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戚们当时都以为,这不过是这对情侣表达爱情的方式。

麦克缪伦一家也备受着煎熬。他们从渥兹堡为勃莱恩请来律师理查德·派司,不久,便从律师那里传出话来说,所谓勃莱恩·麦克缪伦谈到用头砸伤亚蒂安的头部,实际上只是在重复办案人员的问话。

另一方面,警方也始终无法从勃莱恩口中获得他们想要的“交代”。他们将小伙子关进大草原警署的禁闭室,那是一个只有2米高,2米长,12米宽的小房间。没有床,没有毯子。水泥地中央挖一个坑就算是犯人的马桶。据勃莱恩后来说,禁闭室的墙上遍布干涸的口痰、鼻涕、血迹,以及呕吐的秽物,电灯24小时通亮。按照有关规定,被惩罚犯人在这种地方关闭的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但勃莱恩在那里度过了整整四天。四天里头,他甚至没有足够的水服药,还经常挨饿。然后看守就对着门上的小窗口说,如果你承认自己是杀害亚蒂安·琼斯的凶手,我们就给你汉堡包和炸薯条,或是睡觉的床垫子。办案人员也不允许勃莱恩给家里打电话。当小伙子要求请律师时,警察们说,如果你是无辜的,就用不着律师。

至此,专案组唯一的指望就是那辆铃木牌卡车了。在勃莱恩被捕的同时,警方也拖走了他的车,以查找种种亚蒂安曾在车上的证据:发毛、衣服上掉下来的纤维、甚至血迹等等。待勃莱恩在监狱里孤零零地过完了圣诞节和新年,查验结果出来了。泰兰特地区犯罪现场实验室宣布,他们没有在铃木牌卡车和麦克缪伦家中发现任何与本案相关的线索,也没有搜到作案工具,如手枪、子弹或头类重物。

同时,理查德·派司与有关方面接洽,为勃莱恩安排了一次测谎实验,小伙子顺利地通过了,并且如地区检察长办公室主持本案的助理检察长亚伦·列维所指出:“他不是勉强通过,而是差不多完全通过……我们问了他三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我相信,勃莱恩·麦克缪伦与亚蒂安·琼斯命案毫无关联。”

就这样,在美国人阖家欢乐的圣诞节长假期被囚禁了三个多星期后,勃莱恩·麦克缪伦的案子于1996年1月7日撤诉。

但办案人员们对检察长办公室的决定不服,他们坚持认为勃莱恩·麦克缪伦就是本案的真凶,坚持对勃莱恩的调查将继续进行。勃莱恩的律师理查德·派司闻听此言后据理反驳道:“没有任何证据指向我的委托人……警方在本案调查中的所作所为粗劣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如果大草原警署确实希望有朝一日在法庭上见到勃莱恩·麦克缪伦,那便是作为被他起诉的对象——非法逮捕和侵犯名誉。”

亚蒂安·琼斯谋杀案从此逐渐降温。到1996年5月,当地的报纸上几乎再也看不见任何关于本案的报道或文章,仍在孤军奋战着的,只有受害人的母亲琳达·琼斯。她打电话给《沃斯堡星报》说:“我感觉警方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他们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找到了杀害劫夫·多利特的凶手(1996年3月的案子——笔者注),他们抓到了那么多的杀人犯和抢劫犯,比如那个出租汽车司机,为什么就抓不到杀害我女儿的凶手?这个案子有什么特别吗?有什么与众不同吗?安迪·可林的案子(发生在同年2月的谋杀案——笔者注)两天就破了,为什么我们的案子就始终破不了?”

和所有的母亲一样,琳达·琼斯也有无穷无尽的懊悔和自责:“直到警察向我了解情况,我才发现,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我对自己的孩子竟有那么多的‘不知道’。尽管我关心着亚蒂安生活起居衣食住行的每一个细节,但我却不知道她每天都在和什么样的人交往,不知道她的朋友们都是谁,不知道她课余和周末都在干什么,甚至不知道她有什么样的业余爱好。”

琳达·琼斯开始怀疑大草原警署对此案的重视程度和破案能力,“如果现场往这边挪动两个街区,案子就应该交由曼斯菲尔德警署办理。……仅仅两个街区!也许结果就大不一样了。曼斯菲尔德的警察了解我们,因为他们也是这个社区里的成员。而且,所有的公众压力都来自曼斯菲尔德,大草原警署实际上是感受不到的。”

事到如今,大草原警署也有了同感,恰克·沙契们甚至希望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接手过这桩案子。12月15日勃莱恩·麦克缪伦被捕以后,丹尼斯·克莱和丹尼斯·梅耶就不再到曼斯菲尔德警署上班,现在小伙子被释放了,两位警探也没有打算要搬回去。他们只是每周一次和曼斯菲尔德的同行们讨论一下案子的“进展”,而更多的时候,则是讨论案子的“没有进展”。

琳达·琼斯相信这个谜团的答案应该是在曼斯菲尔德,“亚蒂安是曼斯菲尔德人,她的朋友们都在曼斯菲尔德……我敢打赌,假如有朝一日真凶落网,他一定是她认识的人。但是直到现在,那个人还在大街上逍遥,还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但愿罪恶感能将他的灵魂活活吞噬。”

这篇电话采访发表在《沃斯堡星报》上,戴文·格兰蒙读到了。他后来说,从那时起,琳达·琼斯的最后一句话就浸透在他的骨子里,令他昼夜不宁。

很快,扎摩拉家的亲戚们便感觉到,戴文和黛安娜的形影不离并不只是爱情使然,他们好像有意要避开众人,或者说,戴文一直在监视着黛安娜,不许她与外人接触。不过,一直到后来,亲戚们才领悟到了戴文此举的真正意图和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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