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前的形势那么凶险,起义的胜利又来得这么快,人们不禁要问,武汉的清军怎不来扑灭?武汉清军有多少兵力?

驻扎武汉的清军共有四个单位,分别是第八镇(统制张彪)、第二十一混成旅(协统黎元洪)、巡防营(瑞澂直接统率)和水师(统领陈得龙),一共是二十三个营、两个队,总兵力大约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人;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竟达到了五千七百多!而且天赐良机,因为四川爆发"保路风潮",部分湖北新军在那时调入四川,武汉是防务最空虚的时候。

四川保路运动,是这个1911年中国又一大事,时间上处于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之间。我们看到,东南沿海的起义被镇压之后,西部的四川却立即唱响了反抗的强音,真正叫此伏彼起。

1902、1903年间,那还是光绪皇帝的时候,清政府下诏允许铁路民间商办。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因而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

为了夺回这两条铁路的自办权,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来筹集筑路的资金。经过几年的筹集,不仅四省的绅商、地主成了股东,连一些农民也握有股票,到1911年,仅四川募集的股金就达白银一千二百四十万两。

不料1911年月,摄政王载丰根据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拟订的"铁路国有"方案,颁布上谕,宣布将铁路干线都收归国有,只有支线才允许民办。

盛宣怀这一政策的依据是,中国民间建设和经营管理的效率低下,必须把铁路干线收归国有,交由富有经验和技术的外国人来办。

在粤汉、川汉铁路这两条铁路的筹办过程中,几省人民吃够了苦头,期待的就是铁路筑成后的收益。清政府一纸文书,顿时希望破灭。尤其激起民愤的是:对川汉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不许四川省股东保本退款,而只允换发铁路股票,也就是说:政府不但收路,而且夺款。

民怨沸腾中,有传言又火上加浇油:粤汉铁路北段川汉铁路广宜段,将交给英、美、德、法四国修建管理,清政府以此换取六百万英镑的借款,而在这一过程中,主事的有关官员在办理铁路出让中可以获得大额回扣!

切身利益的受损,民族自尊的受伤,再加对腐败官场的愤恨,怒火和怨气席卷了西南、中南乃至海内外。

湖南绅商群起争路,5月14日长沙各界群众万余人集会,迫使湘抚奏请朝廷收回成命。在上奏遭到申斥之后,各界群众相继罢工、罢课、罢市,全省拒交租税。湖北商民亦群起抗争,提出"存路救国"口号。广东市民痛斥朝廷出卖路权,并拒用官发纸币,挤兑现银,以示抗议。留日中国学生也纷纷集会声援,表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

在受害最大的四川省,6月16日,川汉铁路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并连夜即发通知,第二天即宣布成立。

6月17日,成都岳府街上水泄不通,两千多人到会。大会开始后,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等相继演说,声泪俱下。罗纶登台后向满场一揖,开口说道:"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顿时满场号啕,哭声长达二三十分钟。被派来弹压的警察手中握枪,眼里掉泪。

保路同志会就此成立,推举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会长为罗纶。

蒲殿俊是个立宪派,本反对革命,但清王朝的行为把自己人也推到了对立面上。

保路同志会成立当天,全体出席者前往布政使衙门请愿,布政使兼护理总督王人文亲自出来接见请愿者,对他们表示同情,答应代为力争,说他只要在任一天,就绝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王人文立即上书说明情况,摄政王的答复是"奉旨留中"。所谓"留中",就是留在宫中,不予答复。

王人文再奏盛宣怀一本,说盛宣怀"蔑法媚外,误国殃民",要求"严治其罪,以重国典";并为保路同志会说情,说他们只是言辞激烈,从来没有扰乱治安。

清廷回复:借款合同绝无反悔之理,四川人如果再闹,就拿你王人文是问。

请愿无效,保路风潮越刮越猛。正直的王人文先被免职"候讯",后被扣留在西安"听候查办",幸好武昌起义马上爆发了,手忙脚乱的清廷将他革职了事。

民国后,王人文在天津隐居几十年,与世无争。

保路斗争一直在立宪派蒲殿俊等"文明争路"的指导方针下进行。以几十万两白银买来川汉粤汉铁路督办肥缺的端方,却以他一纸奏章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端方的奏章写道:"自铁路国有命下,反抗者近尽少年喜事之人;公正绅董,多不谓然……"他还把这一赤裸裸强奸民意奏章给蒲殿俊看,要蒲殿俊等死心。

8月25日,蒲殿俊将端方奏章内容在川汉铁路股东特别会议上报告,顿时全场开锅,痛骂声、嚎哭声、捶胸顿足声、掀桌子砸板凳声响成一片。

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由此在成都发端,迅速席卷全川各地。

成都城内,家家户户门前贴上了当年下诏允许民办铁路的光绪皇帝的牌位,左右各有六个小字:"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这都是当年诏书上的原话。有人头顶光绪牌位,满街走动;还有人在街心搭起席蓬亭子,里面供奉上光绪牌位,官吏们不敢骑马坐轿经过,只好步行或绕道。

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通告全川,不纳粮税。

四川总督是赵尔丰,此人在永宁道上捕杀会党一百多人,人称"赵屠户"。对待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他倒想以怀柔手段化之,但清廷严催镇压,赵尔丰就于9月7日向蒲殿俊、罗纶等九位保路同志会领袖下请帖,予以诱捕。

罢课罢市的市民一直按同志会领导人要求,在抗争中不群聚,不暴动,不打教堂,不侮辱官府,不关日用品店。看到领袖被捕,数千人手捧光绪牌位,到总督衙门一排排跪下,为九位领袖求情,要求放人。

数千人围跪在衙门前,赵尔丰惊慌失措,指使人在衙门边街道放火,以便事后诬陷请愿者;同时,命人向跪在地上的民众丧心病狂地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三十二人!

保路运动,从"文明争路"走向了武装反抗。

成都血案后,有人裁取木板,大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然后一块块投入锦江中。一天工夫,这份"水电报"立即传遍川西南。

烈焰喷发了!

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周鸿勋率所部巡防军在邛州反正,与南路同志军占据新津。罗子舟率雅州﹑荥泾同志军扼守大相岭,阻击清军。各州县同志军一呼百应,把守关隘,截阻文报,攻占县城。大竹李绍伊﹑犍为胡潭等会党首领揭竿而起,西昌地区彝藏同胞攻城逐官,川西北藏羌土司聚众举义。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反清斗争势如燎原。

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领导荣县独立,在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前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

四川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的先声,因为保路运动,湖北新军调入四川,致使武昌首义一举成功;而武昌起义的胜利,有力支援了四川的斗争,到11月27日,辛亥革命的大潮中,成都宣布独立,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彻底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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