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智：绝不和共产党打仗

唐生智胆识过人，敢作敢为，喜欢自行其是，不甘人后，权力欲极强，具有极为明显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倾向。一生追求进步、追求真理。在各个历史时期，尤其是大风大浪的革命关键时刻，顺乎革命潮流，合乎人群的需要，始终爱国进步。他的名声成就于北伐，玷污于抗战中没守住南京，城破后大批军民遭日军屠杀。

1912年盛夏的一个晚上，凉风阵阵，渐渐拂去白天的暑气，喧腾热闹的保定军校终于安静了下来，摸爬滚打一天的各科学员也随着熄灯号声进入了梦乡。

军校校长蒋百里正进行着每天的例行工作：查房。一切皆正常。每张床铺都稳稳当当躺着一条汉子，鼾声阵阵，透着一片安详、宁静。蒋百里微微点头，放轻了脚步，准备退出房去。

就在这时，只见唐生智跳下床来，仿佛没睡醒的模样，赤着脚，跌跌撞撞，像是要到屋外解手。没想到，当他走到蒋百里的身边，却一把抓住衣襟，嘴里骂道：“好你个龟孙儿，将老子鞋子偷走，让老子打赤脚。”

蒋百里刚要分辩，却见唐生智抬起手来，不由分说，大耳刮子左右开弓，打得堂堂的蒋校长眼前金星直冒。

刚刚还在假寐的满屋学员都齐刷刷坐了起来，他们都在等着这一幕，有好事者竟然鼓起了巴掌。唐生智这时却似刚刚清醒，一个劲地赔着不是，说是睡昏了头，认错人了，请校长原谅。蒋百里何许人也，这小小的把戏如何能骗得了他，分明是精心策划的一场恶作剧。果然，事情很快就被查清，这也怪蒋百里当时名气太大了，让唐生智动了挑战权威的念头。

蒋百里在当时中国旧军界，可谓是天下无人不识君，无人不佩服。他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三期生，同学中的著名人物有蔡锷、李烈钧、许崇智等等，但蒋百里却是人中龙凤。毕业时，以步兵科第一名的成绩，由日本天皇亲自授刀。此种殊荣过去一向由日本学生独占，现在则由中国人分享，令日本人既惊且妒。从第四期起，中日学生分开授课，防止中国人再夺标。因此蒋百里可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来到了保定军校后，蒋百里也是宽猛相济，和蔼时如春风化雨，严厉时如山岩冷峭。凡军校师生，无不对之敬佩得五体投地，用“高山仰止”来形容也一点不为过。

偏偏唐生智对蒋百里不买账，“那姓蒋的是人不是神，犯不着那样崇拜他”。他不止一次私下对同学说。因此有人激他，都说你姓唐的平日里天不怕地不怕，那你冒犯一次蒋校长试试，那才算你有种。冲动起来的唐生智哪里还计较后果，当即和同学打赌，要将大耳刮子扇到蒋校长的脸上。

于是就有了先前的一幕。

蒋百里不愧为杰出的军事教育家，对唐生智的行为并未做简单的惩罚处理，他甚至感到唐生智这种蔑视权威的独特个性的可贵之处，或许这是一位可造之材。

他调来了唐生智的案卷，对这位学生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

唐生智，湖南东安人氏。出身于官宦人家，父亲曾是前清广西提督，相当于今天省军区司令员这样的角色。所以，在小小的东安城，唐家是数得着的大户人家，有权有钱，没人敢惹。

生长在这样的人家，唐生智自小就心高气傲，视金钱如粪土，视权贵如草芥，以天下为己任。小小年纪就进了湖南陆军小学堂，穿上了二尺半，吃起了大锅饭，丝毫也不留恋锦衣玉食的公子生活。

从湖南陆小毕业后，唐生智在社会上转了一大圈，也没有容得下他的地方，好像这个世界总与他格格不入。在上海，他非要硬闯那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招牌的黄浦公园，惹来了“红头阿三”印度巡捕的干涉。唐生智哪能忍这口气，于是施以老拳，招来了满大街的警笛声。不是他跑得快，怕是得进工部局的班房了。

离开上海，又去烟台，那里是山东督军李燮和的地盘。唐生智挂起了连长衔。他本来有心好好表现一番，上任伊始就开始抓训练。谁知第一天喊操的时候，全连竟有三分之一的人是空名额，另外三分之一是害杨梅大疮的，根本没有战斗力。

唐生智并没气馁，一面招募新兵补足兵额，一面请医生给患者看病。数月间，这支连队给他调教得有模有样。

但唐生智并没有得到上司的奖励，吃空额是当时带兵官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都像唐生智这样干，哪有银子花天酒地抽大烟？于是自团长以下，一起对他进行排斥，让唐生智卷铺盖走人。

辗转之下，唐生智这才来到了保定军校。

看完唐生智的履历，蒋百里不由生出了爱惜之心，遍阅军校里芸芸众生，良才俊杰何其少也，都是些钻营谋利之辈。像唐生智这样卓尔不群者，当然要扶掖之、培养之，为中国军队之崛起贡献一些人才。

有了蒋百里的器重，唐生智想不出名都很难。别看还是一名没毕业的军校生，当时的各路诸侯都听说过他的名字，都想把他挖到自己的部队。恰在此时，袁世凯要组建模范团，根据唐生智的家世背景和训练成绩，理所当然地让他上了推荐名单。

这模范团并非普通部队，这本是袁世凯推行帝制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他本人亲兼团长一职，其成员非亲贵子弟或军界佼佼者不能加入，是用作培养北洋骨干的。可以说：一入龙门，则身价百倍。许多人是打破头也难入其门的。

偏偏唐生智对其不屑一顾，拒绝进入模范团。蒋百里惊问其故，唐生智慨然作答：“何谓模范团？不过袁氏之摆设，之鹰犬耳。吾辈从军入伍，原欲为国家干城，当今天下将大乱，正是吾辈重整江山好时机，决不甘为私人之家将也。”

一席话说得蒋百里悚然动容。他果然没有看错人，这姓唐的将来不鸣则已，一鸣必惊天下。

1949年春，蒋介石已下台，李宗仁代总统，白崇禧企图在湘桂两省负隅顽抗。此时，湖南的程潜、陈明仁起义还在酝酿中，中共湖南省工委为了使和平运动迅速高涨起来，先派许松圃、唐伯球等人到东安邀请唐生智到长沙，后来又由马子谷、程星龄、唐伯球等人委托李觉去东安邀请唐生智到长沙共商和平自救大计。4月21日，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改选唐生智任主任委员。

4月下旬，白崇禧从武汉到长沙，急于将湖南控制在桂系手中，他采取种种措施赶走程潜并迫害进步力量。这时形势非常紧张。湖南和平促进会决定请唐生智来对付白崇禧，并依靠社会民众和舆论为后盾。28日，唐生智到达长沙。在来长沙途中，唐生智提出可用“湖南人民自救会”的名义来迎接和平解放和对付白崇禧。他说：“白崇禧总不能反对湖南人民自救吧。”29日上午，唐生智一行抵达长沙，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程潜也率军政官员到车站迎接。唐生智当时住在东茅堂9号三弟唐生毅家。当晚，陈云章陪同地下党员陈采夫去唐生智住所会见唐，互相交换了意见，谈到午夜2时才离去。

长沙各界人民团体举行了欢迎宴会，唐生智在宴会上即席发表了演说：“为团结湖南人民，保卫湖南的安全，愿与天下人为朋友。我此次来长沙，是替湖南3000万人民服务的。”随即发起组织“湖南人民自救会”，和平促进会集体加入“自救会”。5月2日，唐生智被推举为湖南人民自救会的主任委员。这个组织实质上是在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界进步人士支持下，代表湖南各团体、各界人士的群众组织，它贯彻了当时地下党的意图，即从群众意向和舆论上对和平解放和程潜、陈明仁等人的起义予以支持。

如果说以“湖南人民自救会”的名义争取湖南和平解放是唐生智的“文斗法”，那么，控制武装力量，则是唐生智的“武斗法”。

1949年4月白崇禧电召曹茂琮到长沙，任其为新七军副军长兼永州专员。永州是通往广西的门户也是白崇禧部队撤退广西的必经之地，地位十分重要。唐生智于是通过各种途径多次与曹茂琮联系，做他的工作。唐生智还命其弟唐生明在长沙找曹茂琮谈心，向他说明，只有倒向共产党才是最上之策，才是光明大道，并且要他为湖南人民办事。曹茂琮听取了唐的意见，在组织新七军指挥部时，按照唐生智的意见做了：他找了几个熟人担任部队中的重要职务，这些人大多是唐生智的旧部，也是曹在衡阳军官讲习所的同学和好友。他们也积极联系各自的关系，表面上拥“白”，实际上拥“曹”，暗中拥“唐”。

为了配合迎接解放，掌握地方武装，唐生智还向程潜推荐了一批他的旧部安排担任一些县长、专员、司令等职，以便在湘中、湘南搞地方武装。准备控制湘桂、湘粤交通线，截断白崇禧撤回广西的退路，程潜都同意了。

1949年5月，白崇禧败退长沙后，加紧镇压和平自救运动，解散自救会，逼走唐生智，威胁程潜，下令禁止一切关于和平自救运动的活动，并到处派特务监视进步人士，还开出了要暗杀的不下50人的黑名单。一时间杀气腾腾，阴云笼罩着长沙城。5月3日，白崇禧对唐伯球等人说：“孟萧（唐生智之字）先生领导的湖南自救会，本是一件好事，但容易被共产党应声虫利用，我看还是取消的好。”唐伯球立即将此事告知唐生智，鉴于当时的险恶形势，经唐生智的四弟唐生明与地下党组织商量，权衡轻重，最后确定，唐生智暂回故里，在湘南做发动和联系工作，并拟派地下党员到东安协助唐生智进行迎解放工作。

1949年7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工委命地下党员刘寿祺到东安会见唐生智。刘与唐会谈了两天，刘告诉唐生智长沙各界群众要求和平的呼声更高，自救运动更为高涨，解放军先头部队已进入湖南，分东西两路向南推进，程潜已由邵阳赶回长沙，准备发表起义通电，白崇禧的部队集中在衡宝线上，希望唐生智做好准备，免被白崇禧暗算。并希望唐组织地方武装，切断湘桂线，阻止白军窜回广西，以便解放军到湖南时，把白崇禧的主力消灭在这一地区。唐生智表示完全同意，并进行了积极部署，做通了欧冠的起义工作，并在江华、新田、道县、零陵等县都安排了能控制的人。

就在刘寿祺离开东安唐家不久，白崇禧为了防止他的后路被切断，要曹茂琮以唐生智的学生、旧部和白崇禧的代表名义，到东安去见唐生智，劝说唐“急党国之难”。还说“我们想请他出任考试院院长，看他是否有意屈就”？唐生智拒绝了要他出任考试院院长的建议，并请曹转告白，问白有何打算？唐生智表示，现在解放大军已经压境，白健生（白崇禧之字）究竟有多大力量，能否打一个回合？不能的话，又将如何？往西退那是张群、黄杰的势力范围，往南退回到老巢却犯了孙子兵法的大忌，八桂子弟一入家乡，各自回家，不战自溃。东撤台湾要仰老蒋的鼻息，看陈诚的脸色，寄人篱下，也不好过。究意何去何从？应该有所决策。

唐生智回东安后，仍由其弟唐生明代表唐生智在长沙进行迎接和平解放的活动。8月1日，陈明仁向军官们宣布一定要使大家在长沙听不到枪声，长沙各界也拥护当局主张，联名发布和平宣言。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表由37名将领签名的起义通电，5日晚人民解放军138师入城。

长沙和平解放后，白崇禧仍在衡阳，他又派唐生智的旧部李品仙带了一个连的兵，从衡阳到东安找唐生智。唐说：如果李品仙带部队来，我就不见。结果李品仙将一个连留在冷水滩，只身前来求见，唐生智这才会见了他。李品仙带来一笔钱、广西特产和香烟赠送给唐，并转达了李宗仁、白崇禧的致意，希望唐能与他们合作，说湖南是唐的根基之地，此时唯有请唐助他们一臂之力，并带来广州国民政府的邀请电，请唐去广州任考试院院长之职，还说已为他准备好了去广州的飞机，请唐去广州上任。唐对这些建议都断然拒绝了。他反而劝李品仙和他的旧部夏威、廖磊认清形势，善自为之。李品仙住了一晚就走了，临走时，唐生智对李说：“你带来的钱和礼物，我都不收，请你带回去吧！”李表示很尴尬，为了不使对方过分难堪，唐生智又说：“我爱吃腐乳，这几罐桂林腐乳我就收下了吧。”并说，“请你将我的一级上将军服替我退回去，交给李宗仁。”随即将一套缀有青天白日勋章的一级上将军服交给李，并说：“这种官，我是永远不当了。”以表明他的决心。

不久，白崇禧又派126军305师师长覃琦带领一个师的兵力，以“搜匪清剿”为名，率部驻在离唐生智家只有4公里远的地方。首先将耀祥中学封了，并在交通要道都张贴了“打倒灰色分子唐生智”的标语。在唐生智家搜查扑空后，覃琦组织兵力，层层封锁包围，对可能隐藏的山头等地，一顿乱搜。

唐生智这时在哪里呢？他先是化装趁黑夜到了他的老师和挚友顾伯叙家里，以后又化装为郎中到了他三妹唐湘家里。唐湘家交通方便，人口较多，地处平坦区域，这正是白军所料想

不到的地方，他们总认为唐生智会躲到深山丛林之中，所以到处派人搜山。唐先藏在唐湘家的柴堆中，将柴堆留出一个空隙，正好放下一个行军床，唐日夜待在那个窄小的空间。后来，因唐睡觉时鼾声较大怕被人听到，于是又在唐湘家的谷仓中隔出一小段来，做了一个夹墙，里面可放一张行军床和一个小桌子、一张凳子。谷仓只有前面一间房子能进去，唐生智的长子唐仁曼、外甥林少玮就住在谷仓前面那间房子里，担任保卫和联络工作。有一次，唐仁曼告诉他305师到处在搜捕他，并扬言抓住唐生智就不客气，唐生智沉思了一下，一边拿起桌上的左轮手枪，一边说：“如果他们真的来这里抓我，我就和他们拼了。”

白崇禧的第305师搜捕了半个多月，没有任何结果，就想出一个毒计，他们找来两个东安人，协助搜捕，并召集唐氏家族开会，扬言知情不报者，九族者诛，并派出大量密探，这样虽然没有抓到唐生智，但先后将顾伯叙、刘兴和唐生智的夫人与子女全部抓走。当时唐仁曼和林少玮也在场，同时被抓走。唐生智的家小先是押到冷水滩，后押到桂林，顾伯叙被押到零陵，由于顾是唐生智的师友，为了逼他讲出唐生智的下落，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致使他双脚残废，最后还实行了假枪毙。由于唐生智夫人霍福光的一再要求，白军才将顾伯叙和唐家一家人一起押到桂林，到桂林解放时，白崇禧也不让唐、顾两家留在桂林，限定他们只能去香港，最后，唐的旧部李品仙将两家送往香港。由于刘兴与李品仙都是唐的旧部，在临解放时，李将刘一家都放了。

白崇禧抓不到唐生智，就命令部队将唐生智家和耀祥中学烧毁，10月19日，由于解放军先头部队到来，白崇禧305师仓皇后撤，烧房子的计划未能实施。

唐生智回到东安老家后，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和21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电示前沿部队负责人何英专程去看望唐生智。由于长期的隐蔽，唐生智身体很虚弱，又患病，便在家中休息和治疗了一段时间，解放军还派了医生给唐生智看病，12月14日，唐生智由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干部张立武、21兵团副司令员李觉陪同从东安回到长沙。

唐生智一生光明磊落，视共产党人为朋友，给予信任、支持，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惨遭血腥镇压时，迫于形势，唐采取“和平分共而不反共”立场，这对当时大权在握的军界要人来说，尤其难能可贵。

1922年11月，水口山工人运动兴起，在共产党人蒋光云、刘东轩等领导下，举行罢工，成立工人俱乐部，建立了共产党支部。湘军司令赵恒惕受到吴佩孚斥责，为了讨好主子，决定以武力弹压。赵命水口山矿务局局长宾步程带全副武装的一连人马进山，封闭了工人俱乐部，并在冲突中打死工人1名，打伤2名，激起了工人愤怒。全矿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当局惩办凶手，撤走军队，抚恤死伤工人及家属，并抓宾步程去游街示众。当时，唐生智担任湖南督办，负责处理此事。唐考虑宾是东安同乡，又是留德学生，是办实业不可多得的人才，况且他是听命于当局。于是，唐派人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联系，接待的是夏曦和郭亮，二人均系共产党员。唐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撤换宾步程，选派与共产党有联系的邓寿荃担任局长。

此时，正值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都遭到顽固派的反对。孙气愤地说：“如果你们反对我，我就下令解散国民党，我自己去加入共产党。”唐生智得知后，甚为赞赏，从此，坚定了“南亲孙中山、共产党，北拂吴佩孚、赵恒惕”的立场。

1923年，中共湘区委根据中央杭州西湖特别会议精神，以中国国民党总部的名义，派夏曦、刘少奇回湘筹建国民党组织。此时唐生智尚未参加国民党，但坚持反帝、反封建，拥护国民革命、扶助农工。夏曦派人往衡阳面见唐生智，提出通电讨伐吴佩孚，反对赵恒惕，拥护国民政府，保障人民自由，恢复水口山矿工人俱乐部等七项要求，唐一一答应，并拨2000元作为筹建国民党省党部的活动经费。对此，当时的共产国际布勃洛夫委员会（专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部门）称唐的第四师为“一支友好的颇有实力的部队”。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长沙爆发罢工、罢市斗争，赵恒惕下令镇压，唐生智闻讯，发电劝阻。6月1日，国民党湖南省“一大”会议在长沙只能秘密召开；而同时由中共湘区委书记李维汉在衡阳召开共产党骨干分子会议，并成立中共湘南特委，却能公开进行。衡阳民众评价唐“提倡民权，痛抵军阀，具有世界眼光”，称其“有如家人父子”。

1926年初，唐与夏曦商量，选派了一批优秀的湘籍青年去黄埔军校和毛泽东、李富春主办的广州政治讲习班学习。北伐前夕，这批学员均回到唐的第八军。他们中有的加入了共产党，如黄克诚、段德昌等。唐的四弟唐生明在黄埔四期学习时，由陈赓介绍加入了共青团。这批人的加入，使第八军如虎添翼，在后来的北伐中成为一支敢冲敢拼、攻无不克的部队。

这年3月，中共湘区委派夏曦去衡阳，请唐生智配合湖南各界举行的反英、讨吴（吴佩孚）运动。唐与夏研究后，于3月4日，发表通电向赵政府兴师问罪。6日，唐调动五万大军，自宜章、郴州开往衡山，进逼长沙。3月13日，赵恒惕乘车溜走。中共湘区委与唐商议，由唐以代省长名义，召开军事会议，免除了一批拥赵的师、旅长，并下令处决吴、赵死党张雄兴、刘重威、肖汝霖，震慑其余部，予以收编。

6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国民政府任命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同时兼任前敌总指挥。唐聘请夏曦为政治顾问。任命凌炳（共产党员）为政治研究所所长，对全军进行政治整训。教育官兵明确反帝、反封建、除军阀的意义和任务。由于唐的支持，湖南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农工运动迅速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农民群众达40多万人，工人群众11万多人。

7月初，唐军攻克长沙。共产党员戴述人、易礼容、熊亨翰（均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三人致函唐生智，催促唐顺承民意，立即组建湖南省政府。8月16日，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省代表大会召开，选出省党部执行委员、候补委员24人，监察委员及候补委员8人，共产党员夏曦、戴述人、易礼容、熊亨翰及凌炳、谢觉哉、何叔衡等15人当选。9月，唐生智率第八军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6年七八月间，正当唐生智领兵北伐，攻下长沙、直指武汉时，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等领导人错误判断了形势。他们根据英国的一则谚语“魔鬼总归是魔鬼，老鬼总比新鬼强”，从而推断蒋介石要比唐生智更革命，从而做出“扶蒋抑唐”的决策。但不久，就发现蒋在玩弄两面派手法，陈独秀才决定做反蒋的准备。9月，中共中央派彭泽湘到唐的第八军及前敌总指挥部任政治部主任。

彭一到唐军，立即随唐奔赴讨伐杨森及吴佩孚在鄂西残部的战斗前线，同苏联顾问巴罗夫一起参与指挥。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的袁祖铭屯兵湘西，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一方面联络土匪，横行地方，鱼肉百姓，当地人民恨之入骨；另一方面，袁又暗通吴佩孚，求得倚靠，公开宣称“有奶便是娘”。湖南省党部曾派共产党员、常德地区书记王基永前往湘西开展农运，竟受到袁的百般阻挠，无法工作。因此，中共中央指示，必须设法除掉这个恶棍。王基永为唐策划，于1927年1月30日，由新任36军一名副师长周斓出面，请袁赴其家宴。袁毫无戒备，带着师长何壁辉欣然前来。一到周家，袁便同人玩牌、抽鸦片作乐。这时伏兵突出，乱枪击毙何及其所带卫兵。袁闻枪声，情知有变，急夺路逃出周宅，亦被埋伏在围墙外面的伏兵击毙。自此，湘西平定。

2月，彭随唐回到长沙，参加建设新湖南，制定施政纲领，开展农工运动。同时，协助唐组织成立6个自治委员会，任命的委员中，共产党员有朱剑凡、郭亮、谢觉哉等。彭还组织时任前敌指挥部宣传科长曾钟圣及熊受暄、张其雄等共产党员创办《前敌》、《武汉民报》、《党声》等刊物，宣传革命。这年3月底，彭与唐同选为省农民组织代表，后唐被推举为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委员。

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国民革命，唐主张率兵东征讨蒋，而中共方面决定唐继续北伐，目的是接应拥护武汉革命政府的冯玉祥部。彭反复对唐说明眼下北伐是当务之急，唐终于同意。正当北伐军到达河南前线，战事十分紧张时，湖南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彭及时向唐提供情报，使唐意识到：“四一二惨案”、“马日事变”等都是蒋介石阴谋策划，背叛孙中山国民革命的反革命行为。唐在革命转折关头，再次表明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决定东征讨蒋。

7月初，中共中央专门研究湖南问题，会上陈独秀、毛泽东提出“联唐反蒋”。7月12日，彭泽湘约见唐生智，唐迫于当时形势，但仍表明“和平分共而不反共”，不管情况发展如何，“绝不捕杀一个共产党人”。此后，彭离湘去了苏联。

当时，唐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率师东征讨蒋，其第二方面军已集中于九江。南昌起义前夕，贺龙率其所部第二十军自九江向南昌移动，黑夜行军，火把照红了山野，被二方面军其他部队发觉，有人报告唐生智，请示是否予以拦截。唐对军长贺龙非常了解，说：“由他们去吧，都是为了讨蒋。”

1927年9月，南昌起义部队与秋收起义部队会聚浏阳，因缺乏武器弹药，派陈赓、陶铸、罗瑞卿往武汉，要求唐生智予以支持。唐生智调总司令部警卫团的一连，以护送唐生明回长沙的名义，送去步枪300支、弹药近万发。

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后，唐生智辞去一切职务，决定回东安老家办学。其宗旨是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培养抗日救亡英才。唐与顾伯叙、李君尧开始在长沙做筹备工作，三人确定一条重要原则，即禁止一切党派、帮会在校内活动，以后将此原则定为校规之一。但是，当时教育部有明文规定：专科以上学校的训导长、训育主任和训导员必须由国民党员担任；中等以上学校要求建立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对此，唐嘱咐办事人员权当不知。学校礼堂只挂孙中山像，不挂蒋介石像；集会时只唱校歌，不唱当局规定要唱的《党歌》。然而，学校对共产党的活动却予以支持。

1961年，陈毅同志代表党中央看望唐生智。陈说：“孟潇先生，你够朋友，在国民党一级上将中，只有你一个没有和红军、解放军打过仗。”唐生智紧紧握住陈毅的双手，流下了激动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