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最后一次的预奏……从第一幕的二部唱起,显而易见他全没听见台上的歌唱。他把乐曲的进行延缓很多;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进行时,台上的歌手自顾自地匆匆向前。结果是全局都紊乱了。经常的,乐队指挥乌姆劳夫不说明什么理由,提议休息一会,和歌唱者交换了几句说话之后,大家重新开始。同样的紊乱又发生了。不得不再休息一次。在贝多芬指挥之下,无疑是干不下去的了;但怎样使他懂得呢?没有一个人有心肠对他说:‘走罢,可怜虫,你不能指挥了。’贝多芬不安起来,骚动之余,东张西望,想从不同的脸上猜出症结所在:可是大家都默不作声。他突然用命令的口吻呼唤我。我走近时,他把谈话手册授给我,示意我写。我便写着:‘恳求您勿再继续,等回去再告诉您理由。’于是他一跃下台;对我嚷道:‘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里去;进去,一动一动地倒在便榻上,双手捧着他的脸;他这样一直到晚饭时分。用餐时他一言不发,保持着最深刻的痛苦的表情。晚饭以后,当我想告别时,他留着我,表示不愿独自在家。等到我们分手的辰光,他要我陪着去看医生,以耳科出名的……在我和贝多芬的全部交谊中,没有一天可和这十一月里致命的一天相比。他心坎里受了伤,至死不曾忘记这可怕的一幕的印象。”申德勒从一八一四年起就和贝多芬来往,但到一八一九以后方始成为他的密友。贝多芬不肯轻易与之结交,最初对他表示高傲轻蔑的态度。

两年以后,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他指挥着(或更准确地,像节目单上所注明的“参与指挥事宜”)《合唱交响曲》时,A即《第九交响曲》。他全没听见全场一致的彩声;他丝毫不曾觉察,直到一个女歌唱演员牵着他的手,让他面对着群众时,他才突然看见全场起立,挥舞着帽子,向他鼓掌。——一个英国游历家罗素,一八二五年时看见过他弹琴,说当他要表现柔和的时候,琴键不曾发声,在这静寂中看着他情绪激动的神气,脸部和手指都抽搐起来,真是令人感动。

隐遁在自己的内心生活里,和其余的人类隔绝着,参看瓦格纳的《贝多芬评传》,对他的耳聋有极美妙的叙述。他只有在自然中觅得些许安慰。特雷泽·布伦瑞克说:“自然是他惟一的知己。”它成为他的托庇所。一八一五年时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他这样的爱花木,云彩,自然……他似乎靠着自然生活。他爱好动物,非常怜悯它们。有名的史家弗里梅尔的母亲,说她不由自主地对贝多芬怀有长时期的仇恨,因为贝多芬在她儿时把她要捕捉的蝴蝶用手帕赶开。贝多芬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的爱田野……我爱一株树甚于爱一个人……”在维也纳时,每天他沿着城墙绕一个圈子。在乡间,从黎明到黑夜,他独自在外散步,不戴帽子,冒着太阳,冒着风雨。“全能的上帝!——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岗峦上,——一片宁谧,供你役使的宁谧。”

他的精神的骚乱在自然中获得了一些苏慰。他的居处永远不舒服。在维也纳三十五年,他迁居三十次。他为金钱的烦虑弄得困惫不堪。一八一八年时他写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而我还得装做日常生活并不艰窘的神气。”此外他又说:“作品第一○六号的奏鸣曲是在紧急情况中写的。要以工作来换取面包实在是一件苦事。”施波尔说他往往不能出门,为了靴子洞穿之故。A路德维希·施波尔(LudwingSpohr,1784—1859),当时德国的提琴家兼作曲家。他对出版商负着重债,而作品又卖不出钱。《D调弥撒曲》发售预约时,只有七个预约者,其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贝多芬写信给凯鲁比尼,“为他在同时代的人中最敬重的”。可是凯鲁比尼置之不理。A按凯氏为意大利人,为法国音乐院长,作曲家,在当时音乐界中极有势力。他全部美妙的奏鸣曲——每曲都得花费他三个月的工作——只给他挣了三十至四十杜加。A按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一项,列在全集内的即有三十二首之多。加利钦亲王要他制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二七、一三○、一三二号),也许是他作品中最深刻的,仿佛用血泪写成的,结果是一文都不曾拿到。把贝多芬煎熬完的是,日常的窘况,无穷尽的讼案:或是要人家履行津贴的诺言,或是为争取侄儿的监护权,因为他的兄弟卡尔于一八一五年死于肺病,遗下一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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