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先生让船迎着土匪冲过去,是基于他对人性规律的彻底性认知。

人这种动物,没有哪个是生下来的先知先觉,都是在后天环境的成长之中,与外部环境的刺激信号形成反馈,大脑最终形成了对某种信号的选择性敏感。如阳明先生诗书世家,纵然是他懒得悟道,也必是一代风流才子。而一个生长在土匪窝中的婴儿,因为外部缺乏对知识的刺激,也就难以形成大脑的敏感点,想成为阳明先生这样的人,非得几代人栽培才可。

同样的,一个优秀军事人才的出现,也需要相应的环境。大明帝国虽然隔三岔五总闹出些群体事件,但却没有持续性的规模战争,而这就意味着军事方面人才的稀缺。即使有零星几个对军事超级敏感的异类,也奈何不得儒教文化氛围浓厚的社会环境,不是将其绞杀,就是难以找到追随者。

从这个规律上判断,活跃于江西一带的土匪,虽然人多势众,但却未必拥有强势的军事人才。乌合之众鸡鸣狗盗的可能性,近乎百分百。

也就是说,阳明先生要对付的是些鸡鸣狗盗之徒,而这类人又有什么特点呢?

放着好端端的人生之路不走,而是沦为鸡鸣狗盗,那是因为他们的智商过低——略高一点儿就会老实耕田,再高一点儿就会辛苦读书。在大明帝国的黄金时代,读书种子稀缺,大凡一个人愿意读书,朝廷就会给你提供禄米,鼓励你读书,可朝廷的禄米放在那儿你不拿,却偏偏当了土匪,你说这智商靠得住吗?

智商低的人距离文明有些距离,距离动物界却比较近。这就注定了智商靠不住的人,都有几分奴性。而奴性具有这样的特点,他们不谙规律,不懂得起码的道理,唯独对暴力和权力有着极度的恐惧心理。

有恐惧就好办。只要你恐惧,那么阳明先生就可以吓唬住你。

《靖乱录》之中,这样描写了那些智商超低、因其过强的奴性而终日陷入恐惧状态的土匪们:

正德十二年正月,赴任南赣。道经吉安府万安县,适遇流贼数百,肆劫商舟。舟人惊惧,欲回舟避之,不敢复进。先生不许,乃集数十舟,联络为阵势,扬旗鸣鼓,若将进战者。贼见军门旗号,知是抚院,大惊,皆罗拜于岸上,号呼曰:某等饥荒流民,求爷赈济活命。

看到了没有,这就是那些低智商、高奴性的土匪们。他们刚才还在气势汹汹,杀人放火,欺男霸女,突然见到几艘空船,一个戴了官帽的长胡子,就忙不迭地跪下了。你说他们至于吗!

见了弱者就欺凌,其手段残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见了强势就下跪,其奴性表现令人叹为观止。

差不多和阳明先生同一时代的法国,有智者孟德斯鸠撰《论法的精神》,书中说道:世上的政体有三种:君主政体、共和政体和专制政体。君主政体需要尊严,共和政体需要信用,而专制政体,则需要恐惧。大明时代的帝国治下,就是这般满心恐惧、极度无知又充满了不可救药的奴性之国民。

对此,阳明先生的认知,比孟德斯鸠更为深刻。

于是阳明先生不紧不慢地将船停靠在岸边,派了手下人拿了小旗上岸,宣布道:巡抚王老爷知道你们缺心眼儿,又懒到骨子里,弄得吃不上饭,所以才因饥寒交迫沦为土匪,现在宣布你们立即解散,等待王老爷给你们发放救济粮。如果你们再横行不法,就不跟你们客气了!

这事就算是处理完了。

处理完了?那遭到土匪抢劫的人怎么办?

算他们倒霉吧,这节骨眼儿上还是少惹事儿。

理论上来说,阳明先生既然不追究土匪,那就应该用公款支付被抢夺人家的财产和生命损失,可如果有这种好事儿,《年谱》不会避而不谈,但既然没有谈到,应该是没这回事儿——帝国没有赔偿法,所以我们也没理由追究阳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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