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德那仅有薄薄一层头发的头顶上汗津津的。他向宁静的楼上窗子看了最后一眼,便从小汽车上下来,向马路的边缘走去。他一直低着头,步履轻快地向公寓楼的人口处走去。

一个还没有多少胡须的小伙子,戴着响亮的随身听在擦地,那拖把的杆子已经很不像样了。他把前门打开了抵着,让微风吹进大厅。克莱德等待着,直到那小伙子向远处的墙壁做个舞姿将身子转了一半时,他随即匆匆穿过大厅,进入楼梯井。

他紧贴着墙,喘了一口气,红晕慢慢从脸上消失。他用短袖圆领衫擦擦额头上的汗水,那汗水在衣领上留下了新月形的印痕。

他转过身向楼上跑去。

戴维在回医院的途中,给在急诊室的黛安娜打了个电话,尽量给她鼓劲。她的一个大学同学在药品推广部门工作,黛安娜答应在卡森家见到戴维之前追踪那个处方的线索。

戴维在一家咖啡馆停了下来,抓起一块夹肉面包和一罐可乐。在他排队等着付款的时候,敏锐地意识到似乎有嘁嘁喳喳声在跟随着他,有目光频频地向他这边投过来。就在她身旁的柜台上,收款员的报纸压在吃了一半的橙色的苹果下面,等待着下一位顾客的离去。报纸头版上的照片是戴维的,坐在詹金斯巡逻车的后面座位上,看上去他仿佛是被捕了。标题是:《施皮尔与洛杉矶警察署的紧张关系在升温》。事实上他已经列入到洛杉矶邪恶姓氏的名单之中——梅嫩德斯,富尔曼,弗莱斯,这让他既窘迫又惊讶。似乎他走向了不归之路,发现自己突然消失了。

戴维付了款,进到一个相连的庭院,不声不响地吃了起来。戴维狼吞虎咽地吃下了那块夹肉面包,正在去神经精神病学研究所的路上,突然他注意到彼得摇摇摆摆地穿过庭院挥着一只手,另一只手托着中餐的托盘。

戴维追上彼得,耐心地走在他的旁边,克制着想主动给他端托盘的冲动。

“您好。”戴维主动地打了个招呼。

“噢,你知道。我正在把办公室从街对面的工作套房搬到楼上。把那个丝毫没有价值的东西挪上去,又上上下下地奔跑,这一直是件众说纷纭的做法,但是此外……”彼得一脚踩空,做了个鬼脸,把托盘放到附近的一张野餐台上。一个空的包装袋从他的托盘上吹起,不过他假装没注意地问:“休息一会儿你不会在意吧?”

“没问题,”戴维说,“根本不会在意的。”

戴维很不舒服地清了清嗓子。彼得耐心地等待着他所盼望的话:“你知道我多么讨厌人家对我说我要去做什么……”

“我知道。”

“这件事对克莱德和他的这次逃脱……从一种道德观念来说,这是不是我走得太远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呢?”

“你这个施皮尔真是动不动就发火,”彼得回答,“不过,我认为我十分了解你,知道问题不在这儿,从我搜集的情况来看,你觉察到存在真正的危险。”

戴维狠狠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眼睛变得清爽了。

“当你真的是走投无路时,靠的是自己的本能,”彼得说,“你只能这么做。我已经经历过无数次风险了。在越南战场上做手术,一个过程就八个钟头。你应放手,相信你的直觉是好的。”他伸出过大的手,摸着戴维的后脑勺,粗鲁地摇动了一下,像叔叔伯伯似的动作。

“你有很好的直觉,”他说,“我和你都同样了解这一点,不要让自己累坏了。”

戴维深深地呼着气,想把胸膛里憋闷的感觉都排解掉,然后说:“我只是对克莱德尽到了一个医生的职责,让他得到安全,让他得到应得的治疗。”

“并不是做每件事对别人都是有益的。”彼得说。

“我是个科学家,”戴维说,“我相信人是可以定型的。”

“戴维,人并不都是可以定型的,他们不是机器。”

“对,但是他们可以像机器一样被分析,他们的心境,喜好,血肉之躯以及身体器官都是可以分析的,一个好眼力可以从整体着眼,发现破损的部件,提供正确的医疗方案。”

彼得听后笑了,那笑声中带着一种轻微的嘲弄。

“在某些方面,你太像你的母亲了。你的天性也在这里,你的个人道德准绳,你的水平,并不是总能引起共鸣的。”

“那是什么意思?”戴维反问道。

“这意思是你有特殊的技能和天赋——上帝比我懂得更多,可是偶尔你会在道德和科学两者之间无所适从。你不妨亲自感受一下你的病人的痛苦和恐惧,那会更好些。这够烦人的了。”

“你知道,”戴维说,“在这件事上,我正是这样做的。”

“人是极其复杂的、有缺陷的动物,戴维。不管出于好心还是恶意,不要过分把他们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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