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方将向法庭证明,大约在去年的10月或11月,两名被告开始炮制一宗巨大的阴谋,其目的是勒索金钱。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惜谋杀。”

罗伯特·科罗摘下眼镜,掏出一张手帕仔细地擦拭。后来有《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报道说,在整个开场发言中,科罗检察长共擦拭眼镜“50次”。现在,检察长走到靠墙摆放的证据台旁,逐件审视着排列其上的物证:纳森在现场丢失的眼镜,从湖底捞起的残破不全的手提式打字机,深蓝色威利骑士牌轿车中被鲜血浸透的脚垫……科罗检察长展开一封信念道:

亲爱的先生:

请马上带着盒子到列车尾部的平台。在你的右边,即铁道的尽东面,你将看到一幢高大的红砖厂房,房顶的水塔上写着“冠军”的字样。等列车完全经过了厂房的南端,你数到五,然后迅速将盒子尽可能远地扔向东面。

切记,这是拯救你儿子的唯一机会。

你的忠诚的

乔治·约翰逊

科罗检察长解释说,警方是在每天下午4点整开往印第安纳州密执安城的列车上,最后一节车厢的信号箱里找到这封信的。

科罗检察长继续道:“我方将向法庭证明,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伊利诺伊州的库克地区。然后,待公诉方听证结束,被告方听证结束,而且双方的总结性发言结束之后,我们将以全体伊利诺伊州人民的名义,以母亲们和父亲们的名义,以伊利诺伊州所有孩子们的名义,要求法庭对这两名冷血的、残忍的、邪恶的刽子手处以极刑。”

克拉任·达偌代表被告方的开场发言只有5分钟:“我们将坚持认为,法官大人,这桩惨案,如同所有的杀戮一样,已经非常血腥,非常暴力了。如若再将两名如此年纪的小伙子送上绞刑架,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绞索直至他们咽气,这无疑将只会增添整个事件的血腥与暴力,而不可能让勃比·范克斯死而复生,或使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更加和平安定。”

那天休庭之前,公诉方传唤了15名证人。公诉方的策略是,尽可能详尽地、生动地向法庭展示纳森和理查德作案过程中的各个方面和所有细节,以加深法官对事件恐怖性的印象,达到将两名被告刻画为杀人恶魔的效果。

尽管如一名《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在其报道中所形容的,“绞索就在他们的头顶上晃悠着”,第二天一早,纳森和理查德仍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对于今天,我们抱有一个巨大的希望,”理查德一本正经地向记者们宣布道,“里奥普先生和我经过长时间的分析和讨论,最后达成了一项共识。我们只有一个愿望。我们衷心期望:今天比他妈昨天凉快。”说罢开怀大笑。

本案庭审期间,共有81位证人为公诉方出庭作证,其中包括勃比·范克斯的父母和叔叔,发现尸体的托尼·曼考斯基与铁路信号工们,参加办案的警方人员和验尸官们,出售给两名被告那些绳子、凿子和盐酸等等的商店职员,以及来自默尔逊饭店、海德公园州立银行、租车公司、凡德波格与罗斯药铺、火车站等处与纳森或理查德打过交道的工作人员们。公诉方不仅想要证明两名被告绑架杀人,还要证明他们在事前曾精心部署,以使自己能逃避惩罚,还要证明他们的作案手段十分残忍,而且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毫无悔恨之意。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希望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可以促使约翰·加维利法官作出死刑的判决。

被告方显然明白对手的意图,所以在公诉方的整个取证过程中,克拉任·达偌几乎不作任何交叉提问,以免因重复而加重证词的分量,使人们对具体的案情刻骨铭心。但有一次例外。一位名叫詹姆斯·戈兰的警探作证时,提到他与纳森·里奥普在6月1日晚上的一次谈话:“我问:‘你的律师们将如何为你辩护?’他说:‘这要看我父亲和律师们的意思。如果他们希望我被绞死,我就作无罪抗辩,陪审团自然会判处我死刑。或者呢,我要是想终生监禁,就在一位友好的法官面前承认有罪。”

克拉任闻听此言立即转身紧盯着纳森:“你是这么说的吗?”

“我没有!”纳森低声叫道。

次日,待詹姆斯作证完毕,克拉任开始了他在本案中唯一的一次交叉取证。

“当时在场的还有谁?”

“没有别人,只是我和他。”

…………

“你跟他谈了多久?”

“就一小会儿。”

“有笔录吗?”

“当时没有。”

取证继续进行。詹姆斯·戈兰说,他曾将此次谈话中关于“友好法官”的部分告诉过其他警察、记者、亲友,甚至“大街上的市民们”。

“你还告诉过检察长办公室的其他人吗?”

“是的,我给科罗检察长写过一张条子。”

…………

“就是这张你亲笔写下的条子吗?根据你刚才的证词,这是星期四才写的?”

“是的,先生。”

“也就是说,前天?”即7月24日,被告方撤回“无罪”抗辩之后。克拉任·达偌逼视着警探:“你知道吗,你的这个‘友好法官’的故事纯粹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大有恫吓法庭之嫌?”

“我不知道,先生。”詹姆斯·戈兰汗如雨下,但显然不光是因为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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