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写字楼,苏镜和何旋两人默默无语,毫无目的地在城市里游走,不知不觉来到一家西餐厅门口,何旋说道:“以前,我跟大勇经常到这里吃饭。”苏镜从沉思中醒来,呵呵笑道:“这还是我带大勇来的呢。走吧,肚子也饿了,我请你吃牛扒。”

两人选择了靠窗的座位坐下,何旋说:“以前我们经常坐这个位子。”说着,便泪眼婆娑起来。

“别哭啦,别哭啦,再怎么哭,大勇也不会回来了。”苏镜说道,“我给你讲讲我追我老婆的故事吧。”

于是,苏镜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跟朱玉相识相恋的故事,最后说道:“就这样,我们回到顺宁不久,我就拉着她到民政局‘伏法’了!”

何旋听着呵呵地笑了,之后又叹了口气,说道:“哎,大勇就是少了你那点魄力!”

“这榆木疙瘩脑袋,我跟他说了多少次了,下手要稳、准、狠,老是不听,说什么慢工出细活。哎呀算了,不提他了,都是他没这福分。”

何旋勉强笑了笑,说道:“谢谢你。我知道你也很难受,为了安慰我,才装出这么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

被何旋说中了心事,苏镜怔了一会儿,接着说道:“我们总要学会适应。”

每人点了一份套餐,苏镜的右臂不能使劲,刀叉几乎没法用,何旋自告奋勇地帮他把牛排切成小块。苏镜吃着牛排突然抬起头来,说道:“我觉得我们的方向似乎不对,为了一篇批评报道不值得杀人。”

“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理由杀人呢?”

“我想,得罪人这种事,不仅仅是记者的专利吧?”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大勇可能在生活中结了什么仇家。而我们之前的思路是什么呢?记者被杀了,马上想到是批评报道惹的祸,这是一种惯性思维,而这种惯性思维把我们框住了!你说,大勇在你们单位有没有得罪什么人啊?”

“没有啊,昨天殷千习不是说了吗?大勇人缘特好,从没有跟谁怄过气吵过嘴。当然了,有时候会顶撞领导。”

“顶撞领导?”

“你不会觉得又一个制片人是杀人凶手吧?”

苏镜想了想说道:“任何人都可能是凶手,如果那个朱建文气量足够小,心肠足够狠,杀大勇也不是没有可能。”

“大勇顶撞他,主要是工作上一些事。大勇不是经常拍摄一些负面新闻吗?有的不适合报道,朱制片给毙了,他就吵。朱制片也不记仇,每次吵完他就笑大勇,说他还像个孩子。”

“哈哈,他那脾气上来了,真的像个撒野的三岁小孩。”

“我都说过他好几次,每次他都说要改那臭脾气。”

“那他有没有跟谁有利益上的冲突?”

“我们这里有什么利益?没啥好争的!”

“除了大勇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人喜欢你?”

何旋睁大了眼睛问道:“我应该不会那么有魅力吧?”

“第一,不要小看你的魅力,我要不是已经结婚了,你又是大勇喜欢的人,我都想追你;第二,爱情这东西是一种伟大的创造力量,也是一种邪恶的破坏力量。为爱杀人,并不是什么新闻吧?说吧,到底有没有其他人喜欢你?”

“这个很难说啊,请我吃饭的倒不少。但是,我总不能厚着脸皮说,人家请我吃饭就是喜欢我吧?”

“不喜欢你干嘛请你吃饭呢?”

“喂,苏警官,今天这餐饭谁请啊?”

“当然是我啦,我都跟你说了,你是一个值得我喜欢的女孩子。”

何旋得意地笑了。

“快说吧,有没有?”

“我怎么知道谁在背后喜欢我啊?”

“那你怎么知道大勇喜欢你?”

“这是女人的直觉!”

“女人的直觉,女人的直觉。”苏镜重复着这句话,又吃了几口牛排。

这时何旋的手机响了起来,是朱建文打来的,只听何旋对着话筒说道:“不知道啊,我没看见他……没有,没跟他在一起……不会吧?真的吗?……那怎么办啊?……哦……”何旋的神情起初有几分不耐烦,后来变得惊讶,似乎发生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苏镜呵呵笑道:“他是谁啊?怎么找他找到你这里来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一个同事今天采访没去,领导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

“陈制片?”

“不是。”

何旋刚想解释,电话又响了,这次是殷千习打来的,只听何旋又说道:“冯敬?又是冯敬,刚才朱制片打电话也问我有没有看到他……我没看到他……我跟苏警官在一起……去你的吧,我可不是神探……”放下电话,何旋狡黠地笑笑,“我们朱制片又该写检讨了。”

“朱制片?”苏镜疑惑地问道,“你们制片人不是陈燕舞吗?”

何旋呵呵一笑:“你多久没跟我们制片人联系过啦?她早走了。”

“走了,去哪儿了?”

“大勇没跟你说?人家高升了,”何旋说道,“现在是团市委书记。”

“厉害,年纪轻轻的就书记了,”苏镜接着问道:“朱制片是什么人?”

“他叫朱建文,陈制片走后,他就来当制片人了。”

“两年前我去你们栏目办案的时候,好像没见过他。”

“当时他不在《顺宁新闻眼》,”何旋说道,“人啊,有时候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处,只是位子不同了,这叫螺旋式上升。”

“此话怎讲?”

“他以前就是新闻部的记者,后来离开了新闻部,再后来,新闻部改组成《顺宁新闻眼》,现在他又回来当上了制片人。”

“看上去还挺年轻的。”

“陈燕舞不是更年轻?”何旋反问了一句,继续说道,“当年陈燕舞调离电视台时,很多人都巴望着那个位子呢,比如说那个殷千习,本来希望就很大,但是后来还是朱建文回来任制片人了。”

苏镜呵呵一笑,问道:“朱建文要写什么检讨?”

“今天一个人大副主任去视察河流治污进展,本来我们栏目是派冯敬去采访的,结果他没去。人大办公厅打电话把我们朱制片骂了一顿,朱制片现在满世界找冯敬呢,打他电话也关机了,他便挨个给我们打电话,问我们有没有看见他。”

“这就要写检讨啊?”

“那当然了,今天是记者没去,有时候迟到五分钟都要写检讨呢。”

“他怎么没去呢?”

“不知道,也许他把这事给忘了。”

“殷千习也是你们领导?”

“他不是领导,但总把自己当领导。这个人啊,本来是准备提拔的,后来因为出了点事,也没提拔成。最近好像有点风声,台领导觉得他表现不错,又想重用他了。”

“所以他便自觉地以朱制片副手自居了?”

“呵呵,是。真不知道现在这些人,怎么对当官这么感兴趣!”

“中国嘛,历来是官本位的,”苏镜看着何旋又问道,“殷千习出过什么事?”

“嗨!在电视台出事还能出什么事啊?”何旋说道,“要么是采访市领导出席的会议迟到了,要么是做了批评报道给顺宁市抹黑了,要么是领导排序给搞错了。”

“领导排序?啥意思啊?”

“就是要把领导排大小啊,你知道顺宁有多少市领导吗?”

“这个还真不知道,没数过。”

“除了书记、市长之外,还有三个副书记,六个副市长,一个人大主任下面跟着八个副主任,除政协主席外,还有十个副主席。你得把这三十一个人的名字、相貌记得清清楚楚。”

“我的天啊,当记者真不容易。”

“不但如此,你还得把他们的顺序排列整齐了,这叫尊卑有别上下有序,如果市里开大会,所有的领导都出席了,那才叫热闹呢,写稿子的时候,你得掰着手指头数,书记之后是市长,市长之后是政协主席,然后是副书记、市委常委、人大副主任、副市长、政协副主席,如果哪位副市长恰好又是市委常委,那还得把他们的名字再往前排。”

“你好像没说人大主任,只说了副主任。”

“人大主任都是书记兼的嘛!”

“人大副主任比副市长还大?”

“那当然了,人大是立法机关嘛!监督的就是政府。”

“那为什么市长能排在人大副主任前面呢?”

“因为市长一般都兼着副书记,最不济也是市委常委,党当然要排在人大前面了,因为人大是接受党的领导的。”

“长学问长学问。”苏镜不断地点着头。

“报社记者还好,只要排序弄对就成了,我们电视记者才辛苦呢,每位领导要按照官大官小决定头大头小。”

“啥意思?”

“比如说,书记、市长、政协主席一般都是特写镜头,但是特写也有不同的特写,你不能把政协主席的脑袋拍得比市委书记的脑袋还大;其他副职就要近景了,一般是两三个人在一起,总之不能太突出。”

听着何旋的讲述,苏镜隐隐约约想起点什么,但是那点思绪就像游丝一般若隐若现,还没等他看清,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只听何旋继续说道:“有时候,退休的老领导出席了活动也要点名字,那就更麻烦了,不但要按照他们退休时的官职大小排列,还要按照他们就任时间排列,比如两个老市长出席活动,你得把最老的放在前面。年轻记者根本不认识谁是老领导,所以这种活动必须要老记者去才有把握。”

苏镜哎哟叫了一声:“天啊,真把我绕晕了。”

“所以啊,你说我们天天记这些东西就够累人的,哪还有时间去创新?这些条条框框,把人全框死了。”

“可是你们还有批评报道啊。”

“那也不过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罢了,在中国做批评报道,就像徒手走钢丝,随时会摔死人的。”何旋看了看苏镜的右臂,问道,“你的胳膊要不要找家好点的医院去看看啊?”这一问,就算结束了对新闻的探讨,苏镜也叹了口气,说道,“等有空再说吧。我突然觉得,人这种东西好渺小啊,在命运面前,在体制里面,就像一只蚂蚁,随时都可能被踩死,随时也可能被踩断一条腿。”

“你就是那只被踩断腿的蚂蚁!”

“是,我就是那只倒霉的蚂蚁。在命运面前,我们往往感到无助,有时候觉得自己孤零零一个人,面对着茫茫的宇宙和茫茫的未知,觉得特别恐惧,特别焦虑……”苏镜突然停了下来,他意识到自己说出了“焦虑”两个字,而这正是罗子涵给他的诊断。难道焦虑真的能使一个人右臂麻木?

“怎么不说话了?”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你说,一个人过于焦虑会导致身体某些功能麻痹甚至瘫痪吗?”

“你说你是由于心理焦虑导致右臂麻痹的?”

“嗯,一个心理医生这么跟我说的。”

“这事我不敢确定,不过好像看过一本书,说是一个人瘫痪多年,好几家医院都检查不出什么问题,后来一个心理医生拍拍他的脑袋,跟他说病已经治好了,然后那病人就可以走路了。”

“有没有这么神啊?”

“不去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

苏镜看看右臂,叹了口气。也许罗子涵真的能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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