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征南伐的时候,朱元璋就已经在部署下一个战略方针——北伐。虽然刘伯温分析北方元廷内斗为南方作战提供了时机,而朱元璋认为这其实也为北伐提供了战机,因为那些元廷将领和领导者只顾争斗,无心顾全大局。所以在东征南伐的同时,朱元璋又紧锣密鼓地进行北伐的备战工作。

虽然元朝现在看似羸弱不堪,其实在北方还聚集着很强的实力,而直接对抗元朝也是朱元璋成就霸业的最后一步,所以北伐的备战工作要比南伐更加严谨密切。朱元璋先和刘伯温商量了大致的作战方针,然后又和诸将在军事会议上详细商讨。

猛将常遇春说:“末将以为,如今南方已定,只剩下北方一些军事割据,那些势力又互相争斗,应趁此机会,用攻坚战术,重兵出击,直接攻下大都,都城一旦被破,乘胜再攻击北方的军事势力,即可大获全胜。”

而朱元璋的思路刚好相反,当然他也知道常遇春提出的方案也是大多数将领的想法,但是却有轻敌冒进的倾向。

朱元璋说:“大都是元朝经营了上百年的都城,防御守护一定非常坚固。倘若集中兵力深入,久攻不下,而分散在山东等地的元兵再去大都援助,那么咱们的军队到时可能粮饷不足,进退皆难。”

这个时候刘伯温说:“直接进攻大都虽然是速战的策略,但正如主公分析,看似存在优势,仔细分析弊端更多,不如反其道而行。”

朱元璋看了一眼刘伯温,又扫视诸将,决定选择和常遇春相反的策略,他说:“刚才所说的劣势,对我军来说都是致命的威胁。咱以为,都到了这种地步了,攻大都是早晚之事,不过方式不同罢了。大都好比是一棵大树的根,而山东、河南等地不过是其所剩无几的枝叶,不如先去枝叶,取下山东,回师河南,砍其枝叶,去其羽翼,再进军潼关,占其门户。这样,东、南、西三面的军事要地皆被我军掌握,此时大都处于孤绝无援的境地,再发动总攻包围大都,自然拔其根基。攻下大都,再乘胜向西,云中、太原等地亦在掌控之中,元朝即可彻底灭除。”

诸将听了,皆连连称赞这是最稳重全面的策略。

这就是朱元璋在十多年的战斗生涯中培养出的军事分析能力,既能把握全局,又能细心紧密地注意到局部,同时野心和魄力共存。

战略既定,下一步就是具体的军事部署。

这次真像李善长建议的那样,用最精锐、最强的将领出击。

朱元璋备战工作的下一步就是组织挑选统帅部人员。

朱元璋知道,选拔人才得和李善长商量,李善长虽谋略策划不如刘伯温,但对人际关系的处理,对将领们的熟悉却是最好的。

朱元璋说:“这次北伐,关系重大,咱觉得还是要任用老将担任将帅。”

李善长说:“平陈友谅之前,主公亲自指挥诸将,此次北伐,将领皆在远处作战,善长认为需要选出一个能在场指挥节制诸将的大将军。”

朱元璋道:“这也是咱在考虑忧心的问题啊。像常遇春、蓝玉这样的猛将,虽骁勇善战,但常常会意气用事,必须有个大将军来压阵,你以为谁做这个大将军最合适呢?”

朱元璋这样问李善长,并不是说他自己心中就没有人选,不过他更想听听他人的意见。

李善长略有所思,沉默片刻即说:“善长以为,徐达可统帅全军。徐达身经百战,用兵持重,言行谨慎,不做无把握之事,也不打无把握之仗,又注重军纪。在将士中又属老字辈,能服众。”

朱元璋点头应允,其实他心中也选了徐达,徐达是他的结拜兄弟,一同打天下可谓是赴汤蹈火,性情稳重,靠得住,对朱元璋绝对服从和忠心。

经过严密的考虑,朱元璋在行军前宣布了北伐的将帅部署: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管制诸将,有运筹决策之权。常遇春骁勇善战,所向披靡,为副将军,做先锋。朱元璋知道,像常遇春这样的骁将,必须要适当驾驭,他的位次仅在徐达之下,他就无话可说,毕竟徐达是老将,同时任命参将冯胜(原名冯德胜)配合常遇春,做左右翼。雪显、傅友德各领一路大军,独当一面。

应该说,这支北伐军配备了最优秀的将领,也使用了最精锐的兵士。

出发前,朱元璋特地和几位主将谈心,谈心不过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打仗,更好地为自己服务,这是朱元璋用人的聪明之处,他非常清楚将领的情绪和心理在作战中的重要性,所以每次大战,朱元璋都恳切关心地和将领谈话。

先是徐达、常遇春、冯胜、傅友德等人。对徐达、汤和这两个结拜兄弟,朱元璋在私下里都是以兄弟相称,从不摆架子。而朱元璋跟老将在一起,最拿手的谈心方式就是回忆,通过共同的往事记忆,唤起共同的情感共鸣,这样情感拉近了,说什么也都容易听进去。

朱元璋说:“北伐的重任在你肩上担着,这个责任很重,你作为大将军,一定要严整军队,沟通上下,使将士们同心协力。大将军的威严,你当用则用,有违纪犯规者,当严惩不误,万事慎重再慎重,当断则断,指挥百万大军当镇定自若,统筹兼顾。”

一切都安排妥当,行军前,朱元璋为约束鼓舞士气,在应天北门外的七里山,设出师祭坛。

朱元璋先举起酒盏,祭告天地,告谕将士们北伐的意义和重要性:“此次北伐,是奉行天命,为天下百姓而出征。咱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攻城略地,而是要平定中原,推翻腐朽的元朝,为天下百姓谋安居乐业之环境。咱仁义之师的称号不能枉当,每次出征,咱都再三交代,不可乱杀无辜,不可抢人财物,不可强夺民女,此次依然如此,咱是讨伐元朝的义军,义军‘义’字当头,望众将和众士切记心中。”

这一席话,对士兵们而言是感动和鼓舞,也是送行前的关切。

老将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率领二十五万大军,从淮河向北,直入中原。

在徐达率兵北上的同时,朱元璋还做了另外一件事,这件事对他平定北方、收拢人心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朱元璋在用武的同时,还用了文。所谓用了文,就是让宋濂写了一封敬告北方官吏和人民的檄文,到处散发张贴,以使北方人民明白此次北伐的因由,消除北方地主官僚对红巾军的疑惧心理,同时也用来瓦解元军的士气。宋濂的这篇檄文长达千字,言辞恳切,从汉族中原人的立场历数蒙元统治的弊端和腐朽。

朱元璋真的重兵北上了,元朝的军事将领们才突然慌了手脚,停止内斗残杀,决定对抗朱元璋。然而多年来的不合,使得元朝的将领们各自为战,不愿听从他人,更不愿委屈自己与别人合作,为朱元璋各个歼灭提供了良好的战机。而宋濂的那篇檄文,对北方的汉族官僚、地主、知识阶层起到了很好的安抚和拉拢作用,使得北伐军所到之处并未受到百姓的反击,还得到地方势力的相助,且山东、河南的一些州县不攻自破,纷纷投降。

在具体的战略操作上,朱元璋让北伐军的主力徐达从淮河地区进入河南,同时让邓愈做偏师,由襄阳向北攻南阳以分散元兵军力,三个多月的时间,山东即被平定。顺利平定山东后,兵分两路,一路攻陈桥,再攻汴梁;一路攻归德(今河南商丘)、许州(今河南许昌)和邓愈会师,从后路攻击汴梁。这样,两兵夹击,汴梁不战而降。同时,冯胜也攻克了潼关,河南也被平定。

朱元璋的军事计划基本成功,下一步就是从三面包围元大都。这时已经到了明洪武元年(1368年)五月,朱元璋亲自来到汴梁,召开军事会议,商讨攻占大都的军事策略。虽然大都的羽翼被除,但朱元璋依然不敢轻敌,非常重视这次出击,因为最后的胜利就要到来。

然而朱元璋的大军刚到大都,却发现大都的驻守力量非常薄弱,攻下大都才得知,皇帝早在大都被围攻前就已经逃跑,大都不攻自破。

朱元璋以稳步推进、步步为营的方式,逐渐消灭元军在大都附近的军事割据,最后直取大都,元皇帝逃亡,元朝政府在形式上已经不复存在。在徐达他们北伐取得初步胜利的时候,朱元璋在应天称了皇帝,定年号为洪武,国号为明。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完成了他建功立业的步伐,而他又有了新的征程——如何整治国家,如何让大明王朝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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