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登施泰因来到了保利对门邻居埃尔温·施瓦茨家。一进院子,只见到处都堆满了草垛。和所有农民一样,天气是影响埃尔温·施瓦茨作息的一个重要因素,最近这段时间连续高温,正是收干草的好时机。埃尔温·施瓦茨是凯尔克海姆地区仅剩的为数不多的农民之一,近些年,地里的收成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对于撂荒的地,政府的补贴比种地的收成还多。门是开着的,博登施泰因伸出手,在门上敲了敲。

“请进!”一个带有浓重黑森腔的男人声音从屋里传出来。博登施泰因走进屋子,这是一间非常宽敞的农家厨房,屋子里的光线很昏暗,和外面比起来,令人感觉十分凉爽舒适。一个座钟滴答滴答地响着,屋子里的味道闻起来微微有些发酸。

好大一会儿,博登施泰因的眼睛才适应了屋子里昏暗的光线。他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正是之前开着拖拉机路过保利家门口的那个人。只见他穿着一件汗津津的汗衫和一条工作裤,正坐在一张桌子旁,桌子上放着一瓶水和一杯酸黄瓜。这个男人,博登施泰因只在凯尔克海姆的报纸上见过,报纸上的埃尔温·施瓦茨总是西装笔挺,作为市议员在各种正式场合出现。

“您好!我叫博登施泰因,是霍夫海姆刑侦局的。”博登施泰因首先自报家门。施瓦茨抬头望了他一眼。

“您刚刚不是在对门的施密特·朔尔施家吗?出什么事了?”施瓦茨喝了一口水,不紧不慢地问。施瓦茨的黑森口音很重,博登施泰因虽然不会说黑森话,但是要听,还是完全没有问题。

“今天早上,我们发现了您邻居保利先生的尸体。”博登施泰因开门见山地说。

“是吗?”施瓦茨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我们推测,保利先生是在星期二晚上遇害的,遇害地点就在他家厨房门口。我想知道,您当天是否听到或看到了什么异常的事情?”

“周二晚上?”施瓦茨若有所思地回忆着,把汗湿的发梢往后捋了捋,盖到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光光的头顶。“那天我不在家,我去了莱纳特,一直待到十一点四十五分左右。”

施瓦茨口中的“莱纳特”,实际上叫作“金色狮子”,是蒙斯特一家很受欢迎的饭馆,就在老市政厅的斜对面,从那里开车到赫维森路只需五分钟左右。

“那您开车经过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呢?我们今天赶到时,发现所有的门都开着,屋子里乱七八糟的。”博登施泰因问。

“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埃尔温·施瓦茨一脸鄙夷地说,“比那更乱的您还没见过呢!他家一直没消停过,那些年轻人一天到晚骑着摩托开着汽车往他家跑,旁若无人,又笑又闹,好像不知道周围还住着其他人一样。还有他家的狗也是,到处乱跑,到处乱拉。这个保利好歹也是个老师,一点都不知道为人师表!真是!”

“您和保利先生的关系怎么样?”博登施泰因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他的问题。

“我们没什么交情。”施瓦茨伸手挠了挠胸前,因为天气热的缘故,他的胸前显得油腻腻的。“那个保利不是个好打交道的人,他就是个愤青。不过,这不是我们政见不和的原因。”

“那是因为什么呢?”博登施泰因问。

“这个人,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他,”埃尔温·施瓦茨说,“他的前妻,玛莱柯,是施密特·朔尔施的侄女。他们那房子,本不应该是他继承的,应该给玛莱柯。他们俩离婚以后,玛莱柯搬了出去,保利就一直住在这所房子里。星期二晚上,玛莱柯回来过,两个人吵了起来,吵得很凶。这件事情是那边的马特斯—埃尔泽告诉我的。”

正在这时,一个年轻人出现在门口。

“爸爸,”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博登施泰因的存在,“我先收森林旁边的那片草地还是修道院那边的?”

埃尔温·施瓦茨叹口气,站了起来,他把裤子背带放到肩上,脸上闪现出有些痛苦的神色。

“椎间盘。”似乎是怕博登施泰因误会,他解释了一句。然后,他转头对年轻人说:“你先去修道院那边吧,森林那边我去收。”

年轻人点点头,离开了。

“我们正忙着收干草,”施瓦茨对博登施泰因说,“要赶这好天气。”

博登施泰因当然听懂了施瓦茨委婉的送客令,他友好地笑了笑,拿出一张名片放到铺着塑料桌布的桌上。“那我就不耽误您了。谢谢您的信息,要是再想起什么,请打电话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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