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餐时,我给蕾切尔谈了她这次醉酒晚归的后果:感恩节前不得外出,不许约朋友出去玩,不许去商场,更不许夜间外出,尤其是周末的时候。她得为自己撒谎的事情给希尔森夫人写道歉信,还得每周两次到施粥所当志愿者。

“那‘科学俱乐部’呢?”她问。“就要学化学了,我还能去吗?”

我想了想。“可以,这个允许。”

她立刻眉开眼笑,将麦片粥喝了个精光。我曾想象着她在满是灰尘的地下室里度过少年时光的情景:玩弄晶体管、晶体检波器和二极管。不过,嘿,如果这意味着她不去参加狂欢派对或是在公园里喝醉,我倒宁愿再奉送一套化学试验器械的。

送她上学回来以后,我换上黑色加菲尔德马克思套装,朝市中心驶去。高速公路正堵车,其时天色昏暗,阴云笼罩,寒风刺骨,残叶翻飞。11月已经降临;来年4月以前若能见到太阳,那就算幸运的了。

90分钟以后,我走进了戴尔·里迪的办公室。这次她身着灰色套装,款式和上次那套藏青色几乎一模一样;不过,今天她要么是衣服颜色不好,要么就是没有睡好——反正看上去比英国人通常的肤色更显苍白。

“你好吗,艾利?”她转过办公桌,走上前来和我握手。

“很好。你呢?”

她领我到咖啡桌。“我现在急需看到计划书。”今天没有闲谈。我找出自己准备的那份,纳闷着究竟是什么事情让她不安,但心里明白自己不能问。

“我自认为做得还不错,”我说。“但的确还有几个问题,都标上了星号。”

她接过计划书。“我这就看看吧。”

她看的时候,我四下望了望。她将儿子们的照片挪上了另一只搁板,那些日报则码在一张椅子上。跑鞋则不见踪影。难道冬天她就不跑步了?

“这段很好。”她指着第2页上的一段。“尤其是关于我们领导者作用的内容。”

这本来就是你灌输给我的,我原想这么回答。“谢谢。”

她将文件翻着看完。“不错。我想这个就行。当然,我得拿给特里布尔看看,再花点时间……”

“特里布尔?”

她手指朝门那边点了一下。“我的上司。”

我记起那个年纪较大、头发灰白的男人;他神情冷淡,甚至有点爱责备人的样子。我的表情肯定暴露了自己的顾虑,因为她接着说,“哦,不用担心。他放手让我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到了下午他通常都要醉倒的。”

我们会意地对视了一下,然后她转向最后一页。“咱们来研究研究预算的事儿,好吗?”

我清了清喉咙。“不知道你是想让我从芝加哥带人员过去还是在那边找。怎么都行。”我朝前探了探身子。“也不知道你想在后期制作上投多少钱。”

“后期制作?”

“就是编辑和特效,还有复制。但特效是主要考虑事项。如果我们……”

“复制?”她轻轻敲着铅笔。“我们要复制什么?”

“我们得知道——在某个时刻——你们打算要多少份成品拷贝。我们要用到复制服务,依据你们订购的成品数量享有不同折扣。我这里做了个列表。”我指着页底的排列项。

“哦,明白了。”她朝我苦笑了一下。“不过请告诉我。你们对未完成录像带做多少拷贝?”

“未完成?”

“你们在现场拍摄的那些录像带。”

“你是说我们在现场拍摄的原始带?”

她点点头。“如果你们这么叫的话。”

我耸耸肩。“原始带我们通常不做拷贝。大多数客户对原始素材不感兴趣。他们只想得到成品。”

她皱皱眉头。“可我在电视上不是听说你们做了一个录像带拷贝吗?”

我克制自己不要发作。“那是给水区做的录像带。那……那是个特殊情况。”

“你们什么都给他们做了拷贝吗?”

“没有。他们的原始带我们都还给他们了。至少绝大多数还了。”轮到我皱眉头了。她问这个是要干什么?“不过录像带是你们的财产。如果你们认为要用到拷贝,我很乐意给你们做。”

“呃,好了。我也不能肯定。”

“绝大多数客户都想让我们保存录像带。这样他们就会有安全感,不担心会遭到损坏。”我说过后缩了一下脖子,但戴尔已经扬起了眉毛。

我竭力改口。“呃……水区的情况不合常规。算是个例外。”

“确实如此。”她的眉毛平展了。“不过,你们将所有原始带都还给他们了?”

“不是所有。出于安全原因,他们只想要显示过滤厂和抽水房运作情况的那几盘。”

“当然。不过……”她顿了一下。“……你怎么能在审判时用到那盘带子的?”

空气中传来沉闷的丁零零的声音。

“该死。我以为关了。”她拉开抽屉,拿起一部手机,看了看显示屏,然后关掉开关。“对不起。刚才我们说到哪里了?”

“没什么。其实,审判时播放的那盘带子,本来就不必归还。那只是一场情景再现,还请了演员,还用了几十年前的服装。我们只是拍摄了内景。也许我们本可以在一个旅馆房间里拍的,没有人会知道其中的区别。”

她笑了。“可不管怎么说,你们最后还是做了拷贝,好在审判过程中使用。”

“是的。”我对她提这些问题感到迷惑不解,但她是客户啊。

“这么说,你们做了多少……”

她的办公电话响了。“老是响个不停。”

她回头看看我。“我让秘书接。也给她点事情做,省得一天只晓得看《国家问询报》。”

但电话响个不停。她不耐烦地看了看电话,然后拿起建议书,用纸边在桌子上敲着。终于,电话铃声不再响了。她摊开计划书,双手紧扣。

“好……”

我正要接着说下去,突然听到敲门声。“什么事?”

门开了一道缝,一个黑发女子探进头来——肤色更黑。“对不起,里迪女士,有一位萨姆先生说现在得跟您通话。”

戴尔紧绷下巴。“跟他说,我给他拨回去。”

“他执意要您接。”

“拉维尼娅。”戴尔冷冰冰地说道:“我跟你说了——我给他……”

那个女人紧张不安起来,那表情在说,如果你再不接听,可不是我的责任。

戴尔明白了她的意思。“哦,不要紧。我来接这个该死的电话。”

拉维尼娅退了出去,看起来是如释重负。戴尔跺着脚走到办公桌前。“白痴。连怎么过滤电话都不会。”

我在座位上扭了下身子。

她拿起听筒。“什么事?”顿了一下。“不。”又顿了一下。“对。”

我站起来,信步走到窗前,尽量离她远一些。只见云层已然升高,天空依旧阴暗。这间屋的窗户比大多数办公室窗户都要大,如果我紧贴窗玻璃,尽管窗户是面向南方的,也能看到东西两个方向。西边是卢普区的核心,由各种不规则形状的建筑拼合在一起,甚至还能看到从肯尼迪高速与丹·瑞安高速交叉口向西延伸的艾森豪威尔高速公路。任何一条,都是数百万人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

“听我说。”戴尔的声音变得更为焦躁。“我来处理。不用担心。我会给你回电话。”

我朝另一边看去。那一连串不断变动的黑点,就是湖滨大道上的车辆。今天的密歇根湖呈现出炮铜色,空寂而寒冷。我将前额贴在窗玻璃上,刚好能辨认出远处的抽水房。如果我将脖子朝左边再伸长一些,或许还有可能看到海军码头。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窗玻璃边有个什么东西一直沿着窗户延伸。起初,我以为那是条裂缝,便伸出手指去摸,但感觉到的是个隆起的东西,而不是平滑的。我用一只手指从头摸到尾——原来是一根纤细的电线,包了透明绝缘层,用带子捆扎在窗户上。它很不起眼,若不专门寻找,是不会注意到的……

我退后一步,用双眼将它经过的路线打量了一番。

电线下行到地板,穿过地脚线,转过墙角,到了戴尔的桌子后面。我抬起头。戴尔正看着我,手里握着听筒,可当她看到我在看她,就猛然将眼睛看向一边,把听筒放在了电话机座上。

她没有说话。我也没吭声。

蕾切尔的“科学俱乐部”老师说,天线的位置很灵活,放在哪里都行。可在回家的路上,我纳闷戴尔·里迪的窗户里怎么会有一根天线。难道那里有无线电装置?石油公司和抽水房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当然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或许戴尔有个短波收音机。或有个业余无线电装置。或许戴尔用它来和留在英国的儿子们保持联系。母子相隔万里之遥,有点空就鼓捣些这样的东西,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不过,设备的其他部分呢?她为何对此一言不发?因为从我发现天线时她的表情看,显然我不应该看到那东西。回想起来,我们整个会面过程中她的举止都很奇怪。关于培训视频的讨论只是敷衍了事。初次见面时的热情不见了踪影。她唯一感兴趣的,就是那些录像带的复制情况。

我回想了一下我们的谈话。她似乎搞不懂原始带与剪辑带之间的区别;她不停提到水区录像带,想知道我们做了多少份拷贝,我是否归还了原始带。

我胸口一紧——她是在不停地询问在抽水房拍摄的录像带的复制情况!那盘被无线电频率干扰损坏的带子!

我驱车向西,行驶于安大略街上。那些熟悉的地标建筑都笼罩上了不祥的气氛,显得比先前更加昏暗,更加庞大笨重;街上的车辆,无论是小轿车还是货车都开得更加野蛮,行人也斜睨着眼睛,样子吓人——那盘录像带怎么就他妈的那么重要?

先是勒琼来问。现在是戴尔·里迪。而戴尔的窗户上有根电线,还有一条通向抽水房的径直视线。

回到家后,我翻出勒琼的名片,拨了他局里的电话;语音信箱响了起来。我留下一条信息,说是得跟他谈谈与戴尔会面的情况。两小时以后,我依然心绪不宁。

到学校接了蕾切尔返家的路上,我假装考考她,实则技术咨询。

“宝贝儿,记得你们‘科学俱乐部’老师在家长日那天带去的那些无线电吗?”

“当然了。”

“它们是干什么用的?”

“哪些?”

“不是有个叫信息包的东西吗?”

她点点头。“哦,拿东西太棒了。”

“为什么?”

“一旦将它和电脑相连,你就什么事情都能做了:传输语音、数据啊,发送信号让事情发生啊。”

“真的?”

她猛然转过身。“家长日那天把这些都告诉你们了,你没有听吗?”

“我听了,你表现得很棒。”

她点点头,似乎这恭维话理所应当。我接着将车停进车库。

“不过有个事情要请你讲一下,蕾切切。如果你想的话,能用无线电只发送一个信号吗?你知道,一次只是一下?”

“当然能了。”她指着车库门的开门器。“那个东西就是那样的。”

“明白了。可你还是得要有一根两个点之间有视线的天线,对吧?即便只是一个信号的情况?”

“嗯,咄。”

我上楼去换衣服。套服挂起来以后,才感觉到舒心自在了,不禁反思起来。我可能想多了。要是那根电线不是戴尔的呢?如果是先前使用那间办公室的人留下的呢?她来美国的时间并不长。又或许她的前任喜欢短波或业余电台,而戴尔搬进这个办公室以后,一直没有时间拆掉它呢?

而且,就我所知,戴尔今天的表现可能和工作有关。天知道她是不是处在一个压力巨大的环境之中!要么就是她陷入了政治上的麻烦。这样的事不足为奇。积极投身工作的女下属胜过了上司。可要是这个上司是个老派男人,你猜猜,会是谁受到不公正对待?

我穿上牛仔裤和圆翻领毛衣,来到外面耙树叶。福阿德好久都没来了,草坪上落了厚厚一层树叶,湿漉漉、沉甸甸的,并且沾带些黑腐物,耙起来就像挪石头。我清理了一片草坪,将枯叶装进袋子,然后拖进车库。半个钟头还不到,身上就开始出汗,双手感到刺痛。我只好回到屋里。看来,要给那些鳞茎植物覆盖根部,使其安全过冬,还得另找时间。

回到厨房,恰好遇到蕾切尔猛地打开冰箱,抓起一罐汽水,一把扯下拉环,一口气喝得只剩半罐;接着打了个又长又响亮的嗝儿。

“好爽。”一股寒气朝我飘过来,我连忙关上冰箱门。

“唔……”她又痛饮了一大口

。“对了,”她边说边往外走,“你在外面的时候他给你来电话了。”

“尼克?”

她好奇地瞟了我一眼。“不。是大卫。”

“哦。”她咚咚咚地上了楼。

饭后我给大卫回电话,可他没有接。我留了个语音信息,然后浏览了一会儿电视频道。最新的消息全是报道对那个恐怖分子的审判。他自作辩护律师,怒斥美国司法体系的不公。我关掉了电视。

查看电子邮件后,我开始清理书桌。

我对家务活儿很随意;有个十几岁的女儿,也只能这样了。唯一的例外是当我感觉生活慢慢失控的时候——我会像一队清洁女工一样,在整个房子里四处出击,整理啊,打扫啊,擦洗啊,似乎家里的一切井井有条以后,我的大脑也会魔法般地跟着如此变化。

我将碎纸片、橡皮筋和糖纸掷入垃圾篓,然后将桌上的所有东西挪到一边,把桌面擦了擦。顺手拿起两本平装书,看到其中一本露出一角黄色纸片。扯出纸片。原来是从戴尔·里迪的便笺簿撕下的那张纸:酒店号码压痕、阿卜杜勒房间号。

这两者有联系吗?有可能。

仅仅几周之前,他还说自己从没听说过戴尔·里迪、甚至不知道她是男是女——我浑身陡然不舒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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