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凌丹·伽顿的那通电话前一周,学区办公室曾经收到过一个举报,只不过内容远不及凌丹讲得详细。有关方面没有立即采取行动,是因为他们经常会接到类似的举报,说某某老师和某某学生如何如何。调查的结果,大部分只是毫无根据的捕风捉影,甚至别有用心的造谣中伤。但在女老师和男学生之间发生这种离谱的事,却是闻所未闻,令人咋舌。

凌丹打电话的次日,便有肯恩地区警署来电核实情况。一位名叫帕笛霞·梅勒的女警官在电话上说,根据凌丹提供的线索,当事人之一的男孩子是七年级学生,也就是说,刚刚从肖尔坞小学毕业,升入卡斯卡地中学。但是警方查对的结果,玛莉·凯去年教的六年级班上没有叫贝利的学生。美国的中小学一共十二年,其中小学六年——一至六年级,初中两年——七、八年级,高中四年——九至十二年级。

海莱茵学区办公室也了解到了这个情况。此时,消息已经在职员们中悄悄传开,有人想起了大约八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在1996年6月19日,星期一,学校刚开始放暑假。那天半夜,正在德斯莫因码头巡夜的保安大卫·谢尔兹看见一辆家用面包车在停车场的附近转悠。车上挂的是阿拉斯加州的牌照。车开得很慢,歪歪扭扭的,几次倒车时,后轮都骑上了人行道,或碾进路旁的花圃里。大卫怀疑司机酒后驾驶,遂用步话机召来了德斯莫因警署的巡警。

很快,面包车离开了码头,仍是歪歪斜斜地开到不远处的“安东尼家常菜”餐馆,绕着餐馆转了几圈之后,在停车场筑有围栏的角落里熄了火。

两名巡警陆续赶到,他们先和大卫一起站在黑暗处观察了一会儿。昏暗的路灯下,车上似乎空无一人。过了十几分钟,一个女人从车的后部坐起来,移至驾驶座。

巡警一左一右地朝面包车包抄过去。距离大约10英尺处,他们一齐打开手电,亮出警徽。透过驾驶座的窗口,巴勃·契达看到了一位模样极标致的年轻女子,亚麻色长发,橄榄绿眼睛。巴勃拉开车门,见女人身穿长长的T恤衫,底下露出一圈短短的薄呢裙,光着脚。女人不肯下车,也不肯回答巡警们的提问,过了半日才说出,她叫玛莉·凯·莱图纽,是肖尔坞小学的教师,家住诺曼底公园。

巡警们将电光射向后座,但见座椅的靠背已经全部放平,做成了一张床的样子。一个男孩蜷缩在“床”上的睡袋中,一动不动,任凭巡警们如何叫如何推都不待睁眼。巡警们只得再次转向玛莉·莱图纽:“你和这个男孩子在车后面做什么?”罗伯特·柯林斯问。

玛莉·凯说,威利·伐拉奥——那个男孩的名字是她的学生。他母亲今天上夜班,委托她照顾孩子一晚上。威利本来是要在莱图纽家过夜的,但是一个多小时以前,玛莉·凯和她的丈夫思蒂文·莱图纽因为什么事大吵了一架,她就带着威利出来了。

“我想教训教训他,”玛莉·凯说,“所以决定要在外面等到他上班以后再回去。”玛莉·凯又解释说,思蒂文在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管理行李,上班的地点是西塔机场。他这个星期上早班,每天凌晨三点半离家。“我们俩只是想在回去以前稍微打个盹儿。”

“你的年龄?”巴勃·契达问,一面作着记录。

“32岁。”玛莉·凯说。

巴勃再次将手电朝玛莉·凯脸上晃了晃,觉得她看上去不到32岁。

“他呢?”巴勃用手电指了指睡袋中的男孩。

“18岁。”巴勃想,他看上去也不到18岁。

德斯莫因在白色中心南面约15分钟的车程,中间隔着诺曼底公园。罗伯特·柯林斯马上打电话给诺曼底公园警署,请他们派人到莱图纽家查对。20分钟后对方回复说,莱图纽家没人接听电话,也没人应门。

威利·伐拉奥终于“醒”来了。巡警们让他穿好衣服,说要带他去警署。在事情弄清楚以前,他们有责任“监护”未成年人。玛莉·凯竭力反对,指责警察们小题大做。她说她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也是伐拉奥家的朋友,她和威利并没有在车后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巡警们说,你讲的故事听起来固然无懈可击,但你们的装束却颇有些令人生疑。

玛莉·凯开着面包车跟到了警署,她说伐拉奥太太既然将孩子托付给了她,她就必须对威利负责。在警署办公室里,小伙子告诉警察们,他今年14岁,因为尚不满16,所以没有任何证明身份的证件,如驾驶执照等。他说莱图纽夫妻吵架的时候,他正在莱图纽家。玛莉·凯的丈夫思蒂文讲了一些话让他很不高兴,一赌气他就跑出来了。他跑到莱图纽家附近海景街的QFC商店时,玛莉·凯开车追上了他,然后两个人一起去了德斯莫因码头。他们真的什么都没干,只是因为太困了,就在车后面迷糊了一会儿。

警察们打了好几通电话才辗转找到威利的母亲松娜·伐拉奥,她正在普拉希面包房上夜班。松娜听完警察的报告一点也不觉得惊讶,她说她非常信任莱图纽夫人,“只要威利和她在一起,就没有问题”。她要求警方立即将威利交还给莱图纽夫人。

因为无法获取确凿的证据,德斯莫因警署不得不在当日凌晨4点左右,放走了玛莉·凯·莱图纽和威利·伐拉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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