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1894—1978.1.17),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生,陕西省泾阳县人。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著名西洋文学家,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教授(1926—1928),1941年当选教育部部聘教授。

吴宓教授备课,颇有特色。西南联大南迁之时,文学院在南岳衡山山腰圣经书院旧址上课,一度宿舍紧张。吴宓教授与钱穆、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合居一室。

时当抗战初起,办学条件简陋,而他从容自若,依然一丝不苟认真备课,让人肃然起敬。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有文章回忆此事,写道:“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雨生(吴宓)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又有合并,有增加,写定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生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沈有鼎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雨生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有鼎只得默然。雨生又言:‘限十时熄灯,勿得逾时,妨他人之睡眠。’翌晨,雨生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余与雨生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处,则亦不易知也。”

讲课的功夫来自备课的功夫。其实,吴宓教授从走上讲台那一天开始,备课认真就很有名。去清华之前,吴宓教授曾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三年,讲授《欧洲文学史》等课程,一时声誉鹊起。

1923年,《清华周刊》有文章专述“东南大学学风之美,师饱学而尽职,生好读而勤业”。其中述及吴宓授课:预先写大纲于黑板,待到开讲,则不看书本、笔记,滔滔不绝,井井有条。文章最后大发感慨曰:“吴先生亦是清华毕业游美同学,而母校未能罗致其来此,宁非憾事者!”一位教授上课能够做到“……不看书本、笔记,滔滔不绝,井井有条”,可以想见其备课时曾经下过多少功夫。

温源宁《吴宓先生》则说:“作为老师,除了缺乏感染力之处,吴先生可说是十全十美。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长,老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讲得有条有理,第一点这样,第二点那样。枯燥,容或有之,但绝非不得要领。有些老师无所不谈,却不发任何议论,吴先生则直抒己见,言之有物;也可能说错了,然而,至少并非虚夸。他概不模棱两可,总是斩钉截铁。换句话说,他不怕直言对自己有什么牵累。在事实根据方面,尤其是见于各种百科全书和参考书的事实,他是无可指摘的,只在解释和鉴赏的问题上你还可以跟他争论。”

什么叫对学生负责,看看吴宓教授这个“苦力”吧!但他却一以贯之,毫不以为苦。

吴宓教授这种认真负责的作风不仅表现在自己备课上。刘兆吉《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提及一件发生在昆明的“小事”。有一次,“一位青年教师丢了上课用的教科书,问吴宓先生是否有此书想借用一下,没想到引起了吴先生的严厉批评:‘教师怎能丢失textbook(教科书)呢!一定要找到,上课前必须找到!’晚上宿舍已熄灯睡觉了,听到后楼敲门声,听到吴先生高声问:‘textbook找到没有?’也听到不耐烦的回答声:‘找到了!吴先生,请放心吧,我已经睡了,就不开门了。’听到吴先生说:‘那就好,教师不能丢textbook,下次再不能丢!’后来听那位青年教师说:‘其实当时并未找到,怕得罪吴先生再发神经,撒了个谎。’现在想来,这件小事反映了吴先生对教育事业的认真负责,而且终生不渝。”

吴宓教授在清华讲《中西诗比较》,写过一个教学说明:“本学程选取中西文古今诗及论诗之文若干篇,诵读讲论,比较参证。教师将以其平昔读诗作诗所得之经验及方法,贡献于学生。且教师采取及融贯之功夫,区区一得,亦愿述说,共资讨论,以期造成真确之理想及精美之赏鉴,而解决文学人生切要之问题。本学程不究诗学历史,不事文学考据,惟望每一学生皆好读诗,又喜作诗,终成为完美深厚之人而已。”

赤子之心,尽在斯矣。明白这一点,对于他备课何以如此认真,再做别的什么解释,也许就全是多余的话了。

吴宓是一个诗人气质很浓的人,在清华上课时,主讲英国浪漫诗人和希腊罗马古典文学,“雨僧先生讲课时也洋溢着热情,有时眉飞色舞。”“雨僧先生讲授英诗,提倡背诵。特别是有名的篇章或诗行,他都鼓励学生尽量读熟背诵。”(王岷源《忆念吴雨僧先生》)因此他的课对20多岁的青年学生很有吸引力,很受欢迎。30年代中叶,清华外文系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作家,如钱钟书、曹禺、李健吾、张骏祥、季羡林等。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清华奉命南迁。11月7日,吴宓与毛子水等清华师生离开北京,经天津、青岛、汉口、长沙,于1938年3月抵达昆明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吴宓主要讲授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史、新人文主义、文学与人生、翻译课、中西诗之比较等。吴宓同时还给研究生上课,主要课程有:雪莱研究、西方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等。

吴宓精通多种外国语,学贯中西,又没有一般教授的学究味,所以在西南联大时很受学生欢迎。一时兴起,他还会在课堂上朗诵自己的诗作,甚至他写给毛彦文的情诗,课堂气氛是相当活泼轻松的。他的上课风格也很特别,很有些欧美之风,“先生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而常是漫谈性质的,只指定些参考书,要我们自己阅读,提出看法,并多写读书报告。课上先生有时讲些文人轶事,风趣横生,使我们忍俊不禁。”(茅于美《怀念吴宓导师》)

虽然吴宓作风很民主,诗人气质很浓,但治学却十分严谨。“吴宓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欧洲文学史’时,除继续采用翟孟生这部教科书外,主要根据他自己多年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把这门功课讲得非常生动有趣,娓娓道来,十分吸引学生,每堂课都济济一堂,挤满了本系的和外系的同学。这是当时文学院最‘叫座’的课程之一。每次上课书里都夹着许多写得密密麻麻的纸条。吴宓先生记忆惊人,许多文学史大事,甚至作家生卒年代他都脱口而出,毫无差错。吴先生还为翟孟生的《欧洲文学简史》作了许多补充,并修订了某些谬误的地方。他每次上课总带着这本厚书,里面夹了很多写得密密麻麻的端端正正的纸条,或者把纸条贴在空白的地方。每次上课铃声一响,他就走进来了,非常准时。有时,同学未到齐,他早已捧着一包书站在教室门口。他开始讲课时,总是笑眯眯的,先看看同学,有时也点点名。上课主要用英语,有时也说中文,清清楚楚,自然得很,容易理解。”(赵瑞蕻《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弟子李赋宁也有类似的回忆:“先生写汉字,从不写简笔字,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学风熏陶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先生讲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从无一句废话。先生对教学极端认真负责,每堂课必早到教室十分钟,擦好黑板,做好上课的准备。先生上课从不缺课,也从不早退。先生每问必答,热情、严肃对待学生的问题,耐心解答,循循善诱,启发学生自己解答问题。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更是细心、认真,圈点学生写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并写出具体的评语,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不断进步。”(李赋宁《怀念恩师吴宓教授》)

吴宓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这一点许多人都有同感:“……先生不善料理家务琐事。但他给我们修改文章时,总常用毛笔蘸红墨水书写,字迹工整。涂改一字,必涂很四方满格,免被误认。他那种治学的严谨与生活的散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茅于美《怀念吴宓导师》)“西南联大外文系里有五位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就是吴宓、叶公超、柳无忌、吴达元和燕卡荪这五位先生。其中吴宓先生可说是最有意思、最可爱、最可敬、最生动、最富于感染力和潜移默化力量,也是内心最充满矛盾、最痛苦的一位了。吴先生外表似是古典派,心里面却是个浪漫派;他有时是阿波罗式的,有时是狄俄尼索斯式的;他有时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时却是堂吉诃德型的:或者是两种类型、两种风格的有机结合。”(赵瑞蕻《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鉴于吴宓的突出成就,194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他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同时获得“部聘教授”殊荣,后又被聘为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审议委员。这是对吴宓学术成就的一种肯定。能与他所景仰的陈、汤二人一起获此殊荣,吴宓感到十分光荣,所以虽然有人建议他拒绝这一荣誉,他还是接受了。

1944年秋,吴宓离开求学执教30年的清华大学,与系主任陈福田之间的矛盾是他离开的原因之一,据说这多少与钱钟书有关。有一种说法,吴宓与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私交很深,当年吴宓曾让钱钟书在清华旁听一年,还亲自辅导他外语,后钱考入清华。吴对钱钟书十分欣赏,专门写诗称赞钱的才华:“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谋有补赖天工。源深顾(亭林)赵(瓯北)传家业,气胜苏(东坡)黄(山谷)振国风。悲剧终场吾事了,交期两世许心同。”从中可以看出,吴宓对钱钟书的学识是十分赏识的,钱学成归国时,吴宓与清华说好,拟聘请钱为清华外文系教授,清华当时也基本同意了。可钱到联大时,学校却只肯聘为副教授,年轻气盛的钱钟书自然很是不快,对陈福田和清华更是不满,甚至怪罪吴宓,并发泄到小说《围城》中。吴宓对清华的变卦自然很是不悦,只好劝钱去了湖南兰田师范学校做教授。这件事加深了吴宓与陈福田(系主任)的矛盾,吴宓最终离开清华去了燕京大学,他在清华的生活从此也画上了句号。

吴宓在外形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之处。对他比较熟悉的清华教授温源宁曾对他有比较生动的描写:“世上只有一个吴雨生,叫你一见不能忘……但是雨生的脸倒是一种天生禀赋,恢奇的像一幅讽刺画。脑袋形似一颗炸弹,而一样的有爆发性,面是瘦黄,胡须几有随时蔓延全局之势,但是每晨刮得整整齐齐,面容险峻,颧骨高起,两颊瘦削,一对眼睛亮晶晶的像两粒炙光的煤炭——这些都装在一个太长的脖子上及一副像支铜棍那样结实的身材上。”但就是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却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他立论上是人文主义者,雅典主义者,但是性癖上却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浪漫主义者。”(温源宁《吴宓》)

吴宓幼时,读书刻苦,每餐必由家人送至书房。一晚,家人送饼一只、油泼辣椒一碟,吴宓读书入神,误用饼子蘸墨大啖,连曰:“香,香,香。”

吴有即颂成章,过目不忘之才。1955年回安吴老家,于迎祥宫碑前小站片刻,只将碑文口诵一遍,即能一字不漏默写而出。

陈寅恪一到哈佛,就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书籍。正是感于陈氏的购书之多,吴宓才心旌摇动,欲加以仿效。据说他一时头脑冲动,也为了与陈寅恪、俞大维争胜,吴宓竟咬紧牙关,不惜血本花费60美金,当时官费生每月的生活费100美金,他把摆在书店连当地人都不敢问津的《莎士比亚全集》各家注释汇编本共19巨册拖出来,一路喘着粗气扛回宿舍。后来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吴氏携带此书历尽千山万水,每次搬迁居所,既费力又费钱,同时又无合适的存放之地,竟成为一件劳心耗力的累赘。

吴性刚直,一贯克己守公,从不占人丝毫便宜。

1944年,他去宝鸡访友,购得三等车票,上车无座位,只好站过道。其时,恰遇妹夫王俊生,该王持有免费乘车证,遂将他带至二等车厢,找一空座,吴不知情,待查票时,列车员说:“三等车票,不能坐二等车厢。”王即出示证件,说明身份关系,查票员亦谦笑允准,但吴却生气异常,愤然返回三等车厢,依旧站于过道,直至宝鸡。

吴对《红楼梦》研究,造诣极深,饮誉中外,凡听吴宓红学演讲之人,无不屏息凝神,如醉似痴。末了辄发深叹:“那不是听报告,简直是看演出。”

吴一人将林、王、薛、贾演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40年代,西南古城即刮“吴宓风”,时人赞誉:“郭沫若与吴宓的报告,倘能一字不误记录下来,便是第一等绝妙好文。”1947年,吴宓来西安讲学,知识界奔走相告,盛况空前。

一日,陕

西“三青团”一帮政客故作风雅,约请吴讲《红楼》,吴素鄙此等人物,遂婉辞拒谢。谁知,这帮人搬出吴父建常先生极力通融。吴宓无奈,便胡谄一通,待其走后,吴父诘之:“何故未讲?”吴答:“彼等似庙中之神,泥塑木雕,对之若谈红楼,犹对牛马奉琴耳。”

吴宓心善,乐于助人,因此也常受人之骗。他戴的进口手表,被两个无赖以仅值6元的小闹钟哄骗而去。又有张姓之人对吴言说,吴一学生因病就医,急需200元住院费,吴不疑,即刻凑钱交付。嗣后,此张又来,言称那学生开刀治疗,又急需费用若干,吴此时手头已空,正筹思之际,此骗子以为吴有疑虑,便拿出一封“求援信”,高声朗读,恰逢保姆进来,惊见客人正念白纸一张。(盖此时吴患眼疾,视物不清。)于是保姆唤人,将骗子扭送公安机关。吴对此不胜感慨,又对保姆的精明称赞不已。

李俊清当过蒋经国20年英文秘书,他是早期吴宓的学生之一。每每回忆起吴宓,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的狗两进教室的故事。那是一只毛色黄褐的大狗,大耳大眼,非常漂亮。这狗本非他家所养,是他从几个大汉追打下救出来的,正要把它捉去杀了吃。也许是感激李俊清的救命之恩吧,同他特别要好,跟前跟后,上学也去。大狗每次来校,总是卧在教室门外,或在周围空地上跑来跑去,可是也有两次意外——

一次是外文系主任陈福田担任的英文作文课,他照例先在黑板上写出题目,用大约10分钟时间说明重点,就回系办公室,下课时由助教来收学生的作文卷子。那天陈教授讲解完了,正将走出教室,经过李俊清的座位时,忽然听得一声狗叫,原来大狗不知何时溜了进来,趴在主人椅子底下,陈福田走过,踩了它的尾巴。全班同学都停下笔来朝李俊清看,他吓得要命,心想这下完了。没料到洋派十足的陈福田不但没发脾气,反而蹲下去摸摸大狗,连声“Sorry”。

再一次是上吴宓的《中西诗比较》课,原在教室外等候的大狗,竟偷偷溜进教室蹲坐在角落里。吴宓这时正在黑板上抄写诗句,没有注意到这位不速之客,待他写完,转过身来,发现竟有一只狗也在听他讲课,急忙走下讲台,对大狗说:“目前我尚不能使顽石点头,不是你该来的时候,你还是先出去吧!”说罢挥一挥手,大狗似乎听懂了吴先生的话,立刻低头垂尾悄悄走出去了,一面走一面看看坐在头排的李俊清,像是犯了大错。

吴宓留给后人的是一个严谨的学术大师印象,但他的婚恋却如同一枚坚涩的青果,令后人不敢恭维。

有人说,他是一个地道的“好色之徒”,话虽偏激,却折射出了他在婚恋上不安分的一面。为此,陈寅恪看得颇为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抒发,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中国有句古老的名言“媒人跳进花轿里”,意指为人做媒的第三者与当事人中的一个相爱,反倒成了新郎或新娘,上了本不该属于自己的花轿。吴宓的婚恋悲剧便是这句名言的最好注脚。

1918年11月,留学哈佛的吴宓,突然接到清华留美同学陈烈勋的来信,欲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为妻。信中说陈心一毕业于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现年24岁,为浙江定海县一位小学教员,心气很高,择婿特别苛严。陈烈勋在信中明确指出,其妹在家中曾多次听他谈及吴宓,后又阅读过《益智杂志》、《清华周刊》中吴宓的诗文,尤其是看到《清华周刊》上吴宓的照片,萌发爱慕之情,愿嫁吴宓,侍奉终身。吴宓接信后,怦然心动,立即回信认可,旋即收拾好行装,迫不及待地赶回了国内。悲剧的帷幕徐徐拉开。

1921年8月,留美归来的吴宓没休息两天,便匆匆赶往杭州,相晤陈心一。然而,这次的相晤极富戏剧性,似乎从一开始便隐示着某种悲剧的意象。到了陈家,吴宓西装革履,意气风发,一副海外学子的风采。陈心一被牵引出来,按吴宓日记的叙述,大家只是默默相对。不曾预想,一会儿工夫,另一位女主角翩然出场。

这便是吴宓人生悲剧中最为关键的另一中心人物——毛彦文。事也凑巧,毛彦文本与陈心一是好友,这天,她神采飞扬地来访,准备别过闺中密友,去北京上学,不想与吴宓不期而遇。除却毛陈二女本是同学这层关系外,毛彦文的未婚夫朱君毅还是吴宓清华读书时的同桌好友。朱君毅长毛彦文4岁,为姑表兄妹,自幼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但在毛彦文9岁时,由其父做主,把她许配给了方姓朋友之子。毛彦文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方家怕生变故,催逼完婚,就在方家迎亲的大轿抬至毛家大门之际,不甘命运摆布的毛彦文从后门勇敢地逃离。此前,她和表哥朱君毅早已月下为盟,私订终身了。毛家在方家退婚后,由双方家长做主,毛彦文与朱君毅正式订婚。吴宓作为朱君毅的同桌好友,早在清华读书时,便知道了毛彦文。那时,朱君毅每次读完表妹的情书后,都会让吴宓过目。

吴宓对毛彦文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敬佩不已,久而久之,心中便涌动出异样的情愫,碍于同学之谊,他不曾流露,而是深深隐藏在了心底。

吴宓在美留学时,收到陈烈勋欲将其妹说合给他的信时,曾委托朱君毅,让毛彦文打探陈心一的情况,彼此沟通二人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毛彦文实际上是吴宓与陈心一的媒人。这次,突然在陈心一家中不期而遇毛彦文,吴宓本就怀有好感,但见对方活泼雅趣,大方得体,一副新派淑女风范,吴宓顿时在心中暗生出一丝落寞,怎奈毛彦文名花有主,且是挚友之未婚妻。

下午,毛彦文告别他们回了上海。吴宓与陈心一一见如故,在陈父的安排下,双双泛舟西湖,吴宓心中殊为快活。第二天,二人再度早游西湖,其乐融融。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道: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

13天以后,吴宓和陈心一正式完婚。

随后,吴宓与同学朱君毅双双被南京东南大学聘为教授。事实证明,如此仓促的婚姻对吴宓和陈心一来讲,都是一个悲剧。本来,吴宓当初慎重地委托毛彦文在国内打探陈心一的情况,毛彦文并不因自己与陈心一是同窗好友,而一味溢美夸大。她认为,陈心一人品不错,交友可以,贸然订婚则无必要。吴宓与陈心一见面后,早忘了毛彦文在信中的忠告,好友陈寅恪劝他道:“一个男人,学问不如人,很是可耻;大丈夫娶妻不如人,何故难为情?”吴宓遂与陈心一匆匆完婚。

不过,在东南大学,毛彦文真真实实地走入了吴宓的生活中。朱君毅这时候突然变卦,他以近亲结婚有害下一代为由,坚决提出与毛彦文解除婚约。守候6年,逃婚只为下嫁表哥的毛彦文始料不及,她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转而求助吴宓夫妇。吴宓于是作为一个中间人,往返于两人之间,极力救火说和。怎奈朱君毅去意已决,坚决不肯与毛彦文缔结白首。结果,朱、毛之合未成,终致解除婚约。

本该救火的吴宓却引火烧身,他居然在朱、毛二人分道扬镳后,不顾有妇之夫的身份,向毛彦文表白了自己的爱意。毛彦文断然拒绝。令她不可容忍的是,撇开媒人身份、友情关系不说,吴宓的举措实在荒唐。他几乎在每次信中,都会不厌其烦地赘述自己从某年某月起,自朱君毅处读到她的信而渐渐萌生爱意,这令毛彦文大为反感,何况她与吴宓的结发之妻陈心一原本就是要好的朋友和同学。

细想起来,这也是吴宓情感旅程中的劫数。当初,两位女主角初次亮相,同时出场。陈心一和毛彦文都是在吴宓生命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女人,陈是他结发之妻且育有三个女儿,毛则是他至死不渝的情人。

当然,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却是吴宓自己。

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曾说过:“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得到了想得到的东西,一是得不到想得到的东西。”

吴宓为毛彦文所拒后,并不甘心。他索性做得更加离经叛道。陈心一不忍吴宓情感上的叛逆,结婚7年后最终仳离。这一石破天惊之举,让世人目瞪口呆。“学衡派”同仁几乎一致谴责,其父更是公开指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

毛彦文由默不见经传的人物立时成为了“三人间的中心人物”,她心中叫苦不迭,但面对吴宓的求爱,仍是不愿就范。吴宓毫不气馁。对毛彦文的追逐愈演愈烈,成为了一场爱情的马拉松,中间包含了太多的故事,以至于在30年代的上海滩,他们的故事成了小报津津乐道的话题。

吴宓的锲而不舍最终打动了美人芳心。女人的骨子里,总是喜欢被爱的,毛彦文亦不能免俗。可是,两人的爱情未因来之不易而最终瓜熟蒂落。吴宓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保守与浪漫、新派和旧派居然会对立地存在着。当毛彦文心仪于他,准备谈婚论嫁时,吴宓却生出了一丝隐忧,既想和毛彦文成为夫妻,又担心婚后会不和谐,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让吴宓彷徨不已,患得患失。

1931年3月,吴宓赴巴黎进行学术交流。他一反以前温情脉脉的样子,将电报拍到美国,措辞强硬地令毛彦文放弃学业,迅速赶往欧洲,与之完婚,否则各自分手。有人指出,他动辄向毛彦文发出最后通牒,用语十分恶毒。与此同时,据传说他还写信回国,向一位叫贤的女人示爱,同时又与一位金发女郎打得火热。

毛彦文来了巴黎,吴宓又不想结婚了,改为订婚。满腔热情而来的毛彦文大为狼狈,原来是对方费尽心机追求她,现在她松口了,对方又变了卦。毛彦文哭着说:“你总该为我想想,我一个30多岁的老姑娘,如何是好。难道我们出发点即是错误?”

吴宓不为所动,冷静地说:“人时常受时空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无可如何。”对此,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好一个“用情失地”。饶有兴味的是,吴宓在此期间,却对小报上炒得沸沸扬扬的鲁迅、许广平之恋陡生艳羡,他说:“许广平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即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

这次巴黎论婚作罢后,吴宓与毛彦文从欧洲归来。毛彦文留在上海,一直在等待吴宓迎娶。1933年8月,吴宓又一次南下,目的是先去杭州,向卢葆华女士求爱,如不成,再去上海,和毛继续讨论是否结婚。友人劝他别老玩爱情游戏,此次南下必须弄个老婆回来。结果又是两头落空,毛觉得他太花心,因此也唱起高调,说她准备做老姑娘,尽力教书积钱,领养个小女孩,“归家与女孩玩笑对话,又善为打扮,推小车步行公园中,以为乐”。天真的吴宓并未察觉出这番话中的潜台词,他大约觉得毛反正是跑不了的,依旧热衷于自己的多角恋爱。毛彦文一气之下,嫁给了熊希龄。吴宓没想到会有这步棋,毛的嫁人,让他觉得自己有一种遭遗弃的感觉,同时也很内疚,认定毛是赌气,自暴自弃,不得已而嫁人。很长时间里,吴宓都没办法确定自己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负情郎,还是被负情的痴心汉,两者都是,又都不是。不管怎么说,毛是他一生最钟爱的女人,只有真正失去了,才感觉到珍贵。毛彦文结婚以后,特别是三年后熊希龄病故,吴宓一直纠缠不休,既是不甘心,同时也是真心忏悔。

1999年,台岛内掀起一股“吴宓热”。已是102岁高龄的毛彦文,并未因时光的流逝而冲淡她对吴宓负情的怨恨,她说,自己从未爱过吴宓。倘使吴宓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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