在我和德博拉的中间。我们兄妹俩的差别太大了，但都是哈里的孩子，是他那同一份遗嘱中截然不同的两种笔迹。这时德博拉脊梁骨上那种刚强的东西不见了，她变得很有人情味儿，我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她这样了。她久久地凝视着我，然后把目光移开。“德克斯特，你是我哥哥。”她说。我可以肯定这话并不是出自她的初衷。

“谁也不会责怪你的。”我告诉她。

“见你妈的鬼，谁叫你是我哥哥！”她咆哮着，那种怒不可遏的疯狂把我惊呆了，“我不知道你跟爸一块儿干了些什么，这种事你们俩谁也没跟我讲过。可是我知道要是换了他该怎么办。”

“大义灭亲，把我供出去。”我说。德博拉点点头，她的眼角里有个东西闪烁着：“德克斯特，我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

“你在这笔交易中捞不到太多的便宜，对吗？”

她转身面对着我，我这时能够看见她的两个眼眶里都装满了泪水。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只是这样注视着我。我看见她左眼的泪水滚落到脸颊上。她用手擦去眼泪，挺直身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次转身走到窗户跟前。

“对。”她说，“要是爸爸的话，他是会大义灭亲把你供出去的。我也打算这么做。”她转过头，看着窗外，然后眺望着远方的地平线。

“我得把这些人一个个地讯问一遍，”她说，“我把你留在这里，你自己决定这件证据是不是跟你有关。把照片带回家去，在你自己的电脑里琢磨出个所以然来。等我把这儿的事办完了，就到你家里来取照片，听听你的解释，然后我再回去上班。”她看了看手表，“八点了。如果非得把你抓起来，我是不会手软的。”她又转身看了我很久，“真他妈的见鬼，德克斯特。”她轻声说着，然后离开了房间。

我走到窗户跟前往下看，一大群警察、记者和一些目光呆滞、东张西望的家伙还在那里走来走去。远处，停车场的另一边是高速公路，一辆辆汽车和卡车正风驰电掣地行驶着，迈阿密的最高限速是每小时九十五英里，而这些车辆全都达到了这个极限。再远一点儿模模糊糊地可以看到迈阿密市区高层建筑的轮廓。

而在这一切的最前面，在最突出的位置上站着的是阴森、茫然的德克斯特，他注视着窗外这座不会说话的城市，而此刻即使这座城市会说话也不会告诉他任何情况。

真他妈的见鬼，德克斯特。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窗口看了多长时间，但是最后我终于想起在外面是找不到答案的。不过在那位青春痘朋友的电脑里也许能找到一些。我转身来到那张书桌旁。这台电脑上有一个光驱。在书桌最顶层的抽屉里我找到了一盒可以刻录的光盘。我抽出一张，放进光驱，把这个文件上面所有的照片都复制了过来，然后抽出光盘。我拿着光盘，瞥了一眼，可那玩意儿也没什么可说的。很可能我听见了脑后那个阴森的声音，为了安全起见，我把这个文件从硬盘上删除了。

我出来的时候，布劳沃德县那些站岗的警察没有阻拦我，也没有跟我打招呼，不过我觉得他们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怀疑和冷漠。

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不是人们常说的良心受到谴责。关于这一点，我是永远也无法了解的——我可不像可怜的德博拉，在各种忠诚的情感之中饱受折磨。那么多的情感一个大脑根本就容不下。我对她今天的做法很钦佩，她让我自己决定已经找到的证据是否与我有关。这一招非常巧妙。这里头有哈里的那种感觉，就好比你当着犯罪分子的面把一支上了膛的枪撂在桌上，然后走开，心里知道犯罪分子会扣动扳机，省下那笔审判所需的费用。在哈里的世界里，一个人的良心跟那种耻辱感是不共戴天的。

可是哈里很清楚，他的那个世界早已死亡——而我是没有任何良心、耻辱感或者罪恶感的。我有的只是一张光碟，里面有几幅照片。当然，这些照片远不如良心那样有意义。

一定有某种解释可以说清楚德克斯特并没有在梦中驾驶一辆卡车穿越迈阿密市区。当然，绝大多数司机似乎都可以在梦中开车，但是他们出门时至少是处于一种半清醒的状态，对不对？而你再瞧瞧我：很爱幻想，很乐观，很警觉，压根儿就不是那种在无意识状态下到城里去闲逛、去杀人的那号人。不，我是那种希望每一分钟都清醒的人。退一万步说，还有那天晚上在堤道上的遭遇可以为我做证。如果说我自己把一个人头砸在自己的车上，这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唯一说得通的解释是，我有分身法，可以同时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而我能够想出的另一种可能性是，我坐在车里看着别人把人头扔过来，这仅仅只是我的幻想而已，而实际上是我自己把人头扔到我自己的车上，然后——

不。这太荒唐了。我无法请求自己最后残存的几根神经去相信这种童话故事。“肯定有一种十分简单、十分合乎逻辑的解释。”我自言自语道。

和往常一样，唯一的回答就是黑夜行者那意味深长的沉默。

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并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说明问题的答案，愚蠢的答案倒是有一大堆。但是这些答案都围绕着一个前提：我的颅骨里头有些零件运转失常了，而我又很难接受这个前提，因为我并不觉得这会儿自己比其他任何时候更缺少理性。我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内部缺少了任何细胞，也不觉得思维活动有迟缓或者变异的现象。

当然，梦境除外——难道梦境真的那么重要？我们大家在梦中难道不都是疯疯癫癫的吗？而且除了我做过的那些梦之外，其余的一切都解释得通：那天在堤道上另外一个杀手把人头扔到我的车上，把芭比娃娃搁在我的公寓里，用十分奇特的方式摆放尸体残肢。是另外一个人，而不是可爱、阴森的德克斯特。而那个人就在这张光碟的照片上，给网络照相机逮住了。我要仔细看看这些照片，要彻底证明——

证明这个看上去很像我的杀手有可能就是我吗？

好的，德克斯特。很好。我跟你说过，肯定有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这另外一个人实际上就是我。当然喽。这种解释合情合理，对不对？

我到家后仔细地四处查看。里面好像没人等我。想到这个恐吓着全体市民的大恶魔已经知道我就住在这里，我心头不由得忐忑不安。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他甚至可以随时闯进我的公寓，留下一些芭比娃娃的零件。如果他就是我的话，那就更是如此了。

当然，他不可能是我。绝对不是的。从这些照片里一定可以发现某些细节，来证明他长相像我纯粹是偶然的巧合——毫无疑问，我对这些谋杀案有某种奇怪的直觉和预感也是偶然的巧合。

我把一张菲利普·格拉斯的歌碟放进音响里，然后坐在椅子上。音乐填补了我内心的空虚，几分钟后我觉得自己又找到了往日那种镇静而冷漠的逻辑思维方式。我走到桌子跟前，打开电脑，把那张光碟放进去，看里面的照片。我来回调整照片的距离，使出浑身解数，极力把图像弄得清楚一点儿。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获取足够的分辨率使照片上那个人的脸清晰可见，但我的眼睛仍然一动不动地盯着照片。我把照片转换不同的角度，然后打印出来，对着光线仔细查看。我仍然没有任何新的发现，仍然只是觉得照片里的那个人看上去很像我。

照片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模糊的，就连那人身上穿的衣服也不是很清晰。他身上那件衬衫有可能是白色的，也可能是棕黄色、黄色，甚至是浅蓝色的。停车场内照着他的那盏灯是专门用于防盗的氩光灯，这种灯很亮，发出的橘黄色光线中又略带粉红色。他的裤子很长，很宽松，是浅色的。他这一身外套十分普通，任何一个男人都可能穿过——包括我在内。像这样的衣服我换过好多套了。

最后我想尽办法把照片上那辆卡车的边缘部分放大，可以看到字母A，下面是字母B，接下来是字母R，还有一个字母看上去既像C，又像O。由于卡车是侧对着照相机镜头的，我能看见的就只有这些。

在其他的照片上我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我又把这些照片连起来看：那个家伙出现了，消失了，然后那辆载重汽车也走了。找不到很好的角度，没有任何偶然的机会可以看到车牌号——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断定那个人是不是睡梦中手脚十分利落的德克斯特。

当我最后从电脑屏幕上抬起头来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了，外面一片漆黑。直到这时我才做了一个正常人肯定会在几个小时以前就已经做了的事情：我放弃了。现在只好让我那位可怜的妹妹忍痛将我拖到监狱里去了。再说了，我也不是特别冤，反正我是有罪的，锒铛入狱也是罪有应得。也许我会跟麦克黑尔蹲在同一间牢房里。我可以跟他学跳老鼠舞。

想到这里，我做了一件奇妙的事。

我倒头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