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天的庭外辩论,最后由司肯纳法官总结为对两方被告的四个相似的问题,每个问题虽然都只有一个句子,但其中却包含了若干的分句、从句和逗号等等。譬如第一个问题:

综合考虑双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你是否认为,在1968年8月27日以后,比却斯集团的下属企业在它所拥有的土地上排放了三氯乙烯、四氯乙烯和/或1,2,反式二氯乙烯,并且,这些化学污染物在1979年5月22日之前对G号井和H号井造成了污染?(请对问题中的三种化学污染物分别作出回答。)

因为杰克·瑞勒在法庭上作证时说,他本人是一直到1968年8月27日,他自己请的工程队凿地钻井时才知道,J·J·瑞勒皮革厂的地下水位因G、H二井抽水而下降,司肯纳法官因此而要求陪审团不必考虑皮革厂在1968年以前的行为,也不必考虑原告方提交的有关1968年以前的种种证据,如州卫生部工程师A·C·博尔得1956年7月12日的报告,因为“不知者不为罪”。对于W·R·格拉斯公司,这个日期是1964年10月1日,即G号井首次启用之日。也就是说,两家公司在这些日期以前对自己的地盘、从而对地下水造成的污染统统不算数,因为他们并没有如简恩·希莱曼在他的开场发言中所指控的那样:“这些大公司,他们明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也明知道他们这样做会祸及他人,但是,他们却照做不误。”

可以想象,面对这样的八个问题,陪审团很难在短时间内作出裁决。有记者后来评论这些问题“就像是有人把它们从英文翻到了日文,又从日文翻回到英文”,晦涩难懂自不必说,连念起来都很费劲。

而简恩·希莱曼更是觉得,他前后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呕心沥血、倾家荡产准备的案子,如今已被几个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法庭老手搞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先是司肯纳法官划分的两个阶段,然后是杰罗·费歇尔在法庭上的一连串“抗议”,现在又是这些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天知道接下来还会出现什么样状况?

更重要的是,陪审员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这个案子的全部,没有看到那些真正的原告或受害者们,他们能作出什么样的裁决?

有生以来第一次,简恩感到力不从心,感到束手无策。简恩变得不自信了。

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早上8点半,简恩·希莱曼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了。对方自称是一位警察,说简恩已拖欠保时捷跑车的银行贷款数月,除非他能马上付清欠款9203美元,否则这位警察将在半小时内登门收车。

简恩这才想起来,詹蒙·戈登几个月前曾经给他说起过这件事。他赶紧给詹蒙打电话,没有人接。

警察准时摁响了门铃。简恩带他到了车库,又将车钥匙交到他的手上,然后自觉地站在一旁。警察很熟练地掏出一把改锥旋下牌照,又抖开一条绿色塑料垃圾袋收拾属于简恩的个人物品。在保时捷的后座上,警察看见一叠法律文件,封面上写着“安妮·安德森等诉W·R·格拉斯公司等”的字样,他把文件也捡进了垃圾袋里。警察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汉子,经验告诉他,在执行这类公务时,没有多少人会对他表示出热情,但他还是按捺不住地好奇:“你是律师?”

简恩点点头。

“这是你的案子?”

简恩又点点头。

警察说,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访谈节目《60分钟》里看见过这位安德森女士。警察把垃圾袋递给简恩,请他在一张单子上签了字,然后很费劲地把自己的大块头塞进驾驶座里,点火,换挡。警察抬眼看着简恩,摇摇头:“挺棘手的吧,这案子?”

简恩笑了笑。

“那就,祝你好运了。”

保时捷拐过街角,消失了。简恩对自己说:来得容易,去得容易(Easye,easygo)。

两天后,传出话来,说经过两个星期的审议,陪审团终于作出了裁决。

简恩·希莱曼赶到法庭时,众多的记者们已经先他而到。司肯纳法官展开陪审长交上来的一张条子,看了一阵,然后非常郑重其事地宣布道,所有的陪审员都对比却斯集团的第一个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所以,比却斯集团在本案的第一阶段胜诉,不必再参与第二阶段的庭审。按照四个问题的设计,如果陪审团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则不必考虑后面的三个问题了。

杰罗·费歇尔立时绽开了满脸的笑容,简恩则把脸深深地埋进手掌中。

“至于W·R·格拉斯公司,陪审团对第一个问题中的三氯乙烯回答‘是’……”司肯纳法官依次念完所有的答案,最后说:“所以,对W·R·格拉斯公司的审理将继续进行。”和几位律师商议之后,法官暂时将第二阶段的开庭日期定在9月15日,并要求律师们在9月5日那天来法庭见他。

简恩依然一脸愁云。这一个星期以来,他一下子苍老了10岁,头发也变得花白了。临分手时,司肯纳法官试图安慰他。他拍拍简恩的肩膀,说了一句谚语:“有半袋面包总比没有强,是吧?”

简恩勉强点点头:“是。”心里却想,其实连半袋面包也没有。对于W·R·格拉斯公司的第四个问题:

综合考虑双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你认为,在第三个问题中叙及的污染从何时(同样,请给出具体的年份和月份)开始是由于该公司的不负责任和明知故犯造成的?

第一时间更新《美国8大奇案》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