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二章 杀意

冈部检察官对富冈秀次郎的讯问纯是事务性的。很明显，他并不重视这个证人。富冈不过是上田宏作案当天被害人与被告见面时在场的一个证人。而且，从宫内辰造所提供的关于被害人死前心理状态的证词来看，似乎对辩护一方有利，所以，他认为：要是过分追究富冈，要他讲出初子和上田宏见面时的情况是不明智的。

谷本审判长对宫内没有留下一个好印象和好的心证，这一点，从他最后特别提醒宫内“在改变住址时要把新的住址通知本法院”这句话中也表现出来。同时，这句话也表现出审判长所得到的一种印象，即：宫内似乎是一个住址不定的人，就是说，在审判长看来，宫内是不可信赖的。

冈部检察官所寄予希望的，不是富冈，而是下一个预定出庭作证的清川民藏。他是二十八日上田宏买登山用小刀的那家长后镇“福田”刃具店店主，是可以立证上田宏具有杀意的重要证人，冈部认为：过于拘泥情况的详细讯问，就会正好投合菊地辩护人的心意，上当，所以，他打算把力量集中在“杀意”和“犯罪事实”上。

富冈用年轻人所特有的语调把从在茅个崎汽车装配厂跟上田宏相识到去年退职帮助家里搞运输业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他作证说，因为跟上田宏是合得来的朋友，所以，当上田宏提出借车时丝毫也没有怀疑；二十八日那天他到富冈家商定借车日期，大约是三点左右到达富冈家门口的。

“被告人当时的表现没有什么反常现象吗？”冈部检察官问道。

“没有什么反常现象。”

“你没有问他借车干什么用吗？”

“没有。他家里也有车，但说是坏了，去修了。”

“你没有问问他家车是否真坏了吗？”

“当然没有。”富冈稍微感到意外，回答说，“我父亲说不能把做买卖的车借给别人，但我说上田宏是我的好朋友，这样，我父亲就答应了。”

“这就是说，被告是靠你的好意，连离家出走用车拉行李的事也没有告诉你，就把车借走了？”

“嗯。是这样。”富冈吞吞吐吐地说，“上田宏是一个好人，……我并不知道他借车的目的。”

冈部检察官改变了语调，问道：

“被害者初子在三点钟路过你家店门口时，你和上田宏都在店门口吧？请讲讲当时情况。”

“那是三点钟左右，我跟上田宏正在检查他要借的那辆三轮卡车一组电池的情况时，初子走来了。但他发现初子是在初子向他搭话之后。初子从他的背后对他说‘宏，你在这干什么呀？’一听了这话声，他才把头转过来说道：‘噢，是初子呀。’就再也没有说什么，又把头转回来伸向车头里了。”

“这就是说，他借车的现场被初子发现了，所以，显得不好办，对吧？”

“我提出异议。”菊地辩护人站起来，“这是诱导讯问。因为这不是问证人所见所闻。而是在问证人本人意见。”

“承认其异议。”谷本审判长立即裁决说。但是，他的脸上似乎露出一点厌烦之色，好象在说道：即使不提出异议，我也会适当地做出判断的。他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大钟，对辩护一方向证人宫内辰造所进行的冗长的讯问和又提出异议、浪费时间而感到怏怏不快。冈部检察官改变了问话：

“请说一下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初子来后就站在那儿看我们干活。我是跟上田宏挨肩把头伸向车前。我问他这女人是谁，他告诉我是良子姐姐，是个‘讨厌的女人’，并要我保密。我想这可能是指借车一事，就对他说道：好。说完我就站起身来。这时，我发现初子是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我们。”

“等一下，”冈部检察官打断了富冈的话，问，“你说奇怪的目光，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目光？”

“就是奇怪的目光，我无法再做解释。”

“这就是说，她是以一种可疑的目光看着你俩的吗？”

冈部检察官的这句问话，实际也是诱导，但对此，菊地辩护人不想再提出异议了。这是因为他相信：从今天早晨起，谷本审判长指挥着法庭正在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心证。另外，他本人也认为：这个证人不是重要的。在他阅读过的供述材料中发现：富冈对检察官也没有讲什么重大的情况。他不同意其供述材料，让他作为证人出庭，只是因为有些情况想讯问讯问罢了。

富冈回答说道：“这，要是那样说，也许就是吧？总之，上田宏把身子转过去，好象不愿意跟她讲话。”

“总之，上田宏不想让初子知道自己借车的事，而初子则对此有怀疑，对吧？”冈部问。

“嗯，好象是这样。”富冈低着头，低声回答，似乎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以后，又说了些什么？”

“后来，初子问他：宏，马上就回金田镇吗？他没有回头，只‘嗯’了一声。初子又说道：你用车带着我回去，好吗？听了这句话，上田宏站起身来，问道：你回家吗？初子笑着说道：你是怎么啦？带我吗？上田宏回答说道：‘好’。”

“初子到金田，没说是到谁家吗？”冈部问。

“她好象没有说。”

“后来呢？”

“上田宏和我说好，车是第二天晚上他来取。车体也检查好了，上田宏要回去了，他把自行车推过来，边说再见，边跟我使了一个眼色，之后，便带着初子走了。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使眼色，具体说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闭一只眼，给对方某种暗示。我想，他这是要我保密，不要把借车一事告诉她。”

“就是说，他们俩人是开开朗朗地骑着车走了，对吧？”

“是的。”

“请你讲一下当时初子是穿的什么衣服？”

“是穿了一件带花的涤纶连衣裙，打了一把白色的阳伞，脚上穿了一双黄色凉鞋，手里拿着一个淡蓝色的尼龙手提包。”

这套衣着跟初子尸体发现当时的衣着是一样的，冈部的讯问也是为了确认一下初子跟上田宏离开长后的情况。

“初子和上田宏是什么时候从你家走的？”

“四点钟左右。”

“打那以后，当天你再没有见过被告人吗？”

“没有。”

“被告人以后又什么时候到你家的？”

“第二天，即二十九日天黑以后，他按约定时间来取车。”

“他的表现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吗？”

“没有。”

“没有什么苦恼的样子吗？”

“没有。”

“就是说，跟平常一样，对吧？”

“是的。”

“完了。”冈部说。他对这些证词感到很满意，因为这跟上田宏作案后的行动情况是一致的。他坐下了。

“在此之前，你见过初子吗？”菊地辩护人开始反讯问。

“不，这天是头一次。”

“从刚才你讲的话中，你们好象没有说话。”

“嗯。上田宏没有从中介绍。”

“你认为她是一个怎样的人？”

“这个……”富冈好象难以回答的样子，望着天棚。对此，菊地赶紧又补充说道：

“不，你现在是知道初子是属于哪种类型的人，我问的是当时你对她的印象。”

“她长得很漂亮，我想。”

旁听席上传来一阵嗤嗤的笑声。富冈羞得满脸通红。

“漂亮？就这点？你方才说，你和被告把头伸向车前时，她是用奇怪的目光看你们，如果是这样的你不觉得这个女人有点怪吗？”

旁听席上又嘈杂起来。

“怎么说好呢？我说不清楚。反正年长的女人，我是很难对她做出评价的。”

“这就是说，她在想什么，你并不知道，对吧？”

“哦，是的。”

“你说被告对于借车一事要你保密，你也答应了。关于这一点，你不感到内疚吗？”

“我讨厌隐瞒事实。”

“原来如此。这就是说她那奇怪的目光只不过是你的感觉，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奇怪，对吗？”

“我不知道。”

“好。但是，你跟上田宏很早就是朋友，被告人的心情，你是知道的吧？”

“嗯，我认为大致知道。”

“在初子要求上田宏用车带着她，他显得不愿意的样子吗？”

“看不出来。”

“是高兴的样子吗？”

“也不是。”

“在别人求自己的时候，一般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嫌麻烦加以拒绝，一种是高兴答应，他是属于哪种态度呢？”

“我想，哪种都不是。是不欢迎但又无理由拒绝。”

“这就是说，其样子并不是高兴，对吧？”

“是的。”

菊地进一步抬高嗓门大声问道：

“这就是说，当上田宏听到初子要求他用车带她后，上田宏是不高兴的。”

旁听席上的花井开始猜不透菊地想要问出什么，但此时他才悟到原来菊地是想从中引出上田宏并不是抱有杀意、等待杀机这样一个证词。

菊地进一步问道：“初子从哪个方向来？请好好回忆一下。”

富冈原来是上田宏的工友，是同情被告人的证人，这一点，从刚才作证中也表现出来。因而，是可以从他嘴里得到对辩护一方有利的证词的。

“记不清楚了。我们俩在摆弄车，听到她的话声才回过头来，这时，她已经在那儿站住了。”

“但是，”菊地微笑着说，“初子走到你家门前，从哪个方向来的，从她站着的姿势中，似乎也可以知道的吧？请好好想想。因为即便初子在道中面向你家门口站着，如果说是走着道的人的话，多少也会是面向前进的方向的。”

“想起来了。是朝着车站的方向。”

“就是说，是向着长后火车站方向走，发现了你和上田宏在摆弄车，才搭话的。”

“我有异议。”冈部检察官站起身来，说，“辩护人所议论的与犯罪事实无关。也许是被害人走过证人面前后发现的，这才又折回来说不定呢。证人所看到的被害者姿势，不能表示出被害人前进的方向。”

“但是，也未必不能表示出吧。”菊地反驳说，“我只是问证人目睹的事实。”

“那时被害者前进的方向是很重要的吗？”谷本审判长问菊地。

“这跟宫内辰造的证词有关系。就是说道：宫内的家和富冈秀次郎的运输店都是面对着同一条大道，离火车站约五十米，并且成相反方向。所以，这时初子的前进方向一定会表示出她离开宫内家的时间。如果说，初子打算去金田镇，那么，是向着火车站前的汽车站方向走就是很自然的事情，而象检察官所说，向着相反方向走却是很不自然的。”

谷本审判长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

“如果就这些的话，讯问已经结束了吧？”

“大体完了，不过还有一点。”

“可以吧？检察官，好象马上就要完了，那就再让他问一问，怎样？可是，辩护人，请你简单一些。”

菊地施了一礼，把脸转向富冈秀次郎：

“你知道租给宫内辰造二楼住的杂货商人米子吉成的店铺吗？”

“嗯。知道。离我家店铺有五十米左右远。跟火车站成相反方向。”

“就是说，这可以认为是初子来的方向，对吧？”

“是的。”

“你说过，由于聚精会神地工作，直到初子搭话之前并没有发现初子来到身边。在此以前，你是否朝着米子杂货店方向，即初子来的方向看过呢？”

“记不清楚了。”

“请你好好想想。初子离开宫内家向你家走来，这你没有看到吗？”

富冈秀次郎考虑了一会儿。在此间，冈部检察官好象又要站起，两手拄着桌子，但见谷本审判长的脸色后，似乎觉得提异议也白搭，又坐下了。这一点，他做得很聪明。因为秀次郎只回答说道：“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菊地律师似乎感到很可惜，看着秀次郎的脸儿，对峙了一会儿。之后，他改变了提问道：

“那么，我问另外问题。上田宏到你家是几点？”

“三点稍过一点。”

“就是说，是初子来时前二十分钟或三十分钟，对吧？”

“是的。”

“当时上田宏的神态跟平时一样吗？”

“象往常一样很精神。”

“他从哪个方向来的？”

“从火车站那个方向。”

“你也知道跟你家面向同一条道路的福田刃具店吗？”

“知道。从我家向火车站方向走，左侧第四个门就是。”

“就是说，福田刃具店是在你家店铺和火车站之间，对吧？”

“是的。”

“这样，上田宏就是从火车站方向来的，不错吧？”

“嗯。上田宏进来的时候，我正好在店里。”

“上田宏那天在福田刃具店买了登山用小刀，你看见过他拿的那把刀子了吗？”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提问，对此，富冈秀次郎也似乎明白，他表情紧张，欲言又止。证人的这种态度对辩护人菊地来说也是很疾首的。

“你是看见了呢？还是没有看见呢？这很简单，说看到或没有看到就行了。”

“没有看到。”秀次郎终于回答说。

“就是说，上田宏在二十八日午后过三点来到你家店铺时，没有拿登山用刀子一类的东西，对吧？”菊地慎重地又叮咛了一遍，问。

“是的。手里什么也没有拿。”

“兜里也看不出有装刀子的迹象吗？”

“嗯。”秀次郎一边扭着脖子一边暧昧地回答说。

“因为是夏天，所以没穿外衣，只穿一件短袖衬衣。帽子也没有戴。这些没有错吧？”

“没有错。”

“如果放在裤兜里，倒是看不见，但如果装在衬衣兜里倒可以看出来。”

“唔！有。插在衬衣前胸兜里。”

菊地吃了一惊。这是因为在他到拘留所讯问上田宏时，上田宏反复多遍地对他说道：“因为掏裤兜发觉里面有小刀，才无意中想以此吓唬吓唬她的。”

在检察厅的调查材料中，当然是“怀有杀意”才拿出小刀的。但这与刀子放在裤兜里这一点是一致的。

在此，如果可以问“这就怪了，上田宏说是从裤兜里掏出来的”的话，倒是当场就可以解疑，但在此以前曾经指出过，被告人的交待材料应当在审判的最后阶段提出。在此前是禁止引用的。

菊地讯问的目的，在于暗示出——如果顺利的话——当时上田宏也许没有拿刀子；如果能够立卖刀子那家店主人的证词是记错了，那么，凶器是谁的问题就会变成未知数，或许是初子的，或许是其他不明的人的。

秀次郎所说的刀子插在胸前兜里这一证词如果是正确的话，那么，就会使菊地的这些希望化为泡影，同时也暴露出上田宏的交待是不老实的。对此，菊地真是后悔莫及，后悔不该追问证人。不过，对于这个审判，菊地是一直要参加到底的，因此，他也完全无必要认为会因此而导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秀次郎接着说出了出乎菊地和法庭意料不到的证词：

“我忘记说了，插在上田宏上衣前胸兜里的是晾衣夹。”

“晾衣夹？不是小刀？”

“我没有发现小刀，装着晾衣夹倒是一点不错。一打铝制的晾衣夹，用厚纸包着，插在胸前的兜里，因为它还露在外面一点，所以我才知道是晾衣夹。”

“怎么会揣那种令人奇怪的东西？”菊地一边说一边望着被告席上的上田宏。这是因为上田宏迄今为止在他的谈话中和交待材料中，都没有提到过晾衣夹的问题。上田宏面向菊地点了一下头，因而，可以确认这是事实。

“当时，我也感到这有些奇怪。但我跟他正在检验车体，就没有问他。总之，那天，上田宏拿的东西，我看见的就只有晾衣夹。”

“你是说，是铝制晾衣夹吗？”

“是的，是极普通的那种。”

“而且，是一直揣在上田宏的上衣兜里，是吧？”

“是的。”

“上田宏带着初子向金田方向走的时候，它还揣在衬衣兜里吗？”

“是的。”

菊地考虑了一会儿后，突然说道：“完了。”说完便坐下来。

菊地的讯问戛然而止，使旁听席上的人不免感到惊疑和失望，因为他们正期待着他追究铝制晾衣夹跟杀人案件有什么关系。

冈部检察官站起来，用一种冷淡的、似乎含有“拙劣的讯问还是早结束好”的戏谑语调说道：“检察一方没有什么再要讯问的。”

这表明他自己对鸡毛蒜皮的事情是不予关心的。

下一个证人就是预定今天出庭的最后一个证人清川民藏。他是上田宏买登山用小刀的那家福田刃具店主人，是一个可以立证上田宏怀有杀意的关键性证人。

富冈秀次郎向被告席上的上田宏投去了充满极其复杂感情的目光，然后退庭。接着庭吏向走廊高喊道：

“证人清川民藏进来！”

随着喊声，民藏迈着坚实的步伐走进了法庭。他年龄三十四岁，穿一套灰色西装，乍一看去，其仪表神态与其说是店主，不如说更象个公司职员什么的。

他神态自如，毫无惶恐和怯懦之色。他走上证人台，就对答如流地回答完检察官对他的姓名、住址、年龄的例行讯问，表现出“我与此案毫无关系，只是偶然卖给被告人一把小刀”这样一种自有主张的执拗态度。

对于冈部检察官提出的关于二十八日午后两点半上田宏走进刃具店时的表情的讯问，他回答说道：上田宏显得神色不安，对于摆在那里的小刀，他拿起来挑了又挑，看了又看，最后选了一把，还把里面的刀刃特意拔出来，放在指上试快不快，这才付了八百五十日元。

这些详细情况，搜查部担任此案的检察官在确认上田宏买刀时就怀有杀意的思想指导下，就已经审问出。不用说，象这样再次确认一下这些事实，对于正确裁处此案无疑是必要的。

“公判时，也许请你出庭，那时你可按你供述内容讲。”这是检察官于公判前传讯他结束时对他的要求。

对于清川民藏来说，即使没有对检察官讲过的那种情况，也决不能在此食言，如果食言就好象自己做错了事，有失身价。另外，既然言之成理，就会使人们感到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此亦是人们共同的心理，什么真相不真相！

这样，在准备杀人的预谋下，少年买刀的一个场面便形成了。而且，清川是个买卖人，当然是可以按照提供的材料生动而清楚地把这一场面描绘出来的。

对此，冈部检察官颇为满意。他确信：上田宏怀有杀意才买刀子这一点是可以充分立证了。他坐下来。

“你店每天有多少顾客？”菊地律师似乎从不引人注意的琐事开始问起。

“这得看情况。”

“譬如说，六月二十八日那天有多少顾客？”

“记不清楚了。”清川望着天棚，稍加思索了一会儿说，“我想，大约三十来个人吧。”

“这个人数比平时多呢？还是少呢？”

“也就是平时的人数吧，我想。”

“顾客大都是长后镇的人吗？就是说，都是你认识的人吗？”

“是的。被告人一进屋，我马上就知道他是外乡人。”

“这么说，你对这个被告人不是特别注意的，对吧？”

“不，我看见他了，而且很注意他。”

清川顽固地坚持说。在此，出现了证人固执己证的倾向。

作为辩护人来说，如果讯问与证人的意趣相抵触，是很危险的，这就会跟证人的关系闹僵，从而引出对己不利的证词，甚至会使自己的讯问导致全盘的失败。对此，菊地是非常注意的。他以温和的语气问道：

“你说上田宏用手拿了几把小刀比了又比，挑了又挑，对吧？”

“对。”

“把里面刀子拔出来试验一下快不快，不论哪位顾客都是这样做吗？”

“哦，是的。不过，被告人特别突出。我反复多次地为他把刀子拿上拿下的。他也反复多次地把刀子比了又比，试了又试。”

“被告人买的登山用小刀的价格是八百五十日元，这个价格不算便宜吧？”

“是的。我家还没有一把这样刀子。但这个人却买了它，似乎与他的身份不相称，所以，我记住他了。”

清川民藏似乎始终强调自己的证词没有错。

“那把小刀一般称为登山用小刀，是带瓶起子和小锯等的一种万能刀吧？”

“是的。”

“刀刃长有十厘米左右吧？”

“是的。”

“这把刀子跟一般刀子比，可以说是非常快的吧？”菊地又问。

清川脸上稍微显出犹豫之色，没有立即回答。这也是理之当然的，因为作为一个熟知商品的商人的良心来说，究竟哪种刀快，一时还很难说清楚。

“哪种快，这得根据所切的对象。我说不清楚哪种快。但登山用刀子是为了切绳子和树枝用的，还是相当快的。”

“但是，在你店里的所有刀子中，它是不是最快的一种？”

“这倒不是。最快的自然要数菜刀、凿子之类的。”

“这就是说，被告人没有买你店中的最快刃具，对吧？”

“但是，登山用小刀也是相当快的，这也是事实。虽然我并不清楚被告人是出于何种目的买登山用小刀。”清川不服气地说。

登山用小刀的确也是很快的。所以，菊地认为，如果再继续纠缠这个问题是很危险的。他改变了提问的方向。

“你店的名称叫刃具店吗？”

“那当然。这是从我祖父那个时代就得到了的营业许可证。”清川民藏似乎不悦地回答。

“不，我不是在挑你有无营业资格的毛病。我是想问你是否只卖刃具？”

“在长后这样的农村小镇，只卖菜刀和小刀是不行的，这样店就会垮台，所以，也卖锅、斧头之类的东西，经营金属制品，是金属制品店呢！”

“哎？金属制品店？那么，这份检察官证据申请书上所写的‘刃具商人’是错误的吗？”

“写刃具店也可以，写金属制品店也可以，都一样。”

“那么，你店也卖晾衣夹吗？”

“晾衣夹？”清川略感惊异，但立即回答说道：

“有。但我家不是杂货铺，种类不多，只有铝制品。”

菊地突然大声问道：“那么，二十八日午后两点半，你在卖给被告人物证第一号登山用小刀的时候，是否同时也卖给他晾衣夹了呢？请说。”

旁听席上突然响起“啊！”的一声。这是因为旁听席上的人漠然地感到：富冈秀次郎所提出来的、那天装在上田宏上衣兜里的晾衣夹对该案件似乎有某种意义。另外，也是因为在检察官的申请书中只记载着清川民藏是“刃具商人”、在冒头陈述中也是记载着“福田刃具店”，而这一点，只有作为卖登山用小刀的店才具有意义。

检察厅和警察只是由于跟登山用小刀有关，才写作福田刃具店的。实际情况是：该店的招牌是“金属店”，而且，长后的人也都这样称呼。

有关审判的材料都是跟一切案件有关的，所以，时常记错也是难免的。菊地自然也难以发现其中的错误。他现在发现这一差错不过是依据通过讯问富冈秀次郎所知道的晾衣夹这一线索而进行推理的结果。所谓在这个审判中，菊地一直奉陪到底，实际也就是指此而言。但在法庭上，能够在如此短暂时间内捕捉与这些事实有关联的问题却是菊地头脑机敏、反映快的生动表现。

一般认为：要判断证词是否正确无误，注意当时证人的态度是极其重要的，同时看被告人当时的反映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这是证人的镜子，可以反映出其真伪。

清川民藏考虑了一会儿后回答说道：“是的，被告也买了晾衣夹了。”

当清川说这句话时，坐在谷本审判长右边的主任审判官野口候补法官首先看了被告席上的上田宏一眼。这时，上田宏由于缺少运动而苍白的脸上突然绯红，同时身子好象要前倾似的。他的这种举止、表情，更加深了野口对清川的证词认为是正确无疑的心证。

菊地律师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从富冈的证词中最初得知上田宏还买了晾衣夹的时候起，就直观地感到它必然是同刀子一起买的，因而并不怀疑其事实，当这一点，此刻又被证人清川在法庭的证词所证明之后，他的心中不禁感到一阵狂喜。他这时又看了一眼上田宏的态度，确信这不是清川记错，而是毫无怀疑余地的明摆着的事实。

“晾衣夹是在买登山用刀子后买的吗？还是在此之前买的？”

“以后。”

在菊地继续追问中，其声音有力且含喜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川的回答已陷入懵头转向的地步。

“以后，具体讲这是指什么意思？”菊地奋勇直追，“是指在卖给他小刀后又拿给他晾衣夹吗？”

“当然。他决定要了小刀后，马上又对我说道：请把那儿的晾衣夹拿给我，我要。”

“这就是说，可以认为：上田

宏不是只来买小刀，而是来买两种东西：小刀和晾衣夹，对吧？”

“怎么说好呢？我不知道别人的想法。但他来的目的还是买刀子吧。因为刀子的价格可贵多了。”

清川的证词还是很难向着菊地所引导的方向转。

“在你店里，登山用小刀和晾衣夹哪个放在前面？——就是说哪个放在顾客易见的地方？”

“小刀摆在货柜里，晾衣夹用绳系着挂在那里。”

“我是问你登山用小刀和晾衣夹哪个从外面一看就看见？”

“那是晾衣夹？是的，晾衣夹挂在门口，他对我说道：‘请把这把刀拿给我看一下。’然后，一边把小刀交还给我，一边用下颚拨弄着挂在眼前的晾衣夹，又说道：‘另外，我也要这个，晾衣夹。’”

“这就是说，被告最先是要买晾衣夹，进了店以后，发现了登山用小刀，于是试了一下快不快，然后决定买了——可以这样认为吧？”菊地律师猛追不放。

这是一个关系到上田宏究竟是出于谋杀的目的才买刀子，还是出于为了布置新房的目的才买刀子的重大问题。因此，作为辩护人菊地来说，是一个必须究明的问题。

上田宏在清川民藏的店里不仅仅是买了刀子，仅从这一情况来看，形势也是有利的。但是，他并不以此为足，而是决心由此引导到否定有杀意上来。

“这，怎么说好呢？”清川民藏歪着头。看上去似乎有些焦躁、犹豫不定。要说真话，往往也得经过这种过程。

“那是夏天，店门敞开着。我并没有发觉他进来了。只见他在摆弄高价登山用小刀，所以就来到他的身边看着。”

“就是说，象被告这样年轻人要这东西，那价格可是太高了。对吧？”

“最近一个时期，就是长后镇的年轻的工人们，也在买小车，所以，年轻人不一定就没有钱。不过，被告看起来好象还不是那种类型的人。”

“就是说，被告人看上去是以珍爱东西的样子，或者说是很喜欢要的样子摆弄着那把小刀的，对吧？”

“哦，是的。”

“你说过：他拔出里面刀子放在指上试试快钝，对吧？”

“嗳。那小刀是向着门外，我还看见它一闪一闪地放光呢。”

“那是带瓶起子、小剪、锯的登山用小刀，对吧？”

“是的，是把万能刀。”

“瓶起子和小锯也都拔出来了吗？”

“嗳，凡带的东西全拔出来了。他还从衣兜里掏出一块纸，用小剪铰了铰。”

清川民藏讲着讲着自己似乎也渐渐地意识到自己的证词的意义所在，以似乎很吃惊的样子，偷看着冈部检察官那方。这是因为他当然意识到刚才自己回答检察官时说的“上田宏是作为杀人工具才买那把刀子的”这一证词，同时，他发现在回答菊地的讯问过程中，不知不觉地与自己原来要回答的旨意背道而驰起来。

“就是说，被告人是以一般喜欢登山的年轻人的态度挑买那把小刀的，对吧？”

“怎么说好呢？我不能猜度顾客的心理。但是……”清川民藏吞吞吐吐地说。

“你当然知道在店里卖了几把登山用刀子吧？”

“是的。卖给上田宏的那把登山用小刀是我五月份到夏场购买三把中的一把。在此以前卖了两把。”

“那两把都卖给了什么样的人？”

“一把卖给火车站前‘弁春’食堂的儿子，另一把卖给对个儿的木匠源兵卫了。”

“他们俩都是去登山的人吗？”

“弁春食堂的儿子今年似乎登了一次谷川岳，源兵卫不能登山了，他已经六十七岁了，哪儿也不能去了。”

“六十七岁的老人买登山用刀子干什么用？”

“不，那位老爷子什么手表啦，收音机啦，反正精巧的东西他都喜好。似乎也喜欢登山用小刀之类的小工具，并喜欢摆弄随身带的小玩意儿。不带指甲刀和抠耳勺就好象缺少点什么……”

说到这儿，清川把话卡住了。他似乎真切回想起上田宏买刀不是为了杀人的样子，目不转睛地看着菊地的脸儿。但菊地期待的，是希望从他的眼色里能够看到对于自己引导他说出这种证词的感谢之情，看到对帮助他免于因记忆不清而造成的陷害他人之恶果的律师的感谢之情。

“这么看来，被告人不是想用登山用刀子对人如何，而是象源兵卫摆弄随身东西一样，是为了家庭用才买的刀子，可以这样认为吧？”

“可以。因为他还把瓶起子、小剪子都一一试了一下。”

“晾衣夹，一般不是男人买的东西吧？”

“当然。”

“我这是在征求你的看法。”

菊地辩护人改变了语调，他这样说旨在封住检察官的嘴，省得他再提出异议。这也是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

“可以认为：这是为了建立新的家庭，被告人才买的晾衣夹和刀子，是吗？”

“是的。认真考虑一下的话，是给人那种印象，”

清川民藏的话声似乎充满了喜悦。

“完了。”菊地也很满意地坐下来。

“检察官，还有要问的吗？”谷本审判长一边说，一边催促似的，望着冈部检察官。冈部站起身来。那样子好象在说道：这还用说吗！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讯问证人的规定，有主讯问（即检察官讯问）、反讯问（即辩护人询问）、再讯问（即检察官再次讯问），这些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所谓主讯问是申请证人一方为了引出适合于自己立证内容的证词而进行的一种讯问；反讯问则是对方即辩护一方以专门找其证词的缺点或者使其证词丧失可靠性为目的一种讯问。

譬如说，对于检察官的证人清川民藏，辩护人根据对他的反讯问，得知上田宏买刀子不是为了杀初子；还得知被告人不是因为刀子快可杀人才选择买登山用小刀，而是因为他孩子般地喜欢带瓶起子等小工具的刀子，以及为了方便于同良子的同居的家庭生活。同时也弄清了这样一个事实：上田宏不仅买了登山刀，还同时买了晾衣夹。

所有这些，对检察官来说当然是不高兴的事情。这是因为辩护一方获得防御成功的话，那么，检察官一方就不能维持被告人怀有杀意的立证。这样，就予以检察官对反询问的再询问的机会。因为对再询问还有再反询问的机会，所以，原则上双方一直可以进行到都无话可说的地步为止。只是：再主询问时，不是什么都可以问，而是只限于反询问中所提出的的问题。

在主询问中，因为可以自由地使证人讲述事实，所以，不允许讯问者带有诱导性的。在反讯问中，因为证人是对方的，所以，可以巧妙地使证人讲出对己有利的证词；或者使证人讲的情况前后不付，不能自圆其说。同样，再主讯问时，第一次主讯中不允许的诱导讯问，对于在反讯问中出现的事项却是可以的。

这是英、美、法的原则。然而，在日本法庭上，实际情况却与此稍异：对于为省事问、帮助证人回忆，使其作出切实有效的回答等这一全面诱导性的讯问，人们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冈部检察官以严厉的态度面对着似乎已经成了辩护人证人的清川民藏。他问道：

“你说被告在买作案凶器登山用小刀的同时，还买了晾衣夹，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是我刚才回忆起来的。”

“确实不错？好好想想再回答。被告在六月二十八日那天到你店去，是第一次吗？”

“嗯。第一次。至少在我卖货时是这样。”清川民藏坚持说。

“我当然是问你的所见所闻，而不是问别的人在卖货时间如何如何。”冈部提醒清川说。他提出上述讯问的目的是在于想得到上田宏以前也去过清川店买过东西这一证词，这样就可以给法庭造成这种印象：证人可能把这次买刀子跟上次买刀子搞混淆了然而，清川干脆地否认了，这就使他不得不死了心。冈部又追问另外一个问题：

“你说被告在买登山用小刀时，把瓶起子和小剪子都拔出来试看好用不好用；然而，你在给检察厅所写的证明材料中却没有这一点。这是真的吗？”

“真的。是我刚才才想起来的。”

“是这样。但是，在用刀上小剪铰纸这样的行为，当然是在看了刀子之后吧？”

“是的。刀子快不快对买主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那是当然的。”冈部满意地点点头。

“被告人是为了买快的刀子才到你店来的，这一点是不错吧？”

“不过，给我的感觉却是：因为那是一把万能刀，所以，上田宏才买的。他把瓶起子、小锯、小剪等都拔出来看了嘛。”

“但是，那只是你个人感觉吧。”冈部对清川说的感觉这个字眼上特别加重了语气，说，“这只是你感觉，但实际情况怎样，你还是不清楚的吧？”

“但顾客的样态我是知道的。他把刀子所带的一个一个小工具都拔出来详细摆弄看了。并且，从兜里掏出纸来用小剪铰。”

“噢？那是什么纸？”

“好象是擦鼻涕纸，不，是手帕吧？是从左裤兜里掏出来的。”

“这是试验小剪快不快。凡买这种刀子的顾客都这样试吗？”

“这倒不是。”

“可以看做是例外？”

“也许可以。”

冈部检察官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大声问道：“这就是说，可以认为被告人是故意作出的动作。他买刀子的目的是为杀初子，然而怕被看破，就特意摆弄那些小工具，用小剪铰手帕，对吧？”

旁听席上发出一种难以抑制的嘘声。清川民藏似乎也惊呆了，回头看了一眼菊地，不一会低下头喃喃自语地回答说道：

“不知道。我没有那样想过。”

“你说被告用小剪铰手帕，但手帕是半永久性使用的，不是随便乱铰的。这不令人奇怪吗？”

“不，那不是手帕，而是鼻涕纸，是这样。”

“到底是鼻涕纸还是手帕，你想起来了吗？”

“好好想想的话，就是鼻涕纸，或者是象明信片之类的东西。”

“你实在是没有记清吗？”

冈部一边说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清川的脸儿。从法庭的规矩来看，如果证人记忆不确实，就意味着不存在那些事实。冈部在问清川这句话时，不用说是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并且，从他的举止言语里也表现出来。但是对于辩护人来说，连上田宏摆弄小剪子这一情况都不确定的话，却是不妙的。

这些事实，清川在向检察厅提供的证明材料中没有写，是菊地在反问中问出来的。冈部对此从反面加以利用，把对方隐瞒杀人的这一情况，作为把自己的起诉工作引向更加有利的境地的重点。在此，不仅可以维持诉因的成立，而且，也含有要击败辩护人的职业检察官的进攻之心。

“记不清了，这是毫无办法的。”冈部说。他的话语和蔼可亲，好象是在哄小孩似的。“但是，你说的被告人在买登山用小刀后才买晾衣夹，这没有记错，决不用担心会跟其他日子混了，对吧？”

“嗯，没有错。”因为讯问的情况变了，所以，清川的脸上露出放心之色。

“你好象说过，你在把小刀交给上田宏后，他好象突然发现了挂在那儿的晾衣夹，并用下颚拨弄它，他这才说道：‘另外我还要这个。’是这样吧？”

“是的。晾衣夹是用圆型或方型的厚纸包装着，每包三、四十个。他要一打十二个，我撕了一块长方型厚纸把它包好，交给它。我说道：是不是把刀子也包在一起？他说道：‘不，这就可以了。’说完就把包好的晾衣夹插进衬衣上兜里，走了。”

清川似乎是在表明自己的记忆没有错，洋洋得意地详细地叙述着。冈部检察官仍然微笑着，等清川的话一完，他便问道：

“就是买了晾衣夹，也看不出来上田宏不是为了买刀子才来你店的，对吧？”

菊地站起来，说道：“我提出异议。很快就要闭庭了。这个证人是本日预定的最后一个证人。”菊地说着望了一眼墙上挂钟。时针正指向三点四十五分，离闭庭时间只有十五分钟。“我为自己再次提出异议浪费法庭宝贵时间，深感不安。但是，检察官刚才对证人的讯问也太过分了，不过是‘怎么想呀’？或是‘怎样认为呀’一类车轱辘话罢了。关于被告买刀子拔出小剪等小工具看的情况已被证人确认无误。对此，检察官说是被告伪装，这实际上是检察官自己的推理。这种推理，检察官可以在以后的论告中加以充分地论述。然而，检察官把这种个人的意见强加给证人，这就搅乱了证人的判断，使其证词丧失可靠性。我希望检察官不要忘了：这个证人是检察官一方的。”

“谢谢辩护人的忠告。然而，最初问证人个人意见的不正是辩护人吗！”冈部不服气地反驳说，“买晾衣夹、买小刀，这些东西都是家庭用品——我问的也正是这一点。关于被告是否伪装这一点，也正是本检察官想要向证人讯问的。”

“喂，等一下。”谷本审判长制止说，“法庭不是检察官和辩护人争论的场所。”

也许是受到电视的影响，最近出现了检察官和辩护人在法庭上进行英美法式的相互攻击的倾向，对此，谷本审判长是怏怏不快的。

“但是，法院想了解一切方面的情况，所以也想听听这个证人的意见。驳回异议。”

冈部检察官以胜利者自豪的神情把脸又转向清川，问道：

“你是否看出被告买晾衣夹，是为了掩盖买刀子作为杀人凶器的意图？”

清川沉默了一会儿，没有回答，法庭里充满了紧张的空气，寂静得连针掉地的声音都可听见。旁听席的人也紧张起来，都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儿等待着清川的回答。

上田宏是杀死初子的凶手，这是毫无疑问的，从他把初子尸体弃之杉树林里，又与其妹同居等情况来看，可以认为是一个相当恶劣的犯罪分子。冈部检察官相信：上田宏一案足以构成杀人罪，所以，他又觉得：买刀子时有杀人之心也好，无杀人之意也罢，辩护人要争要吵，也用不着跟他太认真，或大惊小怪。当然，他想推翻清川的证词，但这不过是出自他的意气而已。

然而，对于菊地来说，却不是那样简单了。如果不否定有杀意，立证案件是偶然发生的，那么，伤害致死或过失致死罪就无成立的余地。因此，必须一步一步地固守证据，而且，这最后的一步——“没有杀意”也决不能退让。因此他紧张地等待着清川的回答。

鸦雀无声的法庭里，不久便响起清川低低但有力的回答声：“他买晾衣夹也好，摆弄着附属小工具也好，都看不出他是为了掩盖为杀人才买刀子这一目的。这一点，我可以清楚地回答。”

清川的两眼盯着冈部检察官的脸部不动，甚至闪耀着挑战似的光芒。对于律师来说，当然要最忌讳把证人的心理状态引导到如此敌对的状态中去。

对于检察官来说，也应如此。但对于今年四十五岁、战前处理过很多案件的、经验丰富的冈部检察官来说，对于证人的最初的印象却是：“什么呀！这个混蛋，太傲气了！”作为一位代表权力的检察官，有这种反映倒是很自然的。但这种对证人认识的本身，就是很肤浅的，缺少远见的，至少关于这次案件的法庭审判的经过证明了这一点。

“噢？可以那样断言吗？刚才我问你：被告看小剪，这是不是在伪装？你问答说道：不知道。你的意见改变了吗？”

“这不是改变不改变的问题。认真想想的话，就会很清楚：他在我店买登山用刀子和晾衣夹离去时的态度，绝不是那种这就去杀人的人的态度。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移的。”

清川民藏强烈地坚持说。从刚才的讯问过程中，他本人也知道了自己给检察厅所写的证据材料中有使上田宏陷入重大之罪之可能的证词，所以，他决心在此要弥补回来。

象这样的证人在法庭上动不动就变卦，改变了自己的证词，这固然不好。但决不能小看一般人的正义感，正是因为具有了这种正义感，具有了这种单纯的伦理观念，才能把自己的思想根系深深地扎在单纯的真实之中。

在法庭上，最后的胜利者就是真实。这种想法即使有些过于乐观，但排除真实的裁判在民主主义社会中也是行不通的。应当看到：真实中含有一般约束审判官心证的巨大而无形的力量。

清川民藏关于上田宏买东西的态度的证词，必须尊重，然而，冈部检察官对此却采取了嘲笑的态度问道：

“原来是这样。但是，你说过，以前买东西的顾客的心情并不是一一都知道的。这跟现在的‘确信’不是相矛盾吗？”

证人的心理，一般来说都是话既出口就不收回。所以，如果问他“你说的是真话吗？”是很危险的。这就很容易把关系搞僵。因此，倒不如指出其证词内在的矛盾之处为好。然而，即便如此，也决不可把证人逼到窘境，如果猛追不放，就只能使证人固守原证。所以，给证人留条后路是讯向证人时的要领之一。

清川民藏推翻了自己对检察厅的供述，提供了对被告一方有利的证词。对于这样的一个证人，冈部检察官所采取的错误态度或做法有二：第一，正如前述那样，是无视了其证词的真实性；第二，把证人追到了窘地。

冈部检察官所提出的“证人说以前对顾客的态度不都是一一注意的，然而对上田宏却进行了很好的观察，这不是前后矛盾吗”这一讯问，乍看却似乎是有道理的，然而，因为这是很明显的绝对的矛盾，所以，证人就不能不坚持说明上田宏的态度如何跟一般人不同等这样一个客观事实。

清川回答说道：“如果老注意顾客表情，就不用卖货了。但是，对上田宏的态度我还是多少注意了。”

“你在对检察厅的供述中说，因为被告认真地看刀刃了，所以你才注意了。”

“但是认真想一下的话，不仅仅如此。这把刀子，从他的那身打扮来看，价格有些太高，我担心他能否买得起，所以就来到他跟前。我对他所以有印象，原因就在这里。他在看这把刀的附属小工具的时候，的确就象孩子，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装模作样的样子。他买晾衣夹买了十二个，这也是令人有点奇怪的。不过，我有了老婆后也有过这样经验：在外地商店里偶尔碰到家人用的东西时也买。”

“被告作案后与被害人的妹妹到横滨同居的事，你当然是读报后才知道的吧？”

冈部检察官不怀好意地问。

“嗯。我是读周刊杂志才知道的。”

“读了那份周刊杂志后，是不是影响或搅乱了你的记忆？”

“不，没有。”清川坚持说，“我亲眼看见的，知道。读杂志不会影响我的记忆。他的态度的确不是那种为了杀人才买刀子的样子，而是愉快和爽朗的样子。”

冈部检察官的脸色难看起来，问道：

“如果这样，为什么开始你不说？这就意味着你在检察厅讲的是撒谎。这难道是可以的吗？”

冈部拿出了据说是检察官的传家“宝刀”——“为什么在检察厅不讲？”来加以威胁。老实说，对于这种做法，他本身也不是愿意的。对于坚持证词的清川，他实在无计可施了，这才迫不得已亮出了这口“宝刀”。

“不，我绝不是撒谎。只是……。”

“只是什么？”

“是我今天渐渐回忆起来的。”

“事实真相在案件发生后不久没有对检察官讲，而在过了三个月之后的今天回忆起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你在检察厅的时候就没有回忆呢？这不是令人奇怪吗？”

“这个，实在是真对不起……”

“你说被告人在买刀子的同时又买了晾衣夹子，你这样说，是不是受到某种暗示，才想起是这样的？”

“不，没有。那我的确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在案子发生不久没有回忆出来，反倒在今天回忆出来了？”

“不知道。”

清川民藏说完低垂着头不语了。

“完了。”冈部检察官说完便坐下来，语气中充满了自豪。他心中想：这样就可以把供述调查材料申请作为证据了。

所谓供述调查材料，就是说，搜查部的检察官只有向清川那里索取。冈部当然申请把此作为证据进行调查核实，然而，辩护一方对此并不同意，故才叫出证人进行讯问。

清川既出现在法庭上，供述调查材料理应是不必要的。然而，正如前述，检察一方有刑诉法三百二十一条这个武器。这条刑诉法本来是规定当证人因死亡或事故不能出庭时其供述材料才可以作为证据。但在日本却变成了这样一条可怕的规定，即：证人在法庭上即使推翻自己的前证，这前证同样不失为作为证据的力量。

证人于调查室里面对检察官所讲的情况和证人于法庭上宣过誓后所讲的情况，这二者哪个证明力最强？按常识来说，毫无疑问是后者，然而，法律这东西往往是不按常识行事的。

例如，假设证人在检察官面前说道：案件发生的那天几点钟被告好象没有在办公室，但之后证人又在法庭上说道：虽然被告不在办公室，但看见他从客厅走出来。这两种证词究竟哪种应看做是真实的？这完全靠审判官的判断。在松川案件等一些案件中所以没有采用对被告有利的法庭上的证词，就是由于上述条文的关系。

证人提供证据材料的时间离案子发生的日期越近，其证据材料就越接近真实。这种认识也有一理。特别是被告的交待（尽管是在警察官面前的交待），在英、美、法等国家里，其证据价值就更大，可以说，它给陪审员的心证以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关于证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却不象日本审判那样，具有罪证的威力。这顶多可以作为对该证人的信用性的判断资料即所谓人格证据。对证据的重视，实际上就是对过去那种什么书面证明材料都可以提出来的旧刑诉法的留恋，也就是对过去“究明”主义的留恋。一般认为不触犯三百二十一条是辩护人经常注意的问题。

检察官再主讯问结束后，辩护一方也可以再反讯问。站起来的菊地律师倒十分沉着冷静，问道：

“你在检察厅没有讲被告人在买刀子的同时也买了晾衣夹一事，这是真的吗？”

“嗯。”清川民藏略带歉意地回答。

“也没有说上田宏买刀子时还看了瓶起子和小剪子等附属小工具，是吧？”

“嗯，是的。”

“但是，你在接受检察官讯问时，检察官问你那个问题了吗？”

“唉？”清川似乎没有理解讯问的真意，表现出一种疑惑不解的样子。

“我问你是这个，请注意听着，”菊地辩护人为了使对方沉着、恢复注意力，尽量以温和的语调说，“刚才检察官问你在现在法庭上讲的事实为什么不在检察厅讲，这是不是由于当时讯问你的检察官没有讯问你这个问题？”

“当然。这是当然。”清川回答，但并没有发觉这正是辩护人所要求的回答。菊地微笑了，说道：

“作为你来说，对于没有问的事情自然就不便回答，是吗？”

“当然是的。”

“这就是说，讯问你的检察官只问你被告人是否在你店买小刀一事，对吧？”

“当然是的。”

“也没有问是否看刀刃或看附属小工具了，是吗？”

“没有问。”

“也没有问再买什么，对吧？”

“当然。”清川似乎又缓醒过来似的，两眼闪着光辉回答。

“作为你来说只是因为没有被问，所以才没有回答，是这样吗？”菊地为慎重起见又叮问了一句。

“是的。”

“而且，你刚才说的被告人不仅详细地看了小刀快不快，而且也详细地看了小刀附属小工具的情况，同时还买了晾衣夹走了。这是不假吧？”

“不假。”

“而且，上田宏的态度不象是检察官推测的那样，说什么伪装或装象，而是极其自然，自然得无可挑剔，对吧？”

“是的。他的态度确实很开朗。”

“完了。”菊地辩护人说完便沉静地坐下来。

冈部检察官虽然看到了谷本审判长催促的目光，但并没有站起身来。自从菊地开始再反讯问不久，他心就想：“糟了。”他问证人为什么不对检察官厅讲，从而搬出三百二十一条刑诉法，这作为检察官来说，可以说是最后手段。不过，在使用此手段之前，不用说必须从证人那里取得对己有利的证词。三百二十一条规定：证人原来的证明材料如果与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词不同时，检察官可以把原来的证明材料作为证据向法院提出。然而由于“没有问，（证人）只好也没有说”。这条法律对检察官来说自然也就失灵，不起什么作用了。

冈部心中自然也清楚：通过讯问证人得出一个“没有问，只好也没有说”的结论，这不过是辩护一方的惯用手段。然而，他还是明知就范掉进了陷阱里去了。他为自己的失误而悔恨极了。因此，当审判长以眼神问他对于再反讯问是否进行再再主讯问的时候，他已经再没有站起来的兴致了，只是默默地、无精打采地微微摇了一下头，以示无问可讯。

对于他来说，唯一希望的是：尽管自己的讯问拙劣，但审判长因此却得到了上田宏在伪装这一心证。然而，他知道审判长谷本也好，审察官野口也好，都主张在审判过程中把心证表露于众。然而，这两位审判官的态度都

没有给予他希望。

“唉！算了！还有一个最终陈述。”他自我安慰地想。然而，把希望寄托于申述意见书上，这是在新刑诉法下最拙劣的做法。这一点，冈部也是知道的。然而，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因为，关于清川民藏这个证人，他已是黔驴技穷，无法对付了。

时间已过四点。清川民藏是这天法庭上最后一个证人。宣布闭庭之后，冈部检察官以十分失望的心情望着从背后门口消失的三位审判官的后影，但与此相反，菊地律师和上田宏却是以十分舒畅的心情望着那三位审判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