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问谁是对民国教育事业贡献最大的人,我想应该是浙江绍兴人蔡元培。如果说孙中山是民国之父,那蔡元培就是中国现代大学之父。

1917年到1923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任期间,他把这座高校办成了"包罗百家,囊括大典"、拥有全国最前沿智慧、集中全国最精华学生、对整个国家都起了巨大引领作用的中国第一学府。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五四运动这两件永彪民族史册的大事,都策源于北大,以北大为主力,这是中外大学罕有的骄傲。

蔡元培之所以能在办学上有如此作为,首先是因为在那个新旧交替之际,他的"资格"无人能取代:文化上,他是前清进士、翰林、编修,又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研修哲学、心理学、美术史;文化遗老服气他,青年新锐也拥戴他。政治上,他是反清光复会的元老,民国成立后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不管用什么来要求,他都是无可挑剔的。

蔡元培积累下这样的完美资历,仿佛就是为执掌北大而准备;民国创立后基本荒芜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就等这样一个人来开拓。不可质疑的资历,加上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开阔的胸怀,他让大学精神一度照亮了整个民族,也成就了北大足以吃到今天的丰厚老本。

其实蔡元培的业绩不只是办好了一个北大。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担任教育总长。那个教育部连他自己在内只有三个人:总长,次长和一个秘书;而且堂堂教育部连办公室都没有,借了别的部的两间房屋办公。但在这样的简陋条件下,蔡元培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和政策,迅速把中国的教育从近代推向现代。延续到今天的,别的不说,只说最常见的一个名称--学校,就是蔡元培1912年下令废除"学堂"称呼,以"学校"代之的。

这位杰出的教育家获得了广泛的尊敬。民国人物评价上,海峡两岸都没有分歧、一致肯定的人,好像只有两个,一个孙中山,一个就是他蔡元培。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推他为"万流景仰,高年硕学";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称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而且在今天,有出身北大的著名"愤怒青年"频频弑父审母,但在"铁屋中的呐喊"里只要一提起昔日蔡校长,立马换了五体投地、恨不当年受教的情状。

蔡元培获得各集团、各阶层、各时代如此令人高山仰止的评价,我们在崇敬之余,也许会偶尔想到:他更多的不是做为学者,而是做为领导者、管理者而流芳。学者只面对知识、观念、精神世界,爱惜好自己的羽毛,保持一个道德完美的形象,虽然困难,但未必肯定不能;而领导者、管理者天天和现实人事打交道,在复杂的社会和污浊的权利场中周旋,经手那么多的事,真的能够做到"万世师表"而无可指摘吗?

从对待爱因斯坦和对待冯省三两件事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博学、崇高人物在社会现实前不能免俗、让需要偶像者心情复杂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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