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公诉人席上，汉密尔顿·伯格和他的副手坐在一起。埃弗森·弗林特法官看了看他们，宣布道：“公诉人对陪审团的成员有什么异议吗？”副检察官宣布道：“我们没有异议。”弗林特法官又看看辩护席：“梅森先生，你们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梅森站起身来，做了个接受的姿势，这一姿势足以胜过千言万语。他说：“我们完全赞成陪审团的人选。”
“非常好，”弗林特法官说，“请陪审团宣誓。”
副检察官伸出左手，模仿了一下梅森的动作，带着嘲讽的语气说：“他有必要这么做吗？”梅森朝公诉人席上投来一笑，接着不紧不慢地说：“那你为什么要学我的动作呢？”弗林特法官说：“先生们，我们不要进行人身攻击，开始审理此案吧。现在请陪审团宣誓。”
一等陪审团宣誓完，汉密尔顿·伯格就点头示意副检察官科洛顿·帕马做陈述。
“法官阁下，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方的陈述将会非常简短。”他说，“我们只想指出本案的被告米纳瓦·明登从哈珀·明登那儿继承了一笔遗产，但米纳瓦·明登很清楚有权享受这笔遗产的并不止她一个人。具体点说，还有她姨母的女儿，一个名叫多莉·安布勒的年轻女子。”
“明登小姐的姨母生前没结婚，据推测也没留下子女，然而，我们有一份明登小姐亲口做的声明，证实多莉·安布勒是她姨母和她父亲的私生女，是她同父异母的姊妹。”
“我们并不想把案子搞复杂，只想澄清一个事实，以求表现被告的真实心理状态。”
“9月6日晚，被告米纳瓦·明登在蒙特罗斯乡村俱乐部参加了一场舞会。在舞会上她喝多了，和舞伴吵了一架，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乡村俱乐部。”
“我们要说明一下，明登小姐被宠坏了，很容易冲动，有时候还很傲慢。她在停车场里发现了一辆卡迪拉克，车牌号码是WHW694。车还没熄火，钥匙也挂在上面。被告当时并不知道这车是从圣弗朗西斯科偷来的，她跳上车，把车开跑了，显然是想回家。”
“就在西大街和好莱坞大道的十字路口，她闯了红灯，撞倒了一个行人。她犹豫了一会儿，才从车上跳下来慢慢地走向受伤的行人，突然又改变了主意，转身跳上车，很快溜走了。”
“现在，我想请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注意，刚才我提供的有关被告酒后开车撞人逃跑的证据和其他违法行为，都是为了说明本案发生的背景和被告的作案动机。”
“我们还要证明被告曾精心策划了一个阴谋，想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她雇用了一家侦探事务所在报上登广告，提出招聘一位具有特定体态、相貌的年轻女子。
“她指示负责面试的人员，要找一位外貌酷似她的女子。”
“多莉·安布勒去应聘了。负责面试的人一见到她，就发觉她和米纳瓦·明登长得极其相似。这就使得被告起了疑心，怀疑多莉·安布勒和她有血缘关系，换句话说，怀疑多莉·安布勒就是她姨母的私生女。”
“被告之所以处心积虑地策划这样一个阴谋，是为了让那些亲眼看见她肇事的目击者把多莉·安布勒误认为她。”
“一旦多莉·安布勒被误认为是肇事者，被告就觉得她自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然而，在被告自己见到多莉·安布勒以后，她立刻意识到恐怕难以控制局面，报纸肯定会对她俩的长相相似这事大肆渲染，并且很快就会查出她们之间有血缘关系。”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告打算与曾经跟踪过她的邓拉维·贾斯帕合谋，而这次合谋的结果就是……”
“请等一下，”梅森说，“我们不愿意打断公诉人的陈述，但是到目前为止，公诉人提供的证据中涉及到了另外的罪行，这会使陪审团对被告产生偏见。我们认为这证据提供得欠妥。恳请法庭提醒公诉人注意，并指示陪审团忽略那些与本案无关的证据。”
“我们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帕马对弗林特法官说，“我们可以利用案件记录，也有权运用任何违法行为来证明本案被告实施谋杀的动机。”
弗林特法官对陪审团说：“根据法律，被告的其他违法行为不应在本案中作为定罪依据，除非这些行为可以解释本案的作案动机。虽然公诉人一再保证这些违法行为可以提供本案的作案动机，可我得提醒公诉人注意，不得过分强调被告所犯的其他罪行，或是类似罪行的任何证据，除非这些证据确实可以解释被告在马文·比林斯一案中的作案动机。”
“请继续，副检察官先生，请注意你的言辞。”
“法官阁下，我们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帕马说，“我们所提到被告的其他罪行只是为了解释本案的作案动机。”
“这很好，请继续。”弗林特法官说。
“法官阁下，实际上我已经快说完了。”帕马转向陪审团，“邓拉维·贾斯帕查出是被告开走了他们偷来的车；被告也得知邓拉维·贾斯帕有前科，那车是偷来的，因此她就与邓拉维·贾斯帕合谋绑架了多莉·安布勒，这样一来她就除掉了心腹大患，可以独享遗产，还可以把撞人后逃跑的罪名栽赃给多莉·安布勒。”
“我们想要告诉诸位的是，在这次合谋的过程中，私人侦探马文·比林斯查出了事情的真相。我想你们可以从比林斯企图讹诈被告这一证据上推论出这个结果。”
“如果不是马文·比林斯觉察出两人如此相似是由于有血缘关系的话，如果他不是想与多莉·安布勒合谋获得哈珀·明登的一份遗产的话，那么这谋杀案就不会发生，我们现在也就不需要审理这案子了。”
“我们并不为死者辩护，所有的证据都会向你们表明马文·比林斯实际上是个想坐收渔利的家伙。但是不管他有多狡猾，多卑鄙，他都是受法律保护的。他是个人，是被人谋杀的。”
“因此马文·比林斯去了多莉·安布勒的公寓，这时安布勒小姐已经被人偷偷地绑架到了楼下的另一套公寓。”
“比林斯按响了门铃，过了好一会儿，米纳瓦·明登认为自己与多莉·安布勒的相像可以蒙混过关，就打开了门。”
“起初比林斯上了当，但他与米纳瓦·明登谈了一会儿后，就意识到她不是多莉·安布勒。并企图讹诈明登小姐，于是明登小姐就向他开了枪，用的是一把5.6mm口径的左轮手枪。”
“开枪后不久，公寓的房门门铃又响了起来。”
“这次按响门铃的不是别人，正是被告的辩护律师佩里·梅森和私人侦探保罗·德雷克。”
“米纳瓦·明登和同伙只得从公寓的后门溜走。他们断定来访者不会料到这公寓还有后门，于是迅速把双人床的床垫从卧室拖到了厨房，并用一张餐桌和床垫将门抵住。”
“几分钟后，梅森和保罗·德雷克破门而入，发现马文·比林斯已经失去了知觉，奄奄一息。他们还发觉厨房门被人从里面给抵住了。”
“另外，我们想补充说明，那位不幸的多莉·安布勒被人带到805号公寓后，被强行注射了一针麻醉剂。”
“请等一下，”梅森说，“我们反对以多莉·安布勒的遭遇作为证据。”
“这能提供本案的作案动机。”帕马说。
梅森说：“我反对，因为公诉人现在所说的一切都是发生在枪杀马文·比林斯之后的。”
“我想是这样的。”弗林特法官说。
帕马坚持说道：“好吧，如果我不能以此作为证据的话，我就先跳过这一段。但是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想向法庭提供这些证据，在目击证人出庭作证时，我们还会引述此事的。”
“我不想过分描述细节使诸位心烦，只想陈述一下本案的大致经过，帮助你们理解稍后听到的证词。你们将会听到被告的一个同伙的交代，也会听到被告自己陈述。”
“我们想要陪审团给被告定一级谋杀罪名。就本次审理而言，你们只需要做这一裁决。”
帕马高高地举起左手，伸出食指：“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只需要做一个裁决，”他晃动着那根手指，“那就是，根据本案的证据是否能判定被告犯有谋杀马文·比林斯的罪名。”
“我们要求你们裁定她有罪，而且是一级谋杀罪。”
帕马转过身来，走回公诉人席。
“梅森先生，你要做陈述吗？”
“不用了，”梅森说，“但我想请求法庭提醒陪审团，从法律角度来看，公诉人的陈述并不准确。”
“从哪方面讲呢？”弗林特法官问。
梅森站起身来，将左手高举过头顶，伸出食指，对法官说：“法官阁下，这儿需要证明的问题不只一个，而是两个。一是被告是否有罪，二是这罪行是否够得上一级谋杀罪。”
梅森又缓缓地举起右手，伸出食指说：“首要的问题是要毫无疑问地证明被告有罪，我想这一点法庭应该提醒陪审团注意。”
“我认为陪审团应该明白，在所有犯罪案件中，证据都应能毫无疑问地证明被告有罪。”
“否则被告就会被无罪释放。”
“这一点法庭会指出的。”弗林特法官说。
梅森缓缓放下手，坐下了。
弗林特法官用赞许的目光看了看佩里·梅森，他很欣赏梅森的机敏过人。虽然梅森放弃了陈述，但却在第一回合的交锋中胜出公诉人一筹。
“传第一目击证人。”弗林特法官对公诉人说。
“请埃米莉·迪克森出庭。”
迪克森夫人是个四十来岁、丰韵犹存的女人，她先宣誓，然后向法庭报告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随后就在证人席上坐下了。
“你的职业是什么？”帕马问。
“我是帕克赫斯特公寓的房东。”
“你住在这楼里吗？”
“是的。”
“在多莉·安布勒活着的时候你认识她吗？”
“请等一下，”梅森说，“我反对任何暗示多莉·安布勒已死的问话，因为此事还并未被证明，不能做为证据。”
“我并没说她死了，”帕马说，“我只是问证人在多莉·安布勒活着的时候是否认识她，我可以拿这个问题去问任何人，我还可以问她在你活着的时候是否认识你。”
“这种问题的推论就是被问及的这个人已经不在人世了，”梅森说，“而且我认为公诉人之所以要这样问，就是想传达这层意思。”
“我也这么认为，”弗林特法官说，“先生们，让我再重申一下。我允许公诉人提供其他罪行的证据，但是这证据必须对陪审团所要裁定的案件有帮助，而且能说明作案的动机或手段。这些规定你们都很清楚了吧。”
“我裁定公诉人不能引用本法庭尚未判定的罪行做为证据。”
“我收回我的问题。”帕马不情愿地说。
弗林特法官说：“我建议陪审团对此问题不予考虑，也不要让此问题中的隐含内容对你们有任何影响。如果公诉人再次企图左右陪审团的裁决的话，我将宣布无效审判。”
“我并没有企图左右陪审团的裁决。”帕马说。
“行了，”弗林特法官冷冷地说，“你也算是这方面的行家了，应该知道你提的问题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现在我建议你继续提问，但要加倍注意自己的言辞。”
“好的，”帕马转向证人说，“9月6日之前，你认识多莉·安布勒吗？”
“认识。”
“在那以前你认识她多久了？”
“嗯……我想大概有五六个月吧。”
“安布勒小姐在帕克赫斯特公寓租了套房间，是吗？”
“是的。”
“是哪一间？”
“是907号房间。”
“9月12日以前，你是否把805号房间租出去了？如果是的话，你知道租房人的姓名吗？”
“现在我知道那租房人名叫邓拉维·贾斯帕，但在租房子的时候，他谎称自己叫威廉·卡姆斯。”
“你是在什么时候把805号房间租给他的？”
“9月11日。”
“是在今年吗？”
“是的。”
“我暂时就问到这里。”帕马说，“但我以后还会请她出庭作证，向她询问另外一些问题。”
“很好，”弗林特法官说完转向梅森，“现在请辩方律师提问。”
“你能描述一下多莉·安布勒吗？”梅森问。
“可以。她约摸有二十五六岁。”
“眼睛是什么颜色的？”
“浅褐色的。”
“头发呢？”
“赭色的。”
“容貌怎么样呢？”
“她长得很像坐在你左边的那个女人。”
“哦？这么说你注意到她们长得很像了，是吗？”梅森问。
“是的，我注意到她们长得非常地相像，简直有点令人难以置信。”
“你曾经谈起过这事吗？”
“我当然谈起过。”
“那么有没有可能把被告认做多莉·安布勒或者把多莉·安布勒认做被告呢？”
“非常有可能。”
“你初次见到被告是在什么时候？”
“我是在辩认嫌疑犯的屋子里初次见到她的。”
“那时你把她认成了多莉·安布勒，是吗？”梅森问道。
“反对，”帕马说，“该问题在法律上无效，与本案无关，也不重要，属诱导性盘问。”
“反对无效。”弗林特法官厉声说道。
“警方要我去辨认米纳瓦·明登，我告诉他们……”
“别管你都告诉了他们些什么。”梅森说，“他们都告诉了你些什么？”
“他们告诉我要我认出米纳瓦·明登。”
“你告诉他们在这之前你从未见过米纳瓦·明登，是吗？”
“是的。”
“但是他们仍想让你去认一个你从没见过的女人，是吗？”
“他们想让我看看她是不是和多莉·安布勒长得很像。”
“你认出她了？”
“是的。”
“你发觉她们长得很像？”
“是的。”
“到什么程度？”
“简直就是一个人。”
“我要再问你一遍，”梅森说，“你把被告认成多莉·安布勒了是吗？”
“反对，法官阁下。”帕马说。
“反对无效。”弗林特法官厉声说道。
“是的，我把她认成多莉·安布勒了。我告诉他们那是多莉·安布勒，他们却告诉我……”
“不要说他们告诉了你些什么，”梅森说，“我只想弄清楚发生了些什么事。你把被告当成了多莉·安布勒，是吗？”
“第一次是这样的。”
“第一次？难道你认了两次吗？”
“是的，他们告诉我，哦，如果你不要我说他们都告诉了我些什么的话，那么我要说一开始我是把她当成多莉·安布勒了，后来我才知道她是米纳瓦·明登。”
“可你以前从未见过米纳瓦·明登，是吗？”
“我见过她的照片。”
“在哪儿见过？”
“在报纸上见过。警方原先就是因为这才把我请去的。”
“他们怎么知道你在报纸上看过她的照片？”
“是我打电话告诉他们的，我对他们说报纸上的米纳瓦·明登很像在我这儿租房子住的多莉·安布勒。”
“然后警方就来找你谈话了？”
“是的。”
“多莉·安布勒是什么时候在你那儿租房的？”
“5月份。”
“那你怎么知道租你房间的不是被告米纳瓦·明登呢？”
“因为那时我并不认识她，也从未见过她。”
“但你承认过你分辨不出她俩。”
“梅森先生，我能分辨出。在我意识到她们长相相似之后，我又仔细瞧了瞧被告，我说过我辨认了两次。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被告虽然长得很像多莉·安布勒，但却不是安布勒小姐。”
“那时你就肯定被告明登小姐不是租你房间的那个人了。”
“非常肯定。”
“是因为警方告诉你的那些话吗？”
“不是，我用了别的办法。”
“谢谢你，”梅森说，“没有问题了？”
帕马说：“迪克森夫人，请你退庭。”
梅森说：“现在，我想请特拉格中尉出庭。”
“可以，传特拉格中尉出庭。”弗林特法官宣布道。
特拉格中尉走上法庭，宣完誓后，他证实他是被人打电话叫到帕克赫斯特公寓的907号房间去的。他在那儿发现有个奄奄一息的男子，这人后来被证实是个私人侦探，名叫马文·比林斯。
“那位比林斯先生后来怎么样了？”
“他死了。”
“什么时候死的？”
“他是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死的。送到时他已经死了，他的胸部挨了致命的一枪，那事发生在9月12日。”
“在你初次见到他后，他过了多久后才离开那房间？也就是说，救护车是何时把他运走的？”
“大概有十几分钟，在15分钟以内吧。”
“谢谢你。”帕马说，“辩方律师可以提问了。”
“没有问题。”梅森说。
“请德尔伯特·康普顿出庭作证。”帕马说。
康普顿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体格健壮，一副很精干的样子。他坐上证人席后，用一双冷漠而又机警的眼睛扫视了一下法庭。
“你叫德尔伯特·康普顿，住在本市，和比林斯合伙办了一家侦探事务所。你一直担任财务主管，是吗？”
“是的，先生。”
“你主要负责管理事务所的内部事务，而你的合伙人马文·比林斯则负责对外业务，是吗？”
“是的，先生。”
这时汉密尔顿·伯格站起来说：“我认为这位证人的证词会对我们不利，而我的副手没有指出这一点。如果法庭允许，我想请法庭判定他为不合作的证人，允许我们问他最重要的问题。”
“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提供不利于你方的证词。”弗林特法官说，“万一他提供了不利于你方的证词，你们可以再次提出你们的请求。现在，法庭不接受这个请求。帕马先生，请继续。”
“9月6日那天你是在本市办公吗？”
“是的，先生。”
“在9月期间你受雇于本案的被告吗？”
“嗯……我想是的。”
“是谁雇用了你？”
“是被告的代理人亨里埃塔·赫尔。我想赫尔夫人是她的经纪人。”
“她雇用你们为她干什么呢？”
“她指示我们在报上登广告，招聘一位有一定相貌特征的未婚女子。”
“你登广告了吗？”
“登了。”
“她出的聘用金很高吗？”
“一个月1000元。”
“那么你做了些什么？”
“我让一位女雇员在一家旅馆里租了个套间，对应聘者进行面试。”
“你指示女雇员干了些什么呢？”
“反对，”梅森说，“该问题在法律上无效，与本案无关，也不重要，是传闻，他们之间的对话被告并没有听见。”
“反对有效。”弗林特法官说。
“那好，我换种问法。”帕马说，“亨里埃塔·赫尔是如何指示你叫手下做什么的？”
“她并没指示我。”
“她没指示你该做些什么吗？”帕马问。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她指示我该叫手下做些什么。”
帕马有些无助地看了看弗林特法官。
“好吧。”弗林特法官说。
“我换种问法，”帕马说，“亨里埃塔·赫尔代表本案被告的利益，她难道没给你规定一些面试应聘者的基本要求吗？她难道没告诉你们选人时不用考虑个人素质，只要长得和她给的照片上的人相像就行。最后聘用那长得最像的？”
证人迟疑了好久。
“证人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弗林特法官说。
“她是这么吩咐过。”
“后来你雇用了个叫多莉·安布勒的年轻姑娘，她每天都要拨通你们事务所未上电话薄的号码向你询问该干些什么，是吗？”
“是的。”
“你有没有向亨里埃塔·赫尔报告过，说你雇用的那个人不单单是长得像照片上的那个人，简直可以说她们俩就是一个人？”
“我向她报告过。”
“亨里埃塔·赫尔是不是说那不可能，而你又说可以让她亲眼见见，你会安排那姑娘在一定的时间路过固定的街口，这样亨里埃塔·赫尔就可以暗中观察、自己下结论了？”
“是的。”
“后来亨里埃塔·赫尔是不是又要你查查那年轻姑娘的身世？”
“是的。”
“你是不是在亨里埃塔·赫尔的指示下，让那姑娘在西大街和好莱坞大道的十字路口附近走来走去，目的是为了看看目击证人埃拉·格兰比夫人是否会把她认做是9月6日晚撞人后又逃走的肇事者？”
“你说的不完全对。”
“你说不完全对是什么意思？”
“我并没叫她做这些。”
“但是你叫她在西大街和好莱坞大道的十字路口走来走去，是吗？”
“是的。”
“你让她向你报告都发生了什么事，是吗？”
“是的。”
“她向你报告说有个女人认出了她，是吗？”
“是的。”
“你难道没告诉她第二天可以休息，不用干其他事了吗？”
“我记不清了，我可能是这么说的吧。”
“而这一切都是照亨里埃塔·赫尔的吩咐做的，是吗？”
“是的。”
“请辩方律师提问。”帕马高声叫道。
梅森说：“你是怎么知道亨里埃塔·赫尔是被告的代理人的？”
“是她亲口对我说的。”“是在一次谈话中吗？”
“是的。”
“是当面还是在电话里谈的？”
“在电话里。”
“这么说你从未见过亨里埃塔·赫尔，是吗？”
“是的。我都是通过电话和她联系的。”
“你做了这份工作，拿到酬金了吗？”
“拿到了。”
“你给被告开了帐单，是吗？”
“不，我没开。”
“为什么没开？”
“因为我提前拿到了酬金。”
“谁付你钱？”
“亨里埃塔·赫尔。”
“是付支票吗？”
“不，付现钞。”
“如果你从未见过亨里埃塔·赫尔的话，你是怎么拿到现钞的呢？”
“是她找人送给我的。”
“找谁？”
“找投递员。”
“送了多少？”
“3500元。”
“你本人见过多莉·安布勒吗？”
“见过。”
“你见过被告吗？”
“见过，不过是最近才见的。我现在看见的就是她。”
“多莉·安布勒和被告是不是很像呢？”
“是的。她们长得非常像。”
梅森两眼紧盯着证人，“康普顿先生，你一定没想到，”他说，“雇用你的不是被告，而是多莉·安布勒。”
“你说什么？”证人非常惊讶地问。
梅森说：“多莉·安布勒想要继承哈珀·明登的遗产，她需要一定的知名度好让她有机会参加到这场遗产争夺战中去。她想到了报界的宣传，因此她打电话给你，告诉你她是亨里埃塔·赫尔，然后……”
“请等一下，”帕马站起身来大声说道，“我反对，这些说法都毫无根据，只是辩方律师的一家之言。”
“我撤回我的问题。”梅森笑着说，“换种说法，康普顿先生，如果多莉·安布勒想让公众注意她与被告长得很像，如果她打电话给你，告诉你她是亨里埃塔·赫尔，要你在报上登条广告，然后在她自己去应聘时雇用她，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呢？”
“反对，”帕马说，“这属诱导性提问，这种问题应该让证人自己下结论，而且辩方律师所描述的内容毫无根据。”
“反对有效。”弗林特法官说。
梅森让陪审团明白了他的意思，因此他笑着对证人说：“你不知道在电话里和你交谈的究竟是不是亨里埃塔·赫尔，是吧？”
“我不知道，先生。”
“在你受雇期间你也从未给亨里埃塔·赫尔打过电话？”
“从来没有，先生，都是她给我打电话。”
“为什么你不给她打呢？”
“因为她这么吩咐过我，她说她会给我打的。”
“因此你从来没有给她家或她办公的地方打过电话？”
“这是她的意思。”
“那你知不知道这有可能是多莉·安布勒或其他女人让你这样做呢？”
“反对。这问题会带来争议，属误导性提问。”帕马说。
“反对无效。”弗林特法官说。
“每次她都是通过电话告诉我该做什么。”康普顿说。
“每次来电话告诉你该做什么的都是同一个人，是吗？”
“是的。”
“是告诉你该让多莉·安布勒做什么，是吗？”
“是的。”
“在被告被捕前，你从未见过她吧？”
“从未见过。”
“你也从未和她在电话里谈过话，是吗？”
“是的。”
“你从未给被告打过电话来证实她是否真的授令叫亨里埃塔·赫尔干这些事，你也从未给亨里埃塔·赫尔打过电话？”
“你说的对。”
“没有问题了。”梅森说。
这时汉密尔顿·伯格站起身来，说道：“下面我们将传唤一位特别的证人，这位证人毫无疑问是具有争议性的。他是个在押犯，我们已向他保证要对他免于起诉。请法庭相信，我们这样做是有理由的，我们……”
“请等一等，”梅森站起来，打断了他的话，“为了公诉方的利益而对某一罪犯免于起诉，这是否有正当理由还有待论证，但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因此我认为在陪审团面前讨论这个问题是欠妥的。”
“请安静，先生们，”弗林特法官打断了他们的争论，“我不想任何一方对另一方进行人身攻击，你们也不需要进行争论。伯格先生，如果你有另一位证人的话，请传他出庭。”
“好的，”伯格说着，转过身来朝陪审团笑笑，知道他们已经明白自己的意思了，“传邓拉维·贾斯帕出庭。”
邓拉维·贾斯帕是个三十出头、瘦削的年轻男子。他走上法庭，伸出手宣完誓后，就在证人席上坐下了。
“你名叫邓拉维·贾斯帕，”汉密尔顿·伯格说，“贾斯帕先生，你住在哪儿？”
“在县监狱里。”
“你是被关在那儿吗？”
“是的。”
“你是被指控有罪吗？”
“是的。”
“你认识被告吗？”
“认识，先生。”
“你第一次见到被告是在什么时候？”
“大约是在9月11日。”
“在多莉·安布勒活着的时候，你认识她吗？”
“请注意，”弗林特法官说，“我已经对这种问题做过规定，你没必要用‘活着的时候’这种说法。这问题应该是‘贾斯帕先生，你认识多莉·安布勒吗？’”
“认识，先生。”
“你是怎么认识多莉·安布勒的？”
“这事说来可就话长了。”
“回答问题，别管它有多长。你的回答必须切中要害，告诉我们你是怎样碰巧遇到她的。”
“她开走了我偷来的车。”
观众席上一片嘘声，陪审员们此时也都向前探了探身子。
“请你再重复一遍。”汉密尔顿·伯格说。
“她开走了我偷来的车。”
“你偷来的车是什么样的？”
“是一辆卡迪拉克，车牌号码WHW694。”
“这车是你偷来的？”
“是的。我和我的同伴没有车，我们偷这辆车是为逃跑用的。”
“你们是在哪儿偷到这辆车的？”
“在圣弗朗西斯科。”
“你所说的同伴是指谁？”
“他叫巴洛·多尔顿。”
“你说那辆车是逃跑时用的，是吗？”
“是的，先生。”
“你是在哪儿弄丢那辆车的呢？”
“是在蒙特罗斯乡村俱乐部。”
“那你为什么说这辆车是供逃跑时用的呢？”
“因为我和我的同伴想溜进俱乐部的女士衣帽间去，偷些皮大衣或者钱包之类的贵重物品，然后驾车逃走。”
“那后来发生什么事了？”
“有个女人把我们的车开跑了。”
“你能说得更具体些吗？”
“可以。那女人参加了舞会、喝醉了。她和舞伴吵了一架后就离开了俱乐部。那时我们的车刚好停在俱乐部门口，还没熄火，于是她跳上车，就这么着把车开跑了。”
“之后你们又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找回我们的车。”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把1万多元现钞藏在车上的后备箱里了。”
“你们是从哪儿搞到这笔钱的？”
“我们在圣玛丽亚抢劫了一家银行，抢了大约1万8千元。其中的1万包好了藏在后备箱里，剩下的钱我们都分了，各自带在身上，每人大约有三四千块钱吧。”
“这钱都是抢来的吗？”
“是的。”
“后备箱里的钱是多大面额的？”
“都是100块钱一张的。其他的钱都是小面额的，20块的，10块的，也有一小部分50块钱一张的。但那1万块钱全是100元一张的。我们认为那笔钱可能会很难出手。”
“你所说的‘很难出手’是什么意思？”
“这笔钱很可能都连着号，所以我们想先放一段时间。”
“继续往下说。”
“我们得找回那辆车，因此我们暗中打探，后来得知那辆车的司机撞人后逃跑了。而后我们又得到消息说那车被藏在多莉·安布勒的车库里。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那辆车，但是后备箱里的钱却不见了。因此我们开始跟踪多莉·安布勒。”
“你们跟踪她了？”伯格问。
“是的。虽说这挺困难，我们最终还是找到了她，跟踪了她好几个小时。”
“她去了哪些地方，又都是在什么时候去的？”伯格问。
“反对，该问题在法律上无效，与本案无关。”梅森说。
“法官阁下，我们会把它和本案联系起来的。”伯格说。
“反对无效。”
“她先去了佩里·梅森的事务所。”证人说。
“后来呢？”伯格问。这时陪审员们都向前探着身子，颇有兴趣地听着。
“后来她去了机场。她在那儿一直等到被告走进机场的卫生间，才从车上跳下来。她走近报亭，大声喊道：‘这不是抢劫’，开了三枪后，就赶忙跑进了卫生间。”
“那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伯格问。
“那以后不久被告就从卫生间里出来了，警察把她逮捕了。一开始她把我们都给骗了，但是她们两人的声音不一样。因此在警察带走被告之后，我们就一直等。后来多莉·安布勒从卫生间里出来了，她在原来穿的衣服外面披上了一件大衣，还戴了一副墨镜。”
“那你们又干了些什么？”伯格问。
“我们尾随她回到了她的公寓。这时我们得知那个被警察抓走的女人是一位女继承人，名叫米纳瓦·明登，我们觉得可以从她那捞到更多的钱。”
“后来你们干什么了？”
“后来等到被告被保释出来，我们就和她取得了联系。”
“你得说和被告联系？”
“是的。”
“你和巴洛·多尔顿都和她打过交道，是吗？”
“是的，先生。”
“你们是在哪儿和她见面的？”
“她建议我们去了一家酒吧。”
“在那儿又发生什么事了？”
“在那儿我们和她交谈，故意把一些事归罪于她，这样一来我们就好开口要钱了，无奈她太精明了。”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对我们说，如果我们觉得有事不对头的话，最好还是到警察局去说。”
“那你们是怎么说的？继续说下去。”
“好的，我们自然是不敢去招惹警方，她也觉察了我们都是被警方通缉的在逃犯，后来她就向我们做出了某些暗示。”
“你所说的暗示是指什么？”
“她提出她想绑架多莉·安布勒，如果我们愿意干的话，她可以出2万5千元。”
“她说了这是为什么目的了吗？”
“说了。”
“她怎么说的？”
“她说多莉·安布勒在报上看到了她的照片，发觉她们两人长得很像，于是谎称自己是被告姨母的女儿，和被告是同父异母的姊妹。
“她还说多莉很聪明，想尽办法制造一些假象想让别人把她误认做是被告，有些人也在暗中不惜本钱地支持多莉，想让被告花大价钱收买多莉。”
“就在那时我们告诉被告，多莉拿走了我们1万块钱，我们想把钱要回来，但她并不能帮我们把钱要回来，就这样一件接着一件，谈到最后被告问我们是否愿意帮她除掉多莉。”
“那你和你的同伴是怎么说的呢？”伯格问。
“我们说只要出价高，我们是会干的。一开头她出价2万，我们直朝她笑，最后她涨到了5万，外加5000信誉保证金，用以支付我们最初的一些开销。”
“接着往下说，”汉密尔顿·伯格对证人说，“以后又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开始制订计划。”
“你们立刻就开始制订计划了吗？”
“是的，先生，就在那次交谈的时候。”
“那么，你所说的我们指的是哪些人？”
“指的是我，被告米纳瓦·明登和我的同伴巴洛·多尔顿。”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被告给了我们5000块钱，吩咐我们最好马上行动。”
“你们怎么干的？”
“我们先去帕克赫斯特公寓探路。”
“你所说的‘探路’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去那儿察看了一下地形，好制订一些应急的措施。”
“你们最初打算从哪儿着手？事实上又是怎么干的呢？”
“首先我们找了房东，问她八楼上还有没有空着的房间。我们得先找一间邻近的房间做为活动的据点。”
“你们找着了吗？”
“我们在八楼找着了一间空房，是805号房间。那房间刚好在楼梯边上，就在多莉·安布勒所住的907号房间的正下方。”
“后来，你租了那套房间？”
“是的，先生。我对房东说我很想要那套房间，认为805号房间很合适，但我还想让我太太过来看看。我告诉她我太太就要从圣弗朗西斯科南下来这儿了，她是去陪她年迈多病的父亲，过不了两三天便会回来。我提议先交100块钱做为那三天的押金，如果我太太看过之后也很满意的话，我就会在租约上签字，付清租金。”
“你对她说你叫什么？”
“威廉·卡姆斯。”
“她给你房间钥匙了吗？”
“给了，先生。”
“然后你们做什么了？”
“然后被告和我们商定第二天法院开庭审理她的案子后，她就会赶到公寓来和我们一起动手除掉多莉·安布勒。”
“刚才你说‘除掉她’，你是说——嗯，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被告最终想要我们干掉多莉，而刚开始时，我们和被告说好了只是绑架她的。”
“后来又怎么样了？”
“嗯，刚才我已经告诉你了被告想等第二天的审讯一完，就赶来和我们一起动手。”
“她有没有告诉你们她为什么要选择在那个时候动手呢？”
“她告诉过我们。她说在那个时候，她可以甩开所有盯梢的记者或是其他什么人。她说她的律师会把她护送出法院，亲自开车把她送到几个街区以外她自己停车的地方，然后让她回家躲起来，那时她就能开车过来和我们一起动手了。她说除非是计划失败了，要不然她会去开门，冒充多莉·安布勒解释屋子里的嘈杂和零乱或是其他什么的，那样的话，我和我的同伴就没什么危险了。”
“好了，后来又发生什么事了吗？”
“当多莉·安布勒在厨房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动手，我们敲她的后门，说是有她的一份邮件，她一开门，我们就立刻把她抓走了。”
“你们都对她干了些什么？”
“我们用布塞住她的嘴，拿枪抵着她的后背，强行逼她下了楼梯，而后又逼她进了805号房间，后来我们给她打了一针麻醉剂，她就失去了知觉。”
“后来又怎么样了？”
“不一会儿，明登来了，她叫我们赶快离开。她说多莉·安布勒刚给佩里·梅森挂过电话，而梅森的行动又是很迅速的，因此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但我们提醒她我们的1万块钱还没找到呢，于是我们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想找到那笔钱。”
“最后你们找到了？”
“没有……但我并不认为我们没找到。”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同伴巴洛·多尔顿的举止有点反常，后来我就猜想他可能找到了那笔钱，却塞进了自己的腰包，假装没找着。那样一来，他就可以独吞那1万块钱了。”
“你不知道他找没找到那笔钱？”
“不知道，先生。我只知道我没找到那笔钱。”
“那么，后来又怎么样了？”
“后来我告诉明登我们最好备一辆车以防出什么意外。”
“你是怎么做的？”
“我开始堵住厨房那扇门，就是连着厨房和起居室的那扇门，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打开那扇门，但从正门进来的人却打不开。就在这时，门铃响了，那人就站在门口。”
“那人是谁？”
“被杀的那个私人侦探马文·比林斯。”
“好的，继续往下讲，告诉我们都发生了什么事？”
“噢，我漏讲了一段。明登也搜查了那套公寓，好像是要找什么东西。她没告诉我要找什么，但她却找到了一支5.6mm口径的左轮手枪。”
“明登拿着那枪吗？”
“是的，她说她要向多莉·安布勒展示一下铅弹与空弹的不同之处。”
“然后呢？”
“然后就回到我刚刚告诉你们的那件事上了。门铃响了，马文·比林斯站在门外，明登去开了门，想把他打发走。”
“他走了吗？”
“没有。他硬是挤了进来，一眼就看出屋子里被翻得一团糟，他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明登就冒充多莉·安布勒说显然是有人要找什么东西，就在这时，比林斯想要敲她的竹杠。”
“等一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想敲诈她。”
“那时你在哪儿？”
“我在卧室。”
“他看见你了吗？”
“没有。他不可能看见我，我藏在门后面了。”
“那后来怎么样了？”
“比林斯对明登说他知道她在密谋什么，我想他以为自己是在和多莉谈话。”
“别告诉我们你是怎么想的，”汉密尔顿不紧不慢地打断了他的话，想给人一种公正不倚的印象，“你所能提供的证词必须是你在被告身边的所见所闻。”
“那好。比林斯对明登说他已经识破了她的计谋，她是个冒牌货，需要找一个更好的经纪人，于是比林斯毛遂自荐希望能分得一杯羹。然后他又说了些‘一点儿也不傻’之类的话。就在她说……”
“等一下，你刚才说的她是指谁？”
“是指被告米纳瓦·明登。”
“噢，她说了什么了？”
“她说：‘你可能一点儿也不傻，但你未必就知道你活不过今天。’接着我听见一声枪响和身体重重摔在地上的声音。”
“那你干了什么？”
“我跑出去喊道：‘你打中他了。’她说：‘我当然打中他了。如果我没打中他，这个敲诈勒索的家伙就会坏我们的事。但警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是我开枪打了他，因为这事发生在多莉·安布勒的公寓里，她会受到法律制裁的。’”
“那后来呢？”
“后来我弯下腰发现这家伙还没死，明登知道后，说：‘那好，我们很快就能解决她。’说着举起了枪，但后来又放下了，脸上露出一丝冷笑，说道：‘还是不解决他为好，让他苏醒过来后好告诉别人都发生了些什么事。他认为是多莉·安布勒朝他开的枪，这样一来就可以解释多莉为什么会神秘地消失了。人人都会认为是多莉朝这家伙开的枪，而后她又畏罪潜逃了。’”
“被告是这么说的吗？”
“是的。打那以后她一直洋洋得意，认为自己真的做了件很了不起的事。”
“后来呢？”
“就在门铃响后不久，我抓起另一个床垫子，匆匆拖到厨房。我们用一张桌子抵住门和垫子堵住厨房门，然后我们静等了片刻看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明登当时被吓坏了，一个劲地想往楼下跑，我拍打她的脸想让她冷静下来，她却开始尖叫起来，没办法我只好抓牢她，用手紧紧地捂住她的嘴。”
“为什么？”汉密尔顿·伯格问。
“因为有人在门口，我们是不可能乘电梯逃的，那条退路已经被人切断了。我们只得从楼梯下去，而我又不想让他们绕到后门来把我们抓住，因此我想在悄悄溜出后门以前，最好能让他们径直走进屋里。明登简直忍受不了等待的煎熬了。”
“那你做了什么？”
“我把后门打开了。”
“你的同伙巴洛·多尔顿在哪儿？”
“他在楼下805号房间看管多莉·安布勒。”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
“门外的人是佩里·梅森和私人侦探保罗·德雷克。我一直等到他们破门而入，进了起居室后，才和明登溜出后门，跑下楼去，和巴洛·多尔顿、多莉·安布勒一起躲在805号房间。多莉·安布勒已被注射过麻醉剂，还没有苏醒过来。”
“继续说。”汉密尔顿·伯格说道。
“我们躲在那里，大楼里到处都是警察，而我们只是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当时我也被吓得够呛。我对明登说如果警察搜查大楼，在这儿发现了我们的话，那我们就死定了。我还对她说她不该杀死那家伙的。”
“她说了些什么？”
“那时她好像又有胆子了。她笑话我是胆小鬼，还掏出扑克来建议我们打牌。”
“接下来又怎样了？”
“我们在那儿一直呆到很晚，后来明登说她要穿上多莉·安布勒的衣服，出去看看是不是还有危险。她让我们密切注视窗外，如果没有危险，她会在路边停着的那辆车里打开车灯，那就表明四下没有警察，我们可以把多莉带出来。”
“多莉那时清醒过来了吗？”
“她虽已清醒但走路还不稳当。我们告诉她，只要她照我们吩咐的去做，我们决不会伤害她。”
“后来呢？”
“后来明登出去了，她留给我们一支9.7mm口径的枪。”
“后来你和她谈没谈过那以后发生的事？”
“谈过。第二天她就把后来发生的事告诉我了。”
“她都对你说了些什么？”
“她说那天很不凑巧，她进电梯的时候，里面有位牵着条狗的妇女。她说那女人好像认识多莉，但她一直站在电梯靠前的位置，背对着那女人，琢磨着这女人会不会找她搭腔。她说那条狗肯定知道多莉·安布勒，因为它从衣服上嗅出了多莉·安布勒的气味，挨近她，用鼻子拱她的裙摆和脚，还不停地摇着尾巴。她说她真是倒霉透了。”
“后来她都做了些什么？也就是说，你都亲眼见她做了些什么？”
“当时我从房间的窗子往下看，看她上了那辆车，打开车灯，因此我们知道没有什么危险了，之后就把多莉·安布勒带下了楼。”
“安布勒小姐后来又怎么样了？”
“我自己并不太清楚，是巴洛·多尔顿后来告诉我的。”
“你没和巴洛·多尔顿呆在一起吗？”
“没有。他负责看管多莉，而我则要用一块擦油布把公寓里头所有可能留下指纹的地方擦个遍……顺便说一句，我们在搜查多莉·安布勒房间的时候，都藏着手套，我还特地用布擦掉了搜查前留下的指纹。”
“可以了。”汉密尔顿·伯格说，“现在，我要向你提一个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巴洛·多尔顿对你说过他对多莉·安布勒都做过些什么，是吗？”
“是的。”
“你后来又跟警方说了他告诉过你的事，是吗？我现在要提醒你，我要问的不是你都听到了些什么，巴洛·多尔顿都告诉了你些什么，而是你都做了些什么。”
“是的，我都对警方说了。”
“是对谁说的？”
“是对特拉格中尉说的。”
“那么你是怎么对他说的？你不用说的很详细，只要大体描述一下和巴洛·多尔顿告诉你的事之间有什么联系。”
“我把巴洛·多尔顿告诉我的事全都对他说了。”
“巴洛·多尔顿现在在哪儿？”
“他已经死了。”
“他是什么时候死的？又是怎么死的？”
“他是在9月20日死的。”
“是怎么死的？”
“在一次抢劫中他被警察开枪打死了。”
汉密尔顿·伯格转过身来朝佩里·梅森欠了欠身，说道：“你可以提问了。”
米纳瓦·明登扯了扯梅森的衣角，凑到他耳朵旁边对他说：“他说的全是谎话，全是恶意中伤，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家伙。”梅森点点头，站起来走近证人。
“你怎么知道巴洛·多尔顿已经死了？”
“我亲眼看见他被警察打死了。”
“当时你在哪儿？”
“我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
“你当时带武器了吗？”
“反对。这是带有诱导性质的提问。”汉密尔顿·伯格说。
“反对无效。”弗林特法官厉声说道。
“你当时带武器了吗？”梅森问。
“带了。”
“你把枪弄到哪儿去了？”
“我把它丢在地上了。”
“警方后来是不是找到了那枪？”
“是的。”
“你的同伴是在哪儿被打死的？”
“是在阿克梅超市。”
“是在什么时间？”
“大约是在凌晨2点。”
“你们在那儿干什么？”
“反对。该问题法律上无效，与本案无关，也不重要，因为有关的问题还在审理之中。”汉密尔顿·伯格说。
“反对无效。”弗林特法官说。
“我和我的同伴正在那儿抢劫。”
“你的同伴被当场击毙，而你被捕了，是吗？”
“是这样的。”
“你被送进监狱了？”
“是的。”
“警方要你说出，你所了解的有关被告和多莉·安布勒之间的事时，你在监狱呆了多久。”
“是在不久以后。那起谋杀和有关多莉·安布勒的事让我良心上很过不去，我始终不能忘了这些事。”
“你是在被捕后多久向警方和盘托出此事的？”
“约摸三四天后。”
“那你是在抢劫时被警方当场抓住的，是吗？”
“是的，先生。”
“你肯定你是因为抢劫而被抓的？”
“是的，先生。”
“你以前犯过罪吗？”
“犯过，先生。”
“犯过几次？”
“三次。”
“是什么罪？”
“分别是持械抢劫罪、重大盗窃罪和盗窃罪。”
“你知道惯犯是要被判无期徒刑的吗？”
“请等一等，”汉密尔顿·伯格打断了梅森的问话，“我反对，该问题在法律上无效，与本案无关，也不重要。”
“我只是想了解证人的嗜好和动机。”梅森说，“我会把这个问题和下面的联系起来。”
“我想我清楚你的提问思路。”弗林特法官说，“反对无效。”
“我知道。”邓拉维·贾斯帕继续答道。
“你知道绑架是要被判死刑的吗？”
“在一定条件下，是要被判死刑的。”
“你知不知道你和被告策划的是一起谋杀案？”
“我知道。”
“还有一起绑架案？”
“我知道。”
“在谋杀马文·比林斯一案中，你知道你自己是个同谋吗？”
“对，我知道我是个同谋。”
“那么在有关当局问你情况时，你是不是很有些为难呢？”
“是的。”
“你就提出，如果他们对你所犯的其他罪行免于起诉的话，你就与他们合作，帮助他们解决这桩急待解决的案子，是不是？”
“不完全是。”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他们叫我要老实交待，争取得到宽大处理。是的，他们掌握了可以判我刑的铁证，也就是说，作为一名惯犯，我是会被判无期徒刑的，除非我和他们合作，帮助他们解决这桩难解的案子，否则他们会让我在铁窗里度过余生。”
“于是你们转移了话题，是不是？”梅森说，“你开始问他们如果你能帮助他们解决这桩谋杀案的话，他们会给你什么好处，是不是？”
“差不多是这样的。”
“你向特拉格中尉提出，如果他们能对你在本案和超市抢劫案中所犯的罪行免于起诉的话，你就会帮助他们解开本案的疑团，对吗？”
“对，我是这样提出的。”
“也就是说，你向特拉格中尉提出愿意做笔交易？”
“我没说过那样的话。”
“但你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是的。”
“你向地方检察官提出在你出庭作证之前，你就想得到他们免于起诉你的保证。”
“这难道不是笔好交易吗？”
“那正是我想证明的，”梅森说，“你并不是因为良心发现才说出来事情真相的。在你的良心驱使你说出事情真相之前，你想做笔小小的交易。”
“除非他们保证不起诉我。否则我是不会把我知道的告诉警方的。我才不会为了方便他们，而把自己送上绞刑架。”
“那他们后来没起诉你吗？”
“他们只是保证了不起诉我。”
“只是保证吗？”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的。”
“请等一等，”梅森说，“我们来简要地回顾一下你的陈述。地方检察官难道没告诉过你他的保证是有条件的吗？在你出庭作证之前，他是不能决定是否对你免于起诉，除非你所说的能够证实这场谋杀，把凶手绳之以法，而且你提供的证据对破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才会对你的罪行免于起诉，这些他都告诉你了吗？”
“他好像是这么说的。”
“于是你就朝这个方向努力了？”
“是的。”
“于是他们保证不起诉你了？”
“是的。”
“这也就是说，”梅森用手指着证人说，“你虽然坐在证人席上，但就你先前所犯的罪行，你完全可能被判终生监禁。于是你想和地方检察官做笔交易，提出如果你能出庭作证，使陪审团相信被告犯有一级谋杀罪的话，你就可以获得自由；如果你的证词没能说服陪审团，他们就不会免于起诉你。”
“请等一下，请等一下。”汉密尔顿·伯格叫了起来，他站起身来说道：“辩护律师所提的问题欠妥，这是叫证人自己下结论。会引起争议。”
“我认为反对有效。”弗林特法官说，“请辩护律师换一种方式提问。”
“地方检察官告诉你如果你能澄清这桩谋杀案的话，他就不起诉你，是吗？”
“是的。”
“他说你在法庭上说出事情真相之前，还不能担保你免于起诉？”
“不完全是这样的。”
“但双方达成了协议，就像他所指出的那样，在他决定不起诉你之前，你得先出庭作证？”
“是的，我得先出庭作证。”
“而且你的证词还得能澄清这桩谋杀案？”
“是的。”
“还得把凶手绳之以法？”
“是的。”
“也就是说，必须能给被告定罪。”梅森说。
“没有人对我说过这么多。”
“是我在说这么多。你自己好好想想，这些正是你脑子里所想的事，不是吗？你想叫被告承担谋杀的罪名，这样你就可以逃脱了。”
“我只是想不昧良心，说出事情的真相。”
梅森的脸上露出了厌恶的神色，突然说道：“只是想说出事情的真相！在你因抢劫而锒铛入狱之前，你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把这一切告诉警方，难道不是吗？”
“我想到过的。”
“让我们来看看你是怎么想的，”梅森说，“你凭着手中这张王牌，肆无忌惮地四处作恶。你盘算着即使被警方抓住了，还可以向公诉人提出以对你的罪行免于起诉为条件，帮助他们解决这桩谋杀案。”
“我并没这么想过。”
“从多莉·安布勒的事件一开始到你企图打劫超市这期间，你总共有过几次犯罪行为？”
“我……我一次也没有。”
“等等，请等一下，”梅森说，“在你与警方的交易里，你难道没有要求他们撤掉你其他几次抢劫案的罪名吗？”
“我要求了。”
“也就是说，你承认犯了这些罪了？”
“我承认。”
“而且你想让他们不起诉你，是吗？”
“是的。”
“你承认的都是你犯过的罪行吗？”
“反对，”汉密尔顿·伯格说，“这个问题提得不妥，辩护律师之所以提这样的问题只是为了在陪审团面前贬低证人。”
“反对无效。”弗林特法官说。
“你提到的这些罪行都是你犯过的吗？”梅森问。
“我并没做过那么多坏事。”
“但你做过其中的一些，是吗？对于另外一些坏事，”梅森说，“你是编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好帮助警方了结此案。你以编造出来的罪行与警方达成协议，你帮警方破案，他们要免于起诉你。”
“并不完全是这样的，”证人说道，“他们才不会轻易地答应我呢，我得先表现得好才行。”
“在哪方面表现得好？”
“在作证这方面。”
“那就对了，”梅森说，“如果你的证词不足以给被告定罪，这笔交易就告吹，对不对？”
“我……我没那么说。”
“你可能认为你没那么说，”梅森说着，转过身去走回了律师席，“我对这位证人的提问到此结束。”
汉密尔顿·伯格的脸涨得通红，非常生气地说道：“我要请特拉格中尉出庭。”
“特拉格中尉，你已经宣过誓了。”弗林特法官说，“你就直接出庭吧。”
特拉格微微点了点头，在证人席上坐好。
“特拉格中尉，”伯格说，“我想问你在你与邓拉维·贾斯帕谈过话之后，你是否去过格雷斯韦尔附近？”
“我去过。”
“你去干什么？”
“我想在路边找一座沙丘，这座沙丘可以埋下一具尸体。”
“我反对，”梅森说，“如果法庭允许的话，我认为证人的后一半回答完全是他自己下的结论，是答非所问，而且这与此案并无联系。”
“反对有效。对于答话的后半部不予记录。”弗林特法官说。
“那你找到了吗？”汉密尔顿·伯格问道，他面带笑意，因为他已经让陪审团了解他的意图了。
“找了四五个沙丘后，我们发现有一座沙丘表面有明显动过的痕迹。循着这些痕迹，我们挖出了一具已经腐烂了的女尸。”
“你能辨认出这具尸体吗？”
“反对。该问题与本案毫无关系。”梅森说。
“反对无效。请继续，公诉人先生。”
“特拉格中尉，我想问你你们在尸体身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可以确认死者身份的线索？”
“有的。”
“你能描述一下吗？”
“可以的。因为天气很热，死者又是被埋在一个相当浅的沙丘里，所以死者的手指尖已经开始腐烂了，这就给我们的指纹鉴定工作增加了难度。然而，在用甲醛对手指进行酸洗，并将指纹加以定型之后，我们得到了一套足以辨认死者身份的指纹。”
“那么中尉，我想问你你们是否取得了死者的拇指指纹？”
“是的。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取得了死者的所有指纹。”
“目前我只对拇指指纹感兴趣。你们是否在死者身上找到了另一些证据？”
“找到了。”
“是什么？”
“我们找到了一个女式钱包，里面有一张帕克赫斯特公寓907号房间的租约单据，单据上的署名是多莉·安布勒。我们还找到了一把907号房间的钥匙和其他一些开给多莉·安布勒的收据。”
“你们找到多莉·安布勒的驾驶执照了吗？”
“在沙丘那儿我们没找着。”
“中尉，请听清楚我提的问题。我问的是你们是否找到了多莉·安布勒的驾驶执照。”
“我们找到了。”
“是在哪儿找到的？”
“是在拘捕被告时从她那儿找到的。她把它藏在钱包的夹层里了。”
“驾照上有多莉的拇指指纹吗？”
“有拇指指纹的影印件。”
“那你有没有把它和死者的指纹进行过比较？”
“比较过。”
“结果如何？”
“反对。这是在叫证人下结论。”梅森说，“这在法律上属于无效证词。陪审团有权取得指纹并加以比较。如果特拉格中尉愿意的话，他可以指出两者的相似之处，但他不可以拿结论来做证词。”
“反对有效。”弗林特法官说。
“那么好，这次的审讯恐怕得延长了。”汉密尔顿·伯格说。
“公诉人先生，在审理如此重大的案件时，时间因素并不十分重要。”
弗林特法官反驳道。
汉密尔顿神情庄重地鞠了个躬。
他拿出一张多莉拇指指纹的放大照片，随后又拿出特拉格中尉从尸体上取下的指纹的照片。
“特拉格中尉，”汉密尔顿·伯格说，“这两张放大的照片将被贴在陪审团能看得见的黑板架上，你能指出其中的相似之处吗？”
“能。我已列出了这些相似之处。”
“你发现它们到底有几处相似？”
“有六处。”
“那么请你把它们指出来给陪审团看看。给你这根指示棒。”
特拉格中尉指出了那几个相似之处。
“就这么多吗？”汉密尔顿·伯格问道。
“还不止这些，先生。但目前我有十分把握的就这些。我想诸位也都知道因为尸体高度腐烂，要想从尸体上取下清晰可辨的指纹是相当困难的。目前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
“你们能鉴定死者的年龄和性别吗？”
“可以的。死者二十出头，是位女性。”
“你们取下死者的头发样了吗？”
“取了。我们拿它和驾照上多莉·安布勒的头发颜色做了比较。”
“你们在那具女尸附近还找到了些什么？”
“我们还找到了一支9.7mm口径的左轮手枪，但枪里少了一发子弹。枪是史密斯—韦森公司制造的，枪身长约5厘米，编号是C—48809。”
“你试过那枪吗？”
“试过。”
“你试枪的时候用的是枪里原有的子弹吗？”
“是的，先生。”
“你把那子弹和其他子弹进行过比较吗？”
“我比较过，先生。”
“是和哪种子弹做的比较？”
“沙丘下发现的女尸头盖骨里有一颗子弹，我是拿这颗子弹做比较的。”
“那么结果如何？”
“子弹的纹路相同，是从同一支枪里射出来的。也就是说，那发致命的子弹与我试枪用的完全相同。”
“你有实验结果的照片吗？”
“有。”
“请你展示一下。”
特拉格中尉展示了从头盖骨里取出的和他试发时用的子弹的照片。
“中间的那条区分线是怎么回事？”
“这是显微镜里的区分线。线上的那颗子弹是从头盖骨取出来的，线下的那颗是我试枪时用的。”
“你在显微镜下旋转这两发子弹时，是否发现它们的图象在某一刻是完全相同的，甚至边纹路也是一样的？”
“是的，先生。”
“那这一现象表明了什么？”
“这表明两发子弹是从同一支枪里射出来的。”
“是这样的吗？”
“是的，先生。”
“你可以提问了。”汉密尔顿·伯格冷冷地对梅森说。
梅森走近证人：“特拉格中尉，你找到的是多莉·安布勒的尸体吗？请回答是或者不是。”
特拉格中尉迟疑了一下：“我想……”
“我不想听你是怎么想的，”梅森打断了他的话，“我想听的是你是否能确认那就是多莉·安布勒的尸体。”
“我不能确认。”特拉格说。
“你从指纹比较中所得出的相同点还无法确认死者就是多莉·安布勒，是吗？”
“我只能这样说，”特拉格中尉说，“我们的证据只能证明死者很可能就是多莉·安布勒。”
“但你并不能确认。”
“嗯……”
“中尉，”梅森插话说，“要想有把握地确认一个人至少需要有12个相同点，对吗？”
“不对，不需要那么多。”特拉格说，“在许多案子里都并不需要那么多相同点。”
“那需要多少呢？”
“在有些案子里，如果可以排除意外复制的可能性的话，我们只需要9到10个相同点。”
“但在本案中，你们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是的。”
“你认为6个相同点还不足以确认死者的身份，是吗？”
“光凭这6点是不行的，还不能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但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证据。我们从被告的钱包里发现了签有多莉·安布勒的租约单据，我们发现死者的年龄、性别、体型和头发的颜色与多莉·安布勒的完全一致。如果把以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我们认为死者极有可能就是多莉·安布勒。”
“对，”梅森说，“你只能认为死者极有可能是多莉·安布勒，但你却无法证实死者就是多莉·安布勒。”
“是的，我没有十足的把握证实这一点。至少在目前我还不能确认死者就是多莉·安布勒。”
“刚才你在确定死者极有可能是多莉·安布勒时提到了性别。”梅森说，“但是性别本身作为证据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不是吗？”
“是的。”
“那么光凭这6个相同点还不能确认死者的指纹就是多莉·安布勒的，是吗？”
“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光凭这6个相同点还不能确认。但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些证据可以证明死者很可能就是多莉·安布勒。我想说的是，这6个相同点把死者不是多莉·安布勒的可能性降低到2％。公寓房间的钥匙又是另一个证据，洛杉矶有数百座公寓楼，每座楼都有10层高，大约有30套公寓，因此要找到907号房间钥匙的机率是微乎其微，那么我们得到的机率就几乎等于零，而且……”
“等一下，”梅森打断了他的话，“特拉格中尉，你并不是数学方面的专家。”
“但我在调查犯罪案件这方面确实是个专家，我总可以做些简单的数学运算吧。”
“那当然可以了。”梅森说，“你还可以歪曲这些运算以便得出一个合你意的天文数字。
“打个比方，我们还可以这样算。因为人只有两种性别，所以被告为女姓这一条使她不是罪犯的可能性降了一半，在她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又为十分之一，因此你认为她不是罪犯的机率为二十分之一，然后她这个年龄的女人只有大约二十分之一的人有她这种颜色的头发，因此她不是罪犯的可能性只有四百分之一，而且……”
“你这么做太不公平，”特拉格中尉打断了梅森的话，“你这是在歪曲事实。”
“但这正是沿用了你刚才用数学定律证明可能性的方法。”梅森说，“我对你这么说吧，你并不能毫无疑问地肯定死者就是多莉·安布勒，对吗？”
“对。”
“提问完毕。”梅森说。
“现在我要传另一位证人出庭。”汉密尔顿·伯格说，“她叫罗斯·切斯特。”
罗斯·切斯特是个红头发的妖艳女人，她生就一双媚眼，脸上却是一副玩世不恭的表情。她走上法庭宣完誓，坐在了证人席上。
“你住在哪儿？”汉密尔顿·伯格问。
“目前我被关在县监狱里。”
“你认识被告吗？”
“认识。”
“你初次见到被告是在什么时候？”
“我们在同一间牢房里呆过一晚上。”
“在牢房里，你和被告谈论过有关多莉·安布勒的事吗？”
“谈过。”
“那么被告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被告说以后再也不会见到多莉·安布勒了。”
“还说了些什么？”伯格问。
“我问她是不是担心多莉·安布勒与她争夺遗产，她笑着说多莉·安布勒再也不会和她争遗产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是在尸体发现之前还是之后？”
“我想是在尸体发现之后，但警方当时还没公开此事，因此被告并不知道。”
“请提问吧。”汉密尔顿·伯格说。
“你是不是因为犯了什么罪还在等待审判？”梅森问。
“是的。”
“是什么罪？”
“私藏大麻。”
“你和被告交谈过后就与公诉人联系了？”
“是在交谈后不久。”
“你是怎么和他联系的？”
“是他来找我的。”
梅森说：“他对你说你要和被告关在一起，让你想办法套点话，是吗？”
“差不多是这样的。”
“于是你就这么做了？”
“但是你知道两个被关在牢房里的人是没有多少话可说的，而且……”
“那么你到底有没有想办法套她的话呢？”
“有的。”
“你是在想方设法让她承认她有罪，是吗？”
“我只是想方设法从她那儿套点有关多莉·安布勒的情况。”
“是地方检察官叫你这么做的，是吗？”梅森问。
“是的。”
“那你怎么会答应他扮演这么一个角色的呢？”
“是他要求我这么做的。”
“他有没有对你说过，如果你能做好这事的话，他会给你什么好处？”
“他没对我说过。”
“他有没有对你许诺过什么？”
“绝对没有。”
“那么，”梅森说，“对于他不能给你任何许诺这件事，他是怎么向你解释的？”
她说：“他对我说，如果他给我任何许诺的话，在法庭上我的证词就会失去分量，因此只要记住他感激我就行了。”
梅森笑着转向陪审团，说道：“我提问完毕。”
汉密尔顿·伯格涨红了脸说道：“我提问也完毕。”
弗林特法官说：“现在休庭，被告押回监狱。明天上午9点半开庭继续审理此案。休庭期间，陪审团成员不得相互或与其他人讨论此案，也不允许形成或表达关于被告是否有罪的观点。”
弗林特法官起身离开了法庭。
米纳瓦·明登一把抓住梅森的胳膊。
“梅森先生，”她说，“我得向你坦白一件事。”
“不，你不需要向我坦白什么。”梅森对她说。
“我必须向你坦白，你一定得知道这件事，否则的话，我就得承认我并没犯过的谋杀罪了。”
梅森直视着她的眼睛说道：“我要对你说一些我很少对委托人说的话。闭上你的嘴，不要和我说话，不要告诉我任何事情，我不想知道有关这案子的任何事情。”
“可是，梅森先生，如果你不知道这事的话，他们会……你难道还不明白么，他们掌握了许多不利于我的证据，他们会判我谋杀罪的。”
“闭嘴，”梅森说，“不要和我说话了，我也不想和你谈。”
梅森站起身，朝女法警招了招手。
临走时他对明登嘱咐道：“不要和任何人谈论这案子，我不想让你回答任何问题，我只要你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什么也别说，一个字也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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