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黄河改道,按中国5000年里只有8次的概率,可以说是近千年一遇的大灾了。面对滔天的洪水,百万流离失所的灾民,还有巨大的损失数字,宋朝的举措是相当认真的。

前面说过,两位前宰相贾昌朝、丁度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贾氏的恢复故道,商胡溃堤,就在商胡复原;丁氏的从长计议,先疏通河水,看准流向之后再动手的缓期救灾。怎样决策,慎之又慎,认真的程度达到了连续思考了4年。

4年后,公元1051年七月,黄河在大名府馆陶县郭固口又决堤了。

这次决堤就像是得了癌症之后又发了次小感冒。尽管癌症很要命,可是感冒来得更现实,让人没法不先治它。5个月之后,郭固口合拢,但是仅仅限于合拢。水道内淤泥堆积,越来越厚,水面被抬高,随时都有漫过堤坝,再次崩溃的危险。

说到这里,就让人奇怪了。宋朝是中国历代最有钱的王朝,就以贾昌朝恢复故道的办法,号称最废钱费力,也不过就是1000万贯钱,10万民夫而已。参考一下历次战争的花费,就该知道,这不过是宋朝的九牛一毛。那么拖来拖去的,到底因为什么?

谜底还得再等一会儿揭开。进入至和年间了,文彦博和富弼当上了宰相,这两个人不管真实面目与传说中有多大的差距,为国为民的好心肠还是有的。他们广泛征集意见,整理出了一个新办法。据专家判断,一旦实施,就能以最小的工作量达到最完美的治水效果。

――六塔河方案出笼。

六塔河,在河北省清丰县的六塔镇,与黄河相通,却不入海。具体的办法是,把六塔河的河面河道加宽挖深,来容纳黄河泛滥的洪水,这样上游的商胡地段就会得到缓解。水流减缓之后,商胡的崩溃点就可以相当容易地塞住,同时约束河水按故道流淌,进入大海。

提出这个方案的是宋朝的河渠司主管李仲昌。从身份上讲,这是位专职专管的治水专业人员,说的话应该靠谱。从纯技术上分析,也很有道理。以六塔河分水,可以让商胡口的决堤处减缓灾情,容易堵塞。尤其是一旦成功之后,六塔河的后期作用更是巨大。

它可以成为黄河的永久性分水道,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保证黄河的崩溃系数维持在之前历代最低的程度。多好的办法,立即就把文彦博和富弼给迷住了。他们联名上报给皇帝,请批准,立即实施吧。

且慢,欧阳修有话说。

新任的翰林学士看上去义愤填膺,心里有好多的话,都快把他憋爆炸了。他一口气写了几千个字的奏章,把前面提出的3种治河方案都批得体无完肤。

第一,关于贾昌朝的恢复故道,欧阳修指出,也不想想为什么近几十年来河患不断?就在于故道泥沙淤积,已经积重难返,根本就不可能再恢复了。一定要逆天行事,难道与天斗,真的其乐无穷?

第二,关于丁度的从长计议,就是宋朝版的官员不作为罪行。从长计议,8年了够长不?你有什么计议结果请尽快出现,难道国计民生的重要,都维系在您不定时短路的脑子?

第三,六塔河计划。这是最让欧阳修不堪忍受的,他实在是怀疑这个世界是怎么了,难道一个个国家大臣都成了白痴加废物?六塔河,只是一条40步宽的州县级河流,它能有多大的容水量,想让它给中国北方第一大河减水……你们的脑子进水了吧?!或许每个脑子注水100吨,黄河就安静了!

综上所述,每一条方案都不成立。欧阳修在愤怒之余,也提出了自己的办法。他建议派真正懂行的水利大臣到黄河的下游去,别再只把目光盯在商胡、郭固口等上游危险地段。把黄河的入海道路修好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水往东流,渠成自畅。这才是根本正路!

又一个方案产生,欧阳修把整个朝廷吓了一大跳之后,又把希望给了他们。平心而论,他说得都在理,尤其是关于六塔河的分析。无论如何,40步宽的河面就决定了方案的先天不足。

那是给中原第一大河减水!

从理论上讲,只要六塔河的容积不够,黄河水势必倒灌回故道,上游的压力会急剧增加。欧阳修断言,那时上游必溃。

奏章交了上去,他和全天下人开始了等待。强调一下,这就是欧阳修的力量,他的文章在年青时代就风行全国,20多年以后,已经是宋朝当时公认的文学泰斗。天下第一大家,随便写点什么都是万众瞩目,这种影响力谁敢忽视?

但真就被忽视了。欧阳修怎么也搞不懂,无论是治河的见解,还是文字的功力,还有他和富弼的交情,都注定了他将扭转治河事件的乾坤,可偏偏就被扔进了废纸缕里,没人去看。

李仲昌的六塔河计划被提上日程,变成了治河主旋律。

欧阳修再一次失败了,他像惯例一样的被主流官场所抛弃。这种遭遇从一些角度上看,是很好玩、很可笑的,他怎么总是出丑啊,干生气没办法。可换一种角度来看,就会别有一番感触。这件事起码潜藏着两个真相。

第一,历尽官场风霜,唯一没有变的人只有欧阳修。以还活着的庆历新政的“君子党”为限,富弼变了,韩琦变了,那些曾经激扬奋发的青年馆阁人员更是找不到踪影。只有欧阳修以前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这让他继续在官场上出丑,总是当异类。

可“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他坚守着从青少年时起就抱定的信念,虽然迂腐,哪怕不合时宜,他在物欲横流的官场上永远都保持着一个书生的本色,从来都只做他自己。这难道不是极端难能可贵的吗?

第二,他这次失败的原因也很简单。治河,至少在古代,从来都不是一件民生工程,而是一种政府工程。欧阳修与庆历故人们渐行渐远,不与同流,属于无党派人士了,那么自然就不会再有人重视他的意见。

三种意见,哪种都有幕后的支持者。贾昌朝的背后是陈执中,李仲昌的背后是文彦博和富弼。丁度的稍好些,因为他实际上根本就没提出具体办法。

这样一件大工程,在谁的治下成功,都会变成他巨大的政治资本。就比如贾昌朝的恢复故道法,他和陈执中都处在下野状态,如果被采用,现任的文、富二人脸往哪放?一旦治河成功,功劳算是谁的?

贾和陈立即就有了东山再起的声望。

围绕着最后利益归属的问题,巨大的水灾危害变次要了。双方都用尽了手段,来打压反对对方的方案,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敌人的意图得逞。最先发难的人是贾昌朝。

贾昌朝的资历很高,在庆历年间从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一路升上了参知政事,再到枢密使。直到新政开始,才被范仲淹、欧阳修赶出朝廷,也就在那时和富弼结成了冤家。这时他的运气非常好,本来国家重大决策,大臣们除了写奏章,搞辨论之外,就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可是机会突然降临,让他能使盘外招了。

事情发生在那一年的春节时。宋朝的至和三年(即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正月初一,是一年中的大日子,这一天百官齐集大殿,盛装排列,庆贺元日大朝会。谁也没有料到,就这在这个时刻,出大事了。

只见两边的内侍把殿上的帏帘卷起,露出了帘后的皇帝,大家正要参拜,突然看见皇帝的头向一侧歪倒,随即整个人都倒了下去,皇帝昏倒了!

御阶上的帘幕立即又拉了起来,里边人影晃动,一阵忙乱。下边的百官们惊慌骚动,都不知道皇帝到底怎样了。直到好一会儿后,帘幕重新拉开,大家又看到了熟悉的仁宗皇帝,他又能坐直了身子,与大家遥遥相对。

当天大臣们勉强压住心里的恐惧,向陛下依次行礼,徐徐退下。回去的路上,每个人都在想,皇帝到底怎么了,明天还能照常登殿理事吗?

明天不行,宋朝的年假直到大年初五。初五日上班,大家接着朝贺,而且有新节目。宋、辽两国乃兄弟之邦,每年春节,辽国都要来给哥哥拜年,于是按惯例,初五这一天,要在紫宸殿设宴,款待辽国使者。

全体朝臣都提心吊胆,要是陛下再当众玩次晕倒,这名声可就传出国界了。真的要变成“晕君”?他们多虑了,皇帝可以晕倒,不过得20年一遇。大初五的,仁宗有新花样。

简短节说,所有的排场重复了近100年,都成惯性动作了,什么错也没有,直到宰相和皇帝面对面。最高潮的桥段到来,得由宰相手捧酒觞登阶近距离为皇帝贺寿,并请皇帝发表新年讲话。

就见新年有新气象,陛下坐得稳稳的,下面群臣站得静静的,皇帝突然说,“不高兴吗?”(不乐邪?)文彦博一下子就愣住了,这句话什么意思?是陛下看我不顺眼,还是对宋、辽两国的邦交有了新的意向,要在朝贺日给辽人不痛快?

脑子里电光火石般地闪烁答案,可是都觉得不靠谱。理智告诉他,最帖近的答案就是皇帝还在晕,说的是病话。他作为宰相,就别跟着晕了。于是闭嘴,马上上菜,开吃!

当天的宴席上仁宗一直稳稳地端坐着,没再说话,甚至没有表情。直到典礼结束。大臣们一把冷汗拎着,总算松了口气。不过再次回家时,心里就都有了个问号,皇帝是病好了,还是更重了?

这事儿还真不好讲,瞬间晕倒和语无伦次,哪个都要命。

第二天才真正要命。中华上国,礼仪之邦,初五日是迎接辽使,初六还要送行。仍旧还在紫宸殿,原班人马继续喝。辽国的使者正在上殿,走到庭中央时,皇帝突然间喊了一句话:“速召使节上殿,朕几乎不相见!”

满殿的大臣集体一哆嗦,您是今天失忆,还是昨天梦游,把一整天的事儿都忘干净了?眼看着宋朝在外国人面前保持了近100年的体面就要倒塌,在场的官员们瞬间开始配合,兵分两路,台下面由宰相出头,把辽国使者拦住,直接往外拉。

理由是皇上高兴,昨晚上喝醉了,今天由大臣们在驿馆里设宴,咱们换台喝。

这时台上面一片忙乱,内侍太监们不由分说,把皇帝架起来就走。那架势倒真跟宰相说得差不多……

当天晚上,宰执大臣们都没回家,他们找来了宫中的大太监史志聪和邓保吉,提出了个自宋朝建立以来,开天辟地第一次有人提出来的要求。文彦博要求内侍随时通报皇帝的病情,不许隐瞒,不许迟缓。

理由充分,国不可一日无君,皇上病成这样,大臣们必须心里有数。

看着很忠心,没想到被大太监们一口驳回,皇宫内部的事,轮不到你们宰相说话,该干嘛干嘛去,别给自己找祸!

实事求是地说,太监们的话没错。皇宫内外一条门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之所以要彻底分离开,不光是皇帝的男性心理作祟,拒绝任何给自己戴绿帽子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有人身安全,更有政治安全。

古往今来,能带着人马随意出入皇宫的,只有董卓、曹操等乱臣贼子,想篡位的。其余想随时掌握皇宫内部消息的,也都不是善类。就像这时,文彦博看着是忠心耿耿,可如果开了这个先例,以后皇帝只要有个小病小灾,他就随时掌控皇宫,这个天下姓赵还是姓文?

道理谁都懂,有的人犹豫了,比如富弼。文彦博却大吼一声,当了一回吹风机,他在史志聪的耳朵边吼了一大通的道理。这很平常,宋朝最不缺的就是“道理”,根本就压不服人。真正起作用的是他最后的一句话――来人,带他去直省官署签字,立军令状。以后宫里的事两府大臣不知道,就砍了他。

史志聪立即就服了,不仅答应每天汇报病情,就连当天晚上皇宫各个城门要关闭时,他都要守门的去找文彦博说话,关不关城都由您作主!

文彦博很清楚,这不是服,而是不得不服,看来会有后患。不过他管不了这么许多了。当天他站在暗夜里的皇宫门前,遥望宫阙,心怀陛下。皇上,明天要是能见您一面,该有多好啊!

如愿以偿,第二天他就真的见着皇帝了。初七日,大清早的皇帝突然间披头散发地冲出皇宫,嘴里还高喊着:“皇后和张茂则谋大逆!”

文彦博、富弼的头发瞬间顶起了官帽,大逆……那不仅是造反,还要刺王杀驾!皇帝是连滚带爬地冲出来申请政治避难了,臣子们还等什么,还不冲上去救人?

却见昨天的一幕重演,皇帝颤抖的手一直向前伸着,内侍们一涌而上,把他牢牢按住,集体转身,返回了皇宫。留下了外面一大片的大臣们发呆。

同志们,看架势,皇上刚才喊救命倒也像哈……正想着,太监们回头说了句话,让他们从头顶凉到了脚心。“相公们还是为官家颁赦消灾吧。”

颁赦,指大赦天下,除了几项十恶不赦的大罪之外,所有犯人都可以回家,重新当良民。一般来说,不到最后一步,是不会动

用这一招儿的。这代表着所有的大内御医都绝望了,皇上病治不了,得老天爷开恩才能奏效!

阴云盖顶,两府大臣们觉得天塌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局面是宋朝自建立以来从没有过的恶劣。皇上疯魔了,连个太子都没有,偌大的国家谁来管理?头疼中,才显出了谁是与众不同的,文彦博瞬间就把麻烦转嫁给了太监们。

他提出了第二个要求。大赦先等等,没过初十,不许惊扰天下,谁知道几天之中会有怎样的转机。先在皇宫内院的大庆殿里设醮,向上天祈祷。两府大臣自今日起,就留在大内里过夜,日夜值班,随时对皇帝负责。

太监们目瞪口呆,别说是宋朝,就算唐朝、两晋或者汉朝,都没有大臣们拉帮结伙在皇宫里过夜的,尤其是皇上病危,群龙无首的时候,不说政治上的后果,你们这票人让满宫的嫔妃们的声誉都飘红染色?!

大太监史志聪忍无可忍,说了一句。“相公们,这事没有先例,只管不妥吧?”

文彦博冷冷地回答。“现在这样的情况,难道有先例可查吗?”

太监们集体闭嘴,谁都知道再聊下去,就又是军令状说话。算你狠,史志聪转身就走,说来他真是丢人,太监们在宋朝的威风都被丢尽了,想想以前十全大太监王继恩的时候,哪个宰相敢这样猖狂?不过他很清醒,愤怒归愤怒,他知道太监权力的最重要一环,现在归零了,无论如何都没法和外臣较量。

太监必须得有皇帝撑腰,才有威力。

史志聪忍了,大臣们在皇宫内院里住了下来。也许是祈祷起了作用,第二天初八,仁宗的神智稍微恢复了些,能走出崇政殿和大臣们见一面。一面之后,马上又消失了,大臣们盯着寝宫的大门开始交换眼色。

各位同仁,都到这步了,还留着这扇门干嘛?

一天之后,大臣们一步步走向了皇帝的最后一层遮盖物――寝宫大门。这时史志聪又冲了上来,不管怎么说,你们不能到皇上的卧室里吧?却不料刚想说话,就被富弼吼了回来:“宰相安可一日不见天子!”

史志聪终于一衰再衰,衰到底,连说话的权力都没有了,直接被吼声赶跑,躲进皇宫的更深处。从这一天起,不仅两府大臣可以随意出入皇宫,问候到皇上的床边,就连两制官都能每天到内东门问安,百官们不管职称大小,每5天也可以进入一次。

皇宫彻底开放,成了宋朝高档菜市场。

这样一来,好处很明显,坏处也立竿见影。皇上的病情公开化了,别说什么官方病例,官场里的小道消息像风一样快,瞬息之间就流窜了宋朝全境,其间当然少不了北京大名府的前宰相贾昌朝。贾大佬狠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这事儿很热闹嘛,怎么能少了他?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都是天生地造,为他定做的好机会,绝对不能错过!

几天之后,两府大臣们正聚集在皇宫里说事,突然间闯进来两个人。按说这时天大地大,宰执权力最大,可这两个人谁也不敢轻视,因为他们代表着上天。

宋朝的司天官,专门管理缉查官方民间各种各样的逆天背理的事儿的人,整个就是神仙在人间的代表。比如天上偶然划过一道流星,他们都有权警告皇上,这是上天看你不顺眼,马上自我检讨,你都做过什么坏事了?

这时他们闯进来,说了一句话。“国家不当穿河于北方,致圣体不安。”河,指的是六塔河,它在开封之北。司天官精确计算过了,以官方的风水感应方位,就是你们乱挖,才把皇上挖病的!

提到六塔河,文彦博的脑子里瞬间就闪出了一条关系网。六塔河――黄河――治水方案――贾昌朝,贾昌朝――宫中侍讲――好多太监――皇上病了!

政治斗争的水平,一定要建立在对官场系统的了解上。文彦博从万千头绪里准确地挑出了敌对分子,贾昌朝贼心不死,要利用当年他在皇宫里当侍讲时结识的太监们搞事,借皇帝生病的机会,来搞垮六塔河计划。

分析出原因,文彦博选择了沉默。真正的危险还没临头,这两个司天官突然来喊了一嗓子,像威胁不是威胁,像控诉不像控诉,真正的目地是什么?

谜底还没揭开呢……

几天之后,谜底揭晓。这两个人又闯进来了,这次不仅重申了六塔河开挖必须停工,还递交了一份解决办法--请皇后听政,这是解决目前状态的唯一正解!

紧接着大太监史志聪出现,从春节开始就灰头土脸的太监大佬变得容光焕发,他从后宫带来了一份书面材料,命令宰执大臣们全体走人,从皇宫内院滚出去,恢复国体。

实事求是地讲,这两条意见都是正确的。在中国的封建时代,皇后与皇帝是敌体,两人是平等的。虽然男权至上,皇帝可以休老婆,但相比于宰执大臣,皇后仍然神圣无比。

所有大臣,都不过是她的家臣!

由此可以推论出,文彦博、富弼等人不经皇后允许就私自闯进皇宫,赖着不走,而且作威作福,呵斥内侍,这都是十恶不赦的大罪。现在用书面文字叫他们滚出去,都是相当温和,甚至懦弱的表现了。

那么宰执大臣们是什么反应呢?富弼怎样不清楚,文彦博还是很平静,他静静地听完司天官的发言,打发他们先回去听信。接过了史志聪交过来的文件,仔仔细细地看,然后脸上浮现出了欣喜的表情,缓缓地点头,像是鼓励,又像是如释重负,以前所未见的和蔼,请史大太监暂时回避。

一切迹象都像文彦博屈服了,贾昌朝的连环计得逞,以皇后压服宰执,一举毁掉六塔河计划,甚至给稍后可能进行的大清算留下了伏笔。这样的大逆不道,罢官都是轻的吧?!

危机临头,怎么化解?一般人能看出危机在哪里,再想出保全自身的办法,就是相当了不起了。可文彦博不这样。这人的本事之一,就是“驱敌为奴”大法。能让他的敌人为他办事。

最开始是先做了一个小动作,说来那就是史志聪犯的错了。史太监毕竟不是十全大太监王继恩那样在残酷的斗争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人才,他沉醉在乐观的前景里,没注意到文彦博一边表示赞赏,一边却把文件稳稳地……收进了怀里。

这样重大的决策,没有当场和其它宰执大臣们宣布!更何谈商议和执行?

等到这两拨人分批支走之后,文彦博的反击立即展开,他火速宣召那两个司天官回来觐见,见面之后劈头盖脸地喝问:“尔等今日有话想说?”

“是。”两人还是那么硬气。

文彦博大怒:“天文异变,这是你们的职责,可以讲。可国家大事是你们有权过问的吗?你们犯罪当斩!”

两个司天官当时冷汗就下来了,他们何尝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有权说话,却无权下命令,这时宰相发怒,真要砍他们的话,无论是贾昌朝,还是史志聪,除非是皇后,要不然没人能救得了。可皇后为他们求情……这个梦不现实!

说话间文彦博把文件拿了出来,交给其它大臣们传阅,只见文件就像病毒,谁看了谁发抖,个个脸色变青。突然间集体怒吼:“奴敢僭言,何不斩之!”这都是几十年官场历练出来的老官僚了,危机指数瞬间就都读懂。你死我活的时刻到来,绝对不能手软。

可文彦博却反对,他说了一句话,就让全体同僚都安静了下来。“若杀这两人,于中官不安。”小心皇后陛下抓狂。

大家一下子就都明白过来了,他们进宫本来就是无视皇后的威权,这时再杀了提意皇后听政的人,难道真是要逼着皇后跟他们势不两立?

可问题是现在已经势不两立了,之所以还平静,只是因为曹皇后是那么的贤德,一辈子也没发过一次火。现在怎么办,要让局势不继续恶化,让曹皇后继续平静,得怎么办呢?

大臣们冥思苦想,文彦博已经转脸,突然向那两个司天官露出了迷人的微笑,该怎么办,你俩知道吗?

两个小办事员顿时一阵恶寒,后悔得直想哭。他们别的不知道,自己的脑袋快搬家了还是清楚的。真希望时光能倒流,玩什么政治投机啊,老老实实地活着比什么都强!

不想死,就得听话,文彦博给他们指了条路,仍旧还是发挥他们的特长,到六塔河挖掘工地上去,一定要“好好”地计算啊,这个工程到底和皇上的病有没有关系……傻子都知道调查的结果。这两个司天官连夜出京赶赴现场,经仔细勘测、精密计算,发现了个根本性地失误。

以前的推论是错的,因为六塔河的方位是东北,而不是正北,和皇上的病没有半点的干系!

紧接着好运临头,皇上在正月十四那一天,就像突然昏倒一样,突然间神智清醒,能上班见人了。这样一来,局势彻底翻转,皇后根本没有理由走上前台了,贾昌朝、史志聪的计划彻底流产。这还不算完,尤其绝妙的是仁宗有了点小变化。他从这一天起就面无表情,沉默不语,对谁都不说一个字。

就算在上朝办公时,也只是点点头,或者摇摇头而已。在这种局面下,想一想写奏章弹劾宰执进大内的臣子们得多郁闷,皇上连理都不理!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皇帝脸上的表情在一点点地恢复,政府在一天天地正常工作,六塔河那边的工程更是紧锣密鼓地实施,终于到了峻工的那一天。六塔河峻工,就意味着黄河上游8年前决堤的商胡终于可以了合龙了。

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四月初一日,商胡顺利完工,奔腾肆虐的黄河水终于变得温顺,千里之外的六塔河把她多余的水量分走,一切步骤按部就班,实现着最初的计划。千年水祸就此解决,文彦博、富弼还有李仲昌等治水人员终于成功了!

打住,只成功了几个时辰。几个时辰之后,突然间河水猛涨,不可遏制,商胡在刚刚合龙不久,连民工和士兵都没有从堤上撤下来时,就重新崩溃。国家近8年的讨论,半年的施工,数百万贯的钱财,千百条的人命瞬间就被洪水吞没。

让欧阳修说中了,商胡再次决口,原因就在下游负责减水的六塔河。它实在是太小了,刚开始时还好,一旦商胡合龙,水流量突然间增大,它几乎是立即就支撑不下去了。

滚滚洪水倒卷回上游,造成了商胡重新决堤的悲剧。

事故出现,根本没法挽救。宋朝当局只能听之任之,让洪水想怎么流就怎么流,这回算是彻底放弃了。从这之后,黄河不止不一次地决堤,它恢复了远古无人时的状态,循地理地貌,自己完成了从新找路入海的工作。

那是在4年之后,再一次在大名府附近决堤,黄河向东分出了一条支流,它下接界首河,在冀、鲁之间入海。这样黄河在北宋年间就变样了,她成了一条二股河,中下游之后,形成了北路、东路两条水流。这就像老天爷跟中国人开的玩笑。

你们想要的,他老人家都给了。六塔河减不了水,这条东流来减,但仍然有代价。这条东流实际上走的是西汉时期黄河改道时的一条旧路,朝代更迭,早就荒废,它比原来的故道更加为害,这是后话,以后再说。

回到开封城里,出了这样的大事,就算贾昌朝这些政敌不追究,御史台、知谏院的言官们也不会放过。他们连名上书,要求严惩治水失职人员。

治谁呀?文彦博、富弼都在郁闷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连大内、皇后都得罪了,可结果呢?居然搞到了这步田地。可也没什么,在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面前,是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的。还是由文彦博出面,他使出了古往今来,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能用的两大政坛绝招。

这两招一旦用出来,就从来没有失效的时候。

第一招,永不认错。

请大家留意,可以去随意翻人类各国历史,每一个叫得响的大人物,从来都没有说过自己做错过什么的时候。人可以死,主张可以被打倒,但信念永远无敌!这一点表现在文彦博的身上,就是谁也没犯错,连黄河本身都是无辜的。什么?你真的要追究?嗯,给你看官方文件,六塔河计划是皇上御笔亲批的,我们都是办事人,你想连皇上也追究吗?

查一下资料,会看到事故直接现任人的处罚决定。以李仲昌和内侍张怀恩为例,李仲昌原为殿中丞,被“降”为大理寺丞;张怀恩原为供备库副使,被“降”为内殿承制。几乎跟没有处罚一样。

这一页就算揭过去了。真正厉害的是第二招。

第一招让人恨怒不敢言,第二招可以让人精神抖搂,兴趣盎然地忘记愤怒,重新和宰执大臣们打成一片。那就是传说中的无敌招数――转移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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